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苏联解体，相信很多人都认为主要原因是叶利钦夺取一人推动的，但是在这其中还有一个特别关键性的人物，那就是雅科夫列夫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执政的时候，雅科夫列夫曾帮他鞍前马后效劳，得到了赏识。1985年戈氏上台后知恩图报，任命雅科夫列夫为宣传部长。
“民主性、公开化”这些建议就是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并得到了采纳，雅氏也就此成为戈氏智囊团里的首席智囊。
另一位大佬利加乔夫当时在主持书记处工作。开始，他和雅科夫列夫分工各司其职，合作得还算融洽。
但是利加乔夫很快就发现不对劲，报纸上到处都是攻击苏联历史和人物的文章。
苏联有它的成就，也有它的弊端，其实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全面、多维看历史才是正确地打开方式，而不是只看到阴暗的污点。
民主化、公开化的本意是分析过去的事件，建立法治以不让悲剧重演，现在却走向了极端，这里面的原因是雅科夫列夫的右倾激进主义，他一味加快进度，让戈氏的改革脱离了正常节奏。
利加乔夫是力主稳重改革的，他觉得这样不行，会出问题，包括其他一些高官也和他意见相同。他们谈论和批评这些表现，与雅科夫列夫一派开始针锋相对。
这样，在政治局里，就形成了彼此斗争的两派。
但他们谁也奈何不了对方，因为最后的决定权在戈尔巴乔夫手里。
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对一些文章和电视节目感到愤慨，但每次都是口头说说，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对于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争端，戈氏采取的是骑墙的态度，一会赞成雅氏，一会赞成利氏。
比如，1987年秋，政治局在一次会议后起草了一份文件，其中有强烈批评雅氏掌握的舆论工具“在苏联历史抹黑方面所起的反面作用”的内容，但随后这些内容被雅科夫列夫删除了。
利加乔夫愤怒了，他给戈尔巴乔夫写了封信，要求他干预，结果是最终发表的内容还是雅氏的删改稿内容。
但在1988年2月，利加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发言，明确表示他反对歪曲历史的主张时，戈尔巴乔夫却又表示了支持，政治局里只有雅科夫列夫一个人表示反对，这令利加乔夫困惑。
利加乔夫对此回忆道：
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一会儿支持我，一会儿支持雅科夫列夫。这种随机应变的做法符合这位政治家的作风。
时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博尔金是知情人，他回忆：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总是持一种非常奇怪的态度，他尽量不去干预冲突，居高临下地观看两雄相争。他没有意识到这场争斗的后果吗?当然没有，总书记甚至还不无用意地为这场争斗推波助澜，他的用意就是让他们在这场斗争中两败俱伤以后，他们就会听话了。
博尔金的话道出了一些原委，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毫无干预，因为最后雅科夫列夫的思路基本都得到了实行，并且得到了雅氏预想的结果。
有必要说说雅科夫列夫这个人，他没有叶利钦那么知名，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他的作用绝不容小觑，因为他掌控着苏联的大脑。
雅氏有个公认的绰号“难以捉摸的人”，这是对他极好的评价。
他既曾坚定支持苏联，也当过党内自由派，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当过社会主义理想的宣传者，最后当了苏联的掘墓人。
如此复杂的思想，确实难以捉摸。
苏联解体后，雅科夫列夫终于袒露了自己真实的思想，他在1994年说：
我要克服教条和教条主义，使科学回到人类生活的原本真理，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历史的鼹鼠”，要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
相比叶利钦敢言敢行的作风，雅科夫列夫的策略十分深谋远虑，他自己说，我“只能采用迂回战术，灵活智取和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
这一时期，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发起和初创阶段。对苏联来说，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戈尔巴乔夫继承的是安德罗波夫的事业，并得到了上下的拥护和欢迎。
起初，戈氏制定的计划只是加速经济发展。此后，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到1987年提出了社会生活全面民主化的纲领，这正是来自雅氏的建议。
而随后的发展，正如上文所描述，在雅科夫列夫操盘下，随着民主化、公开化的推行，出现了一种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苏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使社会失去了稳定，社会不稳定，经济改革也就难以进行。
到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化为纲领开始了苏联改革运动的新阶段。
但此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已难以控制，随着改革运动开展，各种政治势力不断涌现，并开始新的分化组合。苏共领导核心发生严重的分歧和分裂。戈尔巴乔夫以中间路线自居，左右摇摆，从此苏联改革逐步陷入各种危机并发的局面。
苏联解体后，雅科夫列夫淡出政坛，开始著书立说，他一共写了25本书，“反斯大林主义”始终是贯穿其思想的主线。
对雅科夫列夫，俄各界评价不一。反对者将其斥为“苏联掘墓人”，自由派却对他大加赞誉。
“苏联改革设计师”这一称呼，不是被冠于戈尔巴乔夫，而是雅科夫列夫，可见他影响之深远。
在他去世后，戈尔巴乔夫称，这是所有为了自由和民主斗争的人们的损失，丘拜斯等亲西方民主派则慨叹“一个时代终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