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很多人都叹息崇祯对于明朝来说出现的太晚，就算他有励精图治的决心但朝政根基已经腐朽，他一人很难改变现状。崇祯皇帝毕竟不是神，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虽然他大力铲除阉党，使得朝堂一改往日的风气，但魏忠贤势力的浇灭，却使得文官集团逐渐膨胀。这对于崇祯皇帝来说，又形成了另一个问题。崇祯想要挽回大明基业，可能需要给他第二次机会。
1.培植下一个“魏忠贤”，对抗文官集团，给自己挡枪
如今许多人都说，崇祯诛杀魏忠贤是一个巨大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大明帝国灭亡，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魏忠贤嚣张跋扈，擅权自为，不利于新皇崇祯树立权威，被收拾是必然结果，可不能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打压得太过，让其喘不过气来。为啥呢?道理很简单，宦官是依附于皇权的寄生物，与皇帝站在同一条战线，是对付文官集团的一把利器。
文官集团，自我标榜孔孟后人，常以“劝谏”为名与皇帝对着干，干扰政务推行，有时还以辞职威胁，消极怠工，迫使皇帝让步，崇祯就深受其害。所以，崇祯不能将宦官集团往死里打，不能事事依着东林党，受其摆布，而是应该培养下一个“魏忠贤”，让其与文官集团对着干，为自己挡枪。如此一来，既可以避免与文官集团直接冲突，又可以让文官集团出于利益考虑，支持皇帝决策，以增强对付宦官筹码。换句话说，崇祯应该用“平衡术”，不能过度打压一方，也不能过度重用一方，尤其是后来被证明遇到危险则变节的这帮东林党。
2.将手伸向东南，向工商业阶层征税，解决紧迫的财政问题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打仗和做事都离不开“钱”，没有钱一切都是白搭。崇祯在位17年，财政问题从来就没得到解决或者说缓解过，最后活活被“钱”整死了。例如，李自成兵临城下时，说给百万白银犒军，便撤退回陕西，还愿意出兵辽东剿灭女真，然而崇祯却拿不出这笔钱。那么，是大明没钱吗?拿不出这百万白银吗?非也，大明不缺钱，只是钱不在国家手里而是在东南富户哪里。
想想李自成进京时，短时间内从官员手中弄出7000万;高杰、刘良佐等江北军队想进扬州驻扎，市民为了免受兵扰，自愿拿出百万白银犒军。所以，解决财政问题，可以向东南富户征税。考虑到这些富户背后是文官集团，所以征税得让宦官出马。此外，对于那些富可敌国且作恶多端的官僚、富商，则让宦官收集证据，而后抄家充入国库。
3.加强遵化、蓟门、古北口、喜峰关一带防线，扶植蒙古对抗后金
从军事角度来说，对大明威胁最大的是东北关外女真，而当时明军又不具备与其野战之能力。所以，崇祯得如此操作，在财政充足(从东南弄到)之基础上安抚好北方饥民缓解国内矛盾，而后在遵化、蓟门、古北口、喜峰关一带修筑防线，配置红夷大炮与西南狼兵，防止敌军破关而入。同时，重点扶植蒙古林丹汗，以财力支持其对抗皇太极，让两者相互厮杀。对于早就不满皇太极的阿敏、莽古尔泰这两大贝勒，则想办法争取拉拢，如给予他俩封王许诺，给予互市权力等，在后金内部制造矛盾。要知道，阿敏与其父亲舒尔哈齐一样，早就想自立为王，可实力不济，不得不受制于努尔哈赤家族罢了。遵化防线巩固，强大的林丹汗存在，以及内部矛盾重重，再加上关宁军牵制，皇太极想绕道蒙古南下劫掠中原，无异于痴人说梦。
4.用人不疑，组建强大文武班底，充分发挥各自才干，荡平女真、李闯
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要守住祖宗基业，崇祯必须组建起强大的文武班底，作为中兴帝国之基石。崇祯即位时，文臣武将众多，阵容相当豪华，孙承宗、杨嗣昌、洪承畴、袁可立、袁崇焕、满桂、赵率教、孙传庭、卢象升、曹文诏、曹变蛟，等等，无不是当时优秀人才。当然，他们能发挥自己作用，前提是崇祯要用人不疑，放手放权让他们去干，而不是政策摇摆不定，事事犹豫不决，坑死了这些人才。强大文武班底组建后，整顿军队，着手对付关外女真与中原农民军，一一将其摆平。有财政赈灾，北方饥民数量大大减少，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折腾不起来，容易快速搞定。关外女真呢?林丹汗牵制，阿敏、莽古尔泰等在内部闹事，皇太极也难以做大。可女真封建化程度较高，皇太极又雄心勃勃，所以对明朝还是存在威胁。为此，崇祯应该让孙承宗统筹规划作战方案，洪承畴督师，袁崇焕镇守大后方，卢象升、孙传庭、曹文诏、曹变蛟、满桂充当前锋大将，袁可立率水师协助，出关消灭皇太极，将其打残，再现“成化犁庭”之辉煌。
总而言之，崇祯即位时，手中还是有一副好牌，局势也并非烂到不可收拾之地步。若想守住祖宗基业，崇祯必须在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维持平衡，而后方能将手伸向以文官集团为靠山的东南富户，征收商税来缓解由财政紧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待到内部稳定后，再着手解决关外女真问题，消除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