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0年前，此时的欧洲刚好是文艺复兴兴起的时代，也是我国最广为人知的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代，最远的距离抵达到了非洲，行程有数万里，创下了世界航海历史上的一次空间壮举。但是很少人知道的是，比郑和下西洋还要早上70年的时候，元朝的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开始了自己的旅程。此人叫汪大渊，第一个发现、且用文字记载澳大利亚的人，可惜一直不为西方主流认同。
01:
在探索海洋世界方面，数千年来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只是最近500余年才逐渐没落。
比陆上丝绸之路更早的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形成于商周时期，经过数千年的探索，汉朝时至斯里兰卡的航线已经非常成熟，《汉书》记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至唐朝时，《新唐书》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远至非洲。怛罗斯之战中，被俘的唐朝士兵杜环，曾游历西亚、非洲诸国，在《经行记》中讲述了亚非诸国风土人情。公元762年，杜环从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踏上回国的征程，到波斯湾后搭上了大唐的商船，随商船在广州登岸。
唐宋时期，中西方海贸非常发达，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通过海路来到中国，主要聚集在广州、泉州等地，而中国商船也会远航西亚，甚至非洲。
通过数千年的航海实践积累与航海技术发展，七百年前的中国人，已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全球性的航海探索。
02:
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
从“大渊”二字来看，汪氏或是航海家族，其字“焕章”应该出自《论语·泰伯》中“焕乎其有文章”一语。古人名与字极为讲究，通常会相互辅助，因此汪大渊的名与字大概是“大渊中有大文章”之意。
由于汪大渊是民间航海家，个人经历难入古代官史，所以史料上没有留下汪大渊的记载。汪大渊留下的唯一一本著作《岛夷志略》中，也未提供关于汪大渊身世信息，所以对他的职业、生平、家世只能猜测。
值得一提的是，南昌虽是内陆地区，但在中国古代造船与水运史上的地位却不低。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命令洪州(南昌)造海船，史载可载六七百人或500吨货物。南宋时期，南昌所造的“杨么车船”则可载上千人。明朝永乐年间，江西工匠曾参与郑和宝船建造。因此，汪大渊能成为航海家，或与家乡发达的航运业密切相关。
虽然汪大渊个人信息一片空白，但《岛夷志略》这本书却给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得以见证了中国古代航海辉煌。
03:
泉州，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海贸港口之一，更是元朝最大的外贸港口。
1330年，汪大渊第一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
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远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1339年返回泉州。
每到一地，汪大渊都留下当地地理、政治与风土人情等较为详细的记载，第二次回国之后，汪大渊将其整理成《岛夷志》一书，之后再未出海。由于元末战乱，《岛夷志》一书大部分散失，明朝后终于失传，但汪大渊根据《岛夷志》节录而成《岛夷志略》却流传了下来。《岛夷志略》节录了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700年前世界历史地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通过汪大渊路线可知，郑和走过的路，汪大渊基本都走过，而汪大渊走过的部分路段，郑和却并未走过，比如摩洛哥、澳大利亚等地。
04:
关于澳大利亚的第一发现者是谁，欧美学界一直颇有争议，但主要争论的是西班牙航海家托雷斯(1606年发现)、荷兰人威廉姆·简士(1606年发现，被西方人为首次记载澳大利亚)、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1770年)三人，而汪大渊一直被无视，至少不被主流认同。
《岛夷志略》中澳大利亚的见闻有两节：一是麻那里，二是罗娑斯。当时，中国称澳大利亚为罗娑斯，根据马来语(marani)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大利亚是地球最末之岛，又称之为“绝岛”。
著名教授韩振华考证指出，麻那里一名是马来语Maharani、Marani的对音，意为女人国，其地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附近。
1，“石有楠树万枝，周围皆水，有蚝如山立，人少至之”。澳大利亚特有一种火焰树，与中国的“楠树”比较相似。“周围皆水”符合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的地理情况。“有蚝如山立”，指澳大利亚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
2，“有仙鹤，高六尺许，以榖为食，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容仪可观，亦异物也。”汪大渊介绍的“仙鹤”，非常贴切澳大利亚的澳洲鹤，这种澳洲鹤仅见于澳大利亚东部、北部和新几内亚低地。
3，“界迷黎之东南，居垣角之绝岛”。古代罗盘24字，即东“甲卯乙辰巽巳”，南“丙午丁未坤申”，西“庚西辛戌乾亥”，北“壬子癸丑艮寅”，其中并无“垣角”，学者廖大珂认为“垣角”乃“坤角”的误写。由于坤字角位于217.5-232.5度之间，从泉州出发，澳大利亚正好位于“坤角”位。
总而言之，《岛夷志略》中的麻那里，种种记载与澳大利亚北部地区高度符合。因此，学者韩振华、廖大珂等认为汪大渊去过澳大利亚，比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托雷斯发现澳大利亚早了300余年。
西方学者一直不承认汪大渊发现了澳大利亚，争执在于对“麻那里”的分析。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美国汉学家柔克义等认为，麻那里应该是在东非，而不是澳大利亚，但没有提出立论理由。
不过，尽管西方不承认汪大渊记载的是澳大利亚，但对于《岛夷志略》这本书却高度重视。1867年之后，尽管西方已经主宰了地球，探索了地球绝大部分地区，但《岛夷志略》依然给了西方诸多帮助，于是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西文学者称汪大渊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承认汪大渊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