九品中正制是由曹操推行的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曹操非常喜爱人才，所以为了能在民间选拔出治国之士，所以推行了这么一套划分等级的制度。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相比，后者会更加公平一些，因为察举制一般都是走后门的比较多，而九品中正制是把每个人都要分等级，这种公开的选拔是做不了假的。这次就为大家介绍下九品中正制的发展史，可以说九品中正制影响了后代对于民间人才选拔的思路。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
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称“簿阀”﹑“簿世”，指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一首《曹操》唱出了一代“枭雄”曹操传奇的一生，其实在我的心中，曹操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是之后一切历史发展的开启者与奠基者。一部三国演义炒火了易中天式的教授，但仍不能改变《三国演义》妖魔化的诸葛亮形象及残忍奸诈的曹贼形象的深入人心。但在陈寿的笔下，所谓的“曹贼”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相信《曹操》的词作家林秋离在写下歌词时并不知晓曹操“唯才是举”也是九品中正制的原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都洛阳，是为魏文帝。为了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曹丕接受了颖川士族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度。
【九品中正制创立时间的讨论：柏杨先生是肯定其创立在“曹魏帝国建立”之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是这样认为的。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继为魏王，他基本上遵循曹操关于选举的主张，并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详见《中国史纲要》二册第10页)《辞海》“九品中正”辞条也称：“东汉末，曹操当政，提倡‘唯才是举’。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人士，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谓之‘九品官人法’，仍保持曹操用人‘不计门第’的原则。(《辞海》63页)】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与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首先，这一制度起于魏延康元年，但其萌芽很早便有了：汉时开始有人以品区别官位人德值高低，曹操时期更是开始普遍“魏武始基，全立九品”。
九品初创时在州郡两极设中正，在县级是不设的。另外，州中正设立时间较晚，在其设立以后，开始称为大中正，相应的郡级中正为小中正。
在陈群初创到司马懿设州中正这段时间内，中正评定品级时多注重乡论，因此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的作用。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创立之于本有恢复察举制的想法，更重要的，早期的世家大族与中央政权在权力的磨合上还不甚成熟。
司马懿初掌权，深感中正依乡论之评定不能够照顾到世家大族，要求废除。废之不成，而出于为后世夺权扫清道路的想法，司马氏又不得不对世家大族进行讨好;最后，他便委曲求全加设州级中正以修改之，而州中正的人选多出于世族，于是九品中正制始成为维护世家大族利益的工具。 中正选举开始门阀化，在入晋以后门阀化的历程最终完成。
始于孙权，历孙亮孙休孙皓而不废直至吴终，它既仿魏制又独具特色。
与魏的主要区别在于所谓的州中正吴命名为“大公平”。
产生原因如下：一、东吴与曹魏一样，其统治基础依赖当地的世家大族。东吴初至江东，如果不与江东四大姓(顾张陆朱)搞好关系则难以在东吴立足;二、 “好清议之风”在江东的影响，不亚于甚至还盛于中原。 东吴的九品中正制加速了孙权政权的江东化历程，保障了当地世家大族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兼顾到了北来流域特别是淮泗集团的政治利益。
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完善，晋以后的朝代基本上在制度上未作大的变更，一些损益的修改在此简略一提： 垄断性和封闭性是西晋九品中正制的两个显著特征。前者造成并巩固了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的地位差异;后者则通过对士族的保护和约束，使其享有不可变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这对后来的东晋南北朝奠定了基础。
东晋和南朝中正组织扩大，而州郡中正的人选上，对牒谱能力要求更高了。而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等级差别更加明显。另外，作为上层人士，开始热衷于清议，渐渐脱离了政治现实，玄学发展登峰造极。特别的，南朝时出现了一种勋品制度，即以勋品为最高品级的一种品级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九品中正制起到了补充作用(所谓九品，实际上不再含有九品，仅有上下品之别，即二品与非二品，这显然对人才和家世的评定不利)。萧梁时出现“官班”这一概念，但其实质也不过是对人才与家世的评定标准进行完善，对等级的区别加以强化。这些变化，一方面保证了社会的等级森严，另一方面加速了士族阶层的腐化及其与权力的脱离。
在北方，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有过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历史，这使得九品中正在北方得以延续。北魏时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一改中正评定皆属中央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评定的进一步门阀化，而这种创革使得品评制度更为完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吸收人才的作用，这对北魏的政权强大提供了重要力量，当然，对于民族融合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其门阀政治的总特征却是没有改变的。这种特征沿至北朝结束。
易中天(选自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三十夺嫡之争)：“当然魏国的短命的根本原因，倒不在于说是因为曹丕那个时候得意忘形了一把，这个如果算原因的话也只能算一个次要原因。那么根本的原因是制度，是什么呢?就是曹丕在称帝之前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个九品中正制的制度说起来很复杂，我简单地说，把它简单化一点，什么意思?就是做官的人世代为官。就是你如果是做官的，你的儿子也做官，你的孙子也做官，只要你祖上是做官的，你总归有官做;而从来没有做过官的人就很难做到官，这个就叫做九品中正制。那么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是和他的父亲曹操实行的 “唯才是举”这个人事政策是相反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争取士族的支持。那么那个时候东汉末年已经形成士族，你像袁绍、杨修这些家庭都是世世代代为官的，它是一个政治势力。为了争取这些政治势力的支持，曹丕实行了九品中正制。”
刘访师认为，从公元220年到280的60年间，因九品中正制破处了察举制的束缚，在选用人才上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这是它的隆盛时期。
吴霓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历史上选举制度继两汉察举、征辟后的又一变迁。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制度。九品中正制对私学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很直接的。很明显的。九品中正制在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有力控制。尽管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在于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但却无法逆转门阀专政的历史倾向，九品中正制最终还是巩固了门阀的统治。
陈清泉、郑天禄认为，由于九品中正制存在着过多的弊病，在魏晋南北朝的三四百年间，政治上纷乱不已，阶级矛盾尖锐，道德风尚败坏，这一切也是同它的实行是有密切关系的。
胡宝国认为，九品中正制应该与汉代的任子制进行比较研究，才可以更清楚它的作用。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某些差异。首先，在人数上，任子制有严格限制。九品中正制建立时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因此不可能规定高官子弟可以获得上品的人数。没有人数限制而在实际执行中又确实成为特权制度，这就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点。在此种情况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坐致公卿”。其次，汉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垄断性，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广大庶族地主以及一般的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步入清途。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
六. 结合资料我自己的一点看法
著名史学家钱穆曾说过：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尚无发现一种绝对有利无弊的制度，亦没有一种可以推行数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制度。所以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发展与衰落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在九品中正制前期其发挥的作用是其他选官制度无法比拟的。
从东汉中后期起，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实力开始增强， 政治上，两汉察举造成了一些官僚世家。经济上，世家大族占有了极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拥有巨大的财产，为其政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占有土地多少为评价的中国古代社会，世家大族通过各种方式兼并土地。 军事上，豪强趁中央政府解体之机扩张私人武装。文化上，世家大族拥有左右舆论的特权，他们特别强调儒家学说，保护自己的地位。所以察举制已经走到穷头陌路，新的制度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其产生具有必然性。
后汉的战乱时期对官员人选的要求更着重于才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士人流徙迁移，致使汉“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难以实行。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选官在动荡年代的延续。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中正官是否“中正”是关键。初期选任中正比较慎重，多数中正对士人的品第也比较认真，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东汉以来浮华朋党之风，扭转了选士腐败的局面，国家也能选到一些有用之才。
但是后来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职几乎全部被位居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他们品评士人，往往把门第家世作为唯一标准。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逐渐蜕变成门阀世族的政治工具。这样就堵塞了寒门士子的仕进之路，严重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那些门阀世族子弟由于前程无忧，也不愿下苦功去学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而门阀世族把持选士任官大权，归根结蒂也是为皇权所不容的。统治者的权力一旦有所巩固，必然要采取措施来加强对选士权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