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建立了郡县制的中yang集权国家的秦始皇对于我的吸引力和魅力超越了历代君王，真正的千古一帝。历史对于秦始皇的评价褒贬参半，其中最容易拿来说事儿的就是“焚书坑儒”，在中学历史课本、教科书和历代古书的“儒生们”抨击嬴政老人家昏庸无道的斗争武器，自古至今，不绝于耳。从小接受各种砖家、学者熏陶我们，自然对他这种行为嗤之以鼻，其实不仅是我们，历朝历代的平头百姓们一起被忽悠了1000多年。
焚书坑儒的历史基因
关于焚书坑儒的辩论从古至今一直有，其实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用极其严谨的评史态度写下了“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他老人家准确地说明了，焚的古籍主要是《诗》《书》，坑的都是术士(炼丹求仙之士)，和儒生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般来说，研究汉以前的历史，研究《史记》是必修课，为什么作为研究正史和历史真相的主力军儒生集团，放着白纸黑字的不管，非要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呢?
历史的真相往往和我们看到的流通结果有较大的出入，王莽的篡位、隋炀帝的昏庸无道、袁世凯的疯狂复辟登基的真实原因都比较复杂。这些暂且按下不表。焚书和坑儒分别发送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就前后脚的事，挨着的。在《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作者曹三公子，写史风格类当年明月，较之更深刻阴暗)中有详细的记载和评述(论证材料均出自正史，非小道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件事的起因。
往往这种重大历史案件背景原因都是复杂的，但导火索都是明显的，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那样，就这么风风火火的来了。在嬴政统一六国后的嬴政三十四年大寿宴会上，淳于越博士向嬴政和李斯发难(这里的博士是官职，大体类言官，能提意见但没什么实权)，欲托古改制，循古制，封建诸侯，恢复藩王制度度。
在这里需要先说明一下历史背景，在秦以前的统一王朝，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在分封制下，土地不完全归王室所有，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诸侯只要定期向王室上缴一定的进贡即可，当然在出现国家安全时需要出兵保护王室，承担战争的义务，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的基础。当中yang无法有效约束地方的时候，战国七雄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秦始皇嬴政在上台后，和李斯一起在未统一六国时就开始设立郡县制度，取消了“分封制”，统一后更加推广，使各郡县(相当于现在的省市制度)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秦中yang直接任免和派遣，不再世袭罔替，权力受限，提高了中yang集权的执行效率和控制力。
这一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立马引起了李斯集团的巨大反弹，对于力排众议废除封建制，开创郡县制的李斯而言，这是他在政治上的得意之作，意在立法百代，流芳千古。于是上书大老板嬴政，言道：这些老儒生天天捧着史书以古非今，我看必须把秦朝以前的史书都烧了才行，还有那些诗、书、百家之言也烧了，但有利于国家生产发展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还得留着(这是李斯上书的原话)。作为幕后大老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于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这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以下两种：一是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二是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等尔等还怎么援引去。所以焚书的目标对象是很明确的。
执行这一决定自然需要依靠法律政令，和清朝建州女真入关后的“剃发令”如初一辙，于是焚书令随之出台，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的，后果为“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要接受黥面和修筑长城的劳役的处罚，在刑罚严酷的秦朝，算的上轻刑了，并不严厉;“如敢议论诗书者，弃市”，就是掉脑袋。“以古非今者，族”，也就是更为更为严重的满门抄斩。和私藏罪比起来议论的刑罚严重的多的多。由此可见，焚书这件事的最大目的还是限制言论自由，国家刚刚统一对于统治者而言最怕的也就是这个。
另一方面，除了民间私藏的，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zheng府图书馆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只要秦帝国存在千秋万世，理论上这些书都应该一直完好地保存下去。然后，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众所周知，项羽先生是习武不爱读书的，生性爆戾，其肩负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重担，以第二名的骄傲战绩攻入咸阳之后，先是屠城，然后烧杀抢掠，临走一把大火，烧尽秦王宫室，大火三月不灭。整个国家珍贵的古籍藏书，就此付之一炬。
所以刘大魁在《焚书辨》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另外关于焚书，李斯也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说明之前很多人都因为讨厌那些老顽固们借古非今干过这事。
以满清为例，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满清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476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其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道，“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有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