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了。几十年来，围绕这一事变，发表了为数甚多的研究文章、回忆录，也出版了不少专着，但也留下了一些无法解释的惊人谜团。西安事变不仅是统一战线的一大杰作，更是隐蔽战线的一大杰作。这一特殊的性质，决定了研究工作必须注意把握秘密斗争的视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了。几十年来，围绕这一事变，发表了为数甚多的研究文章、回忆录，也出版了不少专着，但也留下了一些无法解释的惊人谜团。西安事变不仅是统一战线的一大杰作，更是隐蔽战线的一大杰作。这一特殊的性质，决定了研究工作必须注意把握秘密斗争的视角，才可能从扑朔迷离中还原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首日电”究竟是谁发出的
多年来，学界把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或张学良所发的电报作为保安（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得知西安事变的开始。其实这值得商榷。
叶子龙对“首日电”的回忆
对于毛泽东得知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载：“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 ”
西安事变两位主角：张学良将军（左）和杨虎城将军（右）
张学良原先预计在12日5点前完成扣蒋任务，电文也是事先拟就的，以便及时拍发，只是没有料到蒋介石会临时脱逃而耽搁时间。如果错过早晨的5点，就只能等到13点才有可能联络。张学良为抓紧时间，不得不在5点发报。因为他已经确信捉到蒋介石只是时间问题了。
用张学良的文寅电比对叶子龙回忆的电报，可以说二者不是一回事。且不说没有“兵谏”两个关键字，如果“看不大懂”这样的电报，叶子龙还做什么机要科长？如果他看懂了这样的电报，又岂能不欢呼雀跃，还为“兵谏”两字伤什么脑筋？这样看来，所有认为西安事变保安收到的第一份电报就是张学良12日文寅电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叶子龙所见到的电报究竟是谁发的？
“首日电”依然是个谜
叶子龙的回忆明确说电文是“半文半白”，还有“兵谏”二字。当时中共中央一些机要人员的回忆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在首日电中有“兵谏”二字却是完全一致的。
《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 ’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 ”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把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表述为“兵谏”的最早回忆。必须指出的是：这句话可能并非张学良的原话。因为张学良直到事变发生后所发的全国通告中，仍然使用“诤谏”而不是“兵谏”。至于事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张学良更是称西安事变为“一二·一二革命”。
当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特工王戴笠》一书说，12月初，戴笠匆匆从南京赶来洛阳，向蒋介石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 ”戴笠的情报，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正处于历史紧急关头的张学良并非孤军作战。而且，与红军生死攸关的西安事变前夕，保安又岂会像军统那样愚蠢地被蒙在鼓里而无所作为。
国家安全部负责编撰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含糊其辞地提到了这个问题：“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中共中央。 ”该书的《序言》表明，为了纠正以往反映隐蔽战线方面作品的粗制滥造和以讹传讹，突出真实性和思想性，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体的帮助。最后由部党委批准的本书审定小组审定定稿。 ”该书虽然强调了“首先”，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李克农当时究竟身在何处，又是如何能够“首先”的。因此，首日电的来源依然是个神秘的谜。
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回忆为何前后不一致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是个重要人物，他不仅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而且还几乎参与了事变中全部的重要活动。迄今为止，只有他的回忆最为详细，但也最自相矛盾，从而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关于刘鼎的两个回忆
刘鼎的第一次回忆是张魁堂根据刘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安事变追记所整理、在《党的文献》上发表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文中说，张学良告诉刘鼎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但他并没有回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报。凌晨2点多与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接通。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
刘鼎
概括刘鼎的第一次回忆起码有三个要点：刘鼎事变开始时在张杨的新城指挥部；他来不及回张公馆用自己电台，只能在指挥部借电台发报；从“凌晨2点多”起，事变指挥部就保持了与保安的联系。
但刘鼎的第二次回忆又推翻了第一次回忆。他在光明日报社1991年出版的《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内幕纪实》一书中说：“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即12月12日零点，张学良告诉了我要采取的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但此时却停了电，全城也实行了戒严，无奈我即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电料行敲开门买回了电池，待电池买回时，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了，我即刻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 ”
概括刘鼎的第二次回忆，也有两个要点：事变开始时刘鼎不在新城指挥部，而是在金家巷的张公馆；与保安的联系起始于事变结束后。
论者的质疑
由于两个回忆的内容南辕北辙，有论者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提出了种种的质疑后断言：“可以想见，根据这样一些完全不确定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忆来推断刘鼎向中共中央发报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足为信的。 ”质疑虽然有理，但未能抓住要害，更不宜全盘否定，因为西安事变具有隐蔽战线的所有特征，所以刘鼎不可能实话实说。
刘鼎第二次回忆中的“断电”说是站不住脚的。张、杨虽然事先在全市断电，以切断西安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但事变时刘鼎所在的新城指挥部或张公馆都有自备发电机，所以根本就不受断电的影响。此外，刘鼎作为西安与保安的重要联系人，岂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长时间地脱离岗位。因此，刘鼎第一次回忆的真实性要高于第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