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他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的后裔，后来成为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文武双全，《魏略》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
公元192年，他正式组建了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京城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他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形成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割据的局面。公元213年，曹操进爵魏王，名义上虽为汉臣，但权倾朝野，实际上已是皇帝。曹操死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但是这样一个权力与地位不亚于帝王的枭雄却提倡薄葬，公元218年，他颁布了一道《终令》，再次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地面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基，陵上不堆土，不植树。
一年后，他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并留下遗嘱说：我如果死了，请按当时季节所穿衣服入殓，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为了防止死后陵墓被盗，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七十二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各个城门抬出。那么这种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假如是真的，这七十二座陵墓在什么地方呢?一种观点认为，曹操并没有秘葬，更未设疑冢，只不过是主张丧葬从简而已。
从现存的史料看，曹操对自己墓葬的安排得到了认真的落实。他的儿子曹丕的《策文》、曹植的《诔文》中都描述了葬礼和入殓的情况，不仅交代了葬在邺城之西，而且写到曹操入殓时穿的是补过的衣服。晋代文人陆机、陆云兄弟的《吊魏武帝文(并序)》等作品中，都有关于曹操丧葬和墓田情况的介绍。在《三国志》、《晋书》等史书中司马懿、贾逵、夏侯尚等人的传记里也都有他们护送曹操灵柩到邺城入葬的记载。
如果一定要说曹操设疑冢的话，那他就是在留给后人的这么多史料上都作了假，不仅在生前，死后还有儿子、大臣以及改朝换代后的文人、史家出力，且在随后的几百年间无人发现，之后却被人没有多少切实依据而指出来，这似乎有些荒诞。根据有关记载显示的情况是，由于丧葬从简，没有建设高大坚固的祭殿，在战火中，曹操的祭殿逐渐遭到了破坏。因为曹操的墓中没有随葬金玉器物，也不为盗墓者所重视，再加上没有封土建陵，也没有植树，过了几个朝代之后，曹操墓所在便无人知晓了。
史料显示，到唐代人们对曹操墓的位置还没有什么疑问，唐太宗李世民曾过曹操墓，作文为祭。宋代司马光着的《资治通鉴》中仍有曹操葬于高陵的记载，元人胡三省的注中更是指出高陵在邺城之西。从《三国志》到《资治通鉴》，曹操的丧事和墓葬，在史书记载中没有多少疑问。从北宋开始，虽然曹操墓位置在史书上有记载，但在实际的地理环境中就没有人知道其真实的所在了。
从北宋开始，因为多种原因，曹操奸雄形象开始定型，其墓址不详就成了反映他奸诈的一个证明。邺城以西有北朝墓群，被传为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并从口头传说逐渐进入诗文，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传说加以渲染，成了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
褚人获《坚瓠集》续集有“漳河曹操墓”条，说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入行数十步得一石门，“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
随着这些杰作的流传，曹操墓之谜就更加引人注目，也更加扑朔迷离了。在众口相传的民间舆论面前，史料显得有些苍白无力。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说，“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关于疑冢的说法便被确证不是准确的了。
那么，曹操的墓葬在哪儿呢?一些人根据古诗“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认为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还有人根据民谣“漳河水，冲三台，冲塌三台露出曹操的红棺材”认为曹操墓在邺城的铜雀台等三台之下，这几种说法与史实明显不符，也没有考古发现的证据。还有一些人认为，曹操的陵墓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据《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
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近来，一些文物、文史工作者为寻找曹操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出土了可证明曹操墓位置的石碑、石刻，虽然还不能确定曹操墓的准确位置，但基本上认定了其大致范围，即在河北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和讲武城乡西部或河南安阳县安丰乡境内。
他们的依据是：曹操生前对自己墓葬位置有明确安排，《遗令》中说要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里方位与之相符;《遗令》中还说要其后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经实地考察，这一带处在从铜雀台一带登高西望所见的最好位置;这里地势较高，漳河不能灌溉，土质较差，至今这里不少土地仍难以耕作，符合曹操《终令》中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的要求。
《三国志》、《晋书》等正史中都有曹操葬于这一带的有关记载;从选墓的古代堪舆学理论，这一带也适于建造帝王陵墓。他还认为当地的地名如武吉、西曹庄、朝冠、东小屋、西小屋等也与守陵和祭祀有关。后来出土的后赵十一年鲁潜墓志也证明了这一点，鲁潜墓志反映的曹操墓位置，与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和讲武城乡西部，只隔一条漳河，属于一个方向。相信经过考古发掘，曹操墓之谜最终会解开。
曹操墓谜团：是否设七十二疑冢？
问：河南安阳一座汉魏大墓被确认为曹操陵墓一事，近来引发持续关注和热议。有人提出，曹操留有“七十二疑冢”，此次考古发现真假尚难定论。但也有专家表示，所谓“疑冢”是以讹传讹的民间传说，意在渲染曹操多疑、奸诈的脸谱化形象。请问，“七十二疑冢”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苏徐州凌北生
答：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冢”，只不过是从南宋时代兴盛起来的民间传说。众所周知，凡是“传说”，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完全属实或基本接近事实，尽管事实隐而不显，但总可以由表及里地找到某些实证；另一类则属虚构，不过尽管此类无稽之谈在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得不到支持，但传说的种种内容也蕴涵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
应该说，曹操“七十二疑冢”属于后一类。下面，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略陈己见。
一，早期史志显示，从魏晋到唐代，曹操墓所在地非常明确。这表明，“七十二疑冢”之说在唐朝以前确实还没有出现。
经历了1700余年风霜雨雪的曹操陵墓，从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下令营建起，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据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卷九《夏侯尚传》、卷十五《贾逵传》以及《晋书?宣帝纪》所记载，曹操死于洛阳，年六十六，时为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庚子），即公元220年3月15日，谥号“魏武王”；遗体由夏侯尚、贾逵、司马懿等护送到魏王的国都邺城，事先营建的墓地在邺地西陵，下葬的时间是二月二十一日（丁卯），即公历4月11日，魏国把这座陵墓称为“高陵”。#p#分页标题#e#
值得一提的是，高陵虽然按照曹操的遗嘱“不封不树”，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可寻可辨的外部标记。据《三国志》、《宋书》、《述异记》等记载，高陵在曹魏时代原有一系列非常显著的地上标志物，如祭殿、藏玺室、陵屋、铜驼、石犬等。后来，上述标志历经岁月侵蚀虽逐渐堙没，但从南北朝到唐代，世人对曹操墓的确切地点仍然没有发生怀疑。
最明显的例证有以下3件：一是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近年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鲁潜墓志上，间接说明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二是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时路过邺城曹操墓，曾作《祭魏太祖文》；三是唐代学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卷二十“邺县”条下写道：“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
由此可见，从三国到唐代，“曹操墓”的地理位置相当清楚。因而，“七十二疑冢”说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没有产生的条件。
二，“疑冢”之说，滥觞于北宋，兴盛于南宋。
随着朝代的频繁更迭和古墓标志物的完全消失，对于北宋人来说，邺西沿漳群墓中哪一座是曹操陵墓已无从指认。王安石《将次相州》诗云：“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其中，八九丘、空垄亩、知谁是等语句，就是对曹操墓难以确认的描述和评议。此后，南宋初期的李壁为“八九丘”作注：“余使燕，过相州，道边高冢累累，云是曹操疑冢也。”如果说，王安石对“八九丘”的疑问只是“疑冢”说的滥觞现象之一，那么李壁注中“曹操疑冢”的说法，至迟到南宋初期已广为流传。
“疑冢”说之所以兴盛于南宋，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曹操作为著名的历史人物，所受到的评价历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波动。曹魏时代，缪袭《魏鼓吹曲》对曹操的颂辞是：“越五帝，邈三王。兴礼乐，定纪纲。普日月，齐晖光。”西晋时评价就降一格了，陈寿在《三国志》中拿曹操跟刘备对比，盛赞刘备“弘毅宽厚”“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是一位在处理后事方面有“至公”之德的君主；而曹操则属于“明略最优”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一位“矫情任算”“鞭挞宇内”的雄豪。而随着正统论的兴起，到了东晋，曹操被贬斥为篡权的逆贼，他奸狠的一面在后来问世的《世说新语》假谲篇、忿狷篇中均有生动的描述。#p#分页标题#e#
南宋政权偏于东南一隅，跟东晋形势相似。于是，占领北方大片土地的敌人，被类比成三国时代的曹魏。这样一来，曹操“假谲”的特点更是有理由被无限放大，“七十二疑冢”的传说也就应运而生了。范成大《七十二冢》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自注曰：“七十二冢在讲武城外，曹操疑冢也。森然弥望，北人比常增封之。”刘辰翁《金缕曲》又云：“寂寞西陵歌又舞，疑冢嵯峨新土。”自注曰，金人为曹操疑冢增土。
此类诗词通过夸大“疑冢”说和对曹操的贬斥，抒发了对北方“寇贼”的激愤之情。由此不难看出，尽管“七十二疑冢”没有事实根据，但既已打上特定的时代烙印，亦不失为思想史、文化史上有一定价值的研究资料。
三，所谓“疑冢七十二”，元明时代已被载入史志，清初又被补进著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其影响之大，超过南宋。
元人杨涣《山陵杂记》云：“曹操没，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明人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二十八“彰德府”下“曹操疑冢”条云：“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显而易见，“七十二疑冢”说一旦进入史志性著作，在常人看来就难免成了定论。
早期的《三国演义》，如明嘉靖壬午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在讲述曹操临终前的遗嘱时，都没有“疑冢”方面的内容。而清初毛纶、毛宗岗整理的《三国演义》中却多出了这样一段文字：“（曹操）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这部流传极广的毛氏批改本，使300多年来的读者对“疑冢”说有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四，由“疑冢”说衍生出来的“真冢出现”说，也属于无可考据的民间传说。
在憎恶曹操的人眼里，“疑冢”是为掩护“真冢”而设立的，然无论如何，其真冢必有败露的一天。这不，原来真冢在漳河底下！褚人获在《坚瓠续集?漳河曹操墓》中信誓旦旦地说，明末清初“漳河水涸，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初启门……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众人因跪而斩之，磔裂其尸。”#p#分页标题#e#
无独有偶，大约在漳河底的“曹操遗体”被剁碎的同时，藏在河南许昌城外河崖中的“曹操尸骨”也被砸散了。蒲松龄《聊斋志异?曹操冢》说：“许城外有河水汹涌……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同样有趣的是，后来传说河北磁县也出现了曹操真冢。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曹操冢》云：“壬戌正月三日，乡民崔老荣于彭城镇西十五里丛葬地开井为茔，地圮为黑穴，继得石室……中置石棺，前有刻石志文，所叙乃魏武帝操也。”
上述传说，“真冢”地点虽然不同，但所有的故事都有相同的一点，那就是无从核实。
五，载入史志及《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七十二疑冢”，已为最近20多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否定。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近来，“曹操高陵”在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得到考古队的确认，倘若有科学依据，那么“七十二疑冢”及其衍生的种种传说便更可得到进一步澄清。
附带说一下，窃以为“高陵”的命名，似乎与“高穴村”这个地名不无关系。与此类似的现象是，曹丕的陵墓之所以称为“首阳陵”，是因为墓地在“首阳山”；孙权的陵墓叫“蒋陵”，也因为墓在“蒋山”而得名。加之从“高穴村”大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等实物来看，此次河南省考古队有关“高陵”的论证颇为可信。
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来源和演变
由于曹操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曹操逝后的数百年间，历代诗人对曹操陵墓多有吟咏，如刘宋谢眺诗：“繐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欝欝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唐刘方平诗：“金鳯邻铜雀，漳河望邺城。君王无处所，台榭若平生。”唐代王无竟诗：“北登铜雀上，西望青松郭。繐帐空苍苍，陵田纷漠漠。”这些诗歌，虽然都写到曹操归葬于西陵，却没有任何疑冢之说的痕迹，更遑论“七十二疑冢”这样确定的数目了。可以说，唐以前并无曹操“七十二疑冢说”，有之，自宋代起。#p#分页标题#e#
《明一统志》卷28《彰德府志》记载：“曹操疑冢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宋王安石诗：‘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邱。蝼蚁往还空陇亩，骐驎埋没几春秋。”按王安石此诗以“铜雀台”、“八九邱”和“埋没”、“骐驎”等词语暗喻曹操的七十二疑冢，虽然不知何据，但它却是中国古籍中最早关于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记载。其后，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揽辔录》里又记载说：“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传云操冢正在古寺中。”罗大经《鹤林玉露》里还记载过范成大讽咏曹操疑冢的诗作：“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经两宋诗人的反复记载和歌咏，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在元、明、清三朝广为人知，有些学者还以实地的考察见闻，来证明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并非虚传。如元代学者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魏郡部》里就记载说：“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歩，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予登铜爵台，西望荒邱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高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高邱七十二所，参错布置，岿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冢间有曹公庙，殿屋甚华丽。”清代学者傅洪泽在《行水金鉴》卷163《两河总说》里也记载说：“西望群山，东望林木，有曹操疑冢、铜雀台。此水往东更宽，水发汪洋，地湿难行。”这类出于史志笔乘的记载，无疑会对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可信性起到强化作用。
曹操“七十二疑冢说”流传到清代，又有了三种新的说法：一种是曹操疑冢被发掘说，见于王士禛《居易录》卷29的记载：“曹县王中丞叔武(崇文)《杂说》云：正德十一年，河北旱，饥民发曹操疑冢，凡十三处。皆有尸及银花、烛台之属。内一冢磨甓为室，尸卧土床，无棺椁。青巾，黄衣，黄须，黑发，宛如生者。盖用水银以殓，故不腐也。然其为操疑冢与否，亦不可考。”第二种是曹操墓在漳河水下说，见于康熙时人褚人获的《坚瓠续集》卷2《漳河·曹操墓》：“国朝鼎革时，漳河水涸。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隙，窥之黟然。疑其中多鱼聚，乃由隙入。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第三种则是曹操冢在许城河下说，见于蒲松龄《聊斋志异》卷10《曹操冢》：“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这些说法，是对曹操疑冢传说的新演绎，反映了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由精英士大夫的记载向民间故事的转向。#p#分页标题#e#
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历史真相
曹操疑冢之说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查考史籍，则会发现疑冢说只是后人的附会，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相反，曹操墓的位置，不仅无任何疑点可言，反而是可以考察和测定的。
其一，曹操本人生前曾经对自己陵墓的位置和丧葬规格有所安排，这些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三国志》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所载之曹操遗令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树不封……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据此，曹操墓实际上就在曹魏邺城西门豹祠之西的地势较高和开阔的平原上。《晋书·礼志》的记载也证明，魏文帝曹丕也完全遵照其父遗愿安葬了曹操，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曹操下令薄葬，并且主动公布了陵墓的地点，说明他并不担心墓葬被盗，也没有设置疑冢的主观动机。
其二，后世史籍中也有记载曹操墓大致方位的，如梁任昉《述异记》载：“邺中铜駞乡魏武帝陵下，铜駞、石犬各二。”任昉是南朝萧梁时人，去曹魏不远，其言宜可信。又北齐阙名《宋买等造天宫石像碑》载：“其天宫也，左临渌水……旧都……瞩风岭，据有曹操之故塸；从背望山，伊洛之南地。”也说明曹操墓在邺城附近。再如前引《河朔访古记》也记载说：“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歩，高一丈六尺。”清乾隆《彰德府志)中，临漳县图上标有“魏武帝陵”，与“甄后陵”、“灵芝旧县”邻近。所以，如果能够确定曹魏邺城的方位，加上地名沿革的历史调查，则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并不难寻。
其三，我国学者张之、乔文泉和刘心长等经长期研究曾分别指出今河南安阳灵芝村、习文村一带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一带，基本就是曹操西陵墓葬的位置。此前盗墓贼们的精确定位和今天的考古发掘，均已基本证实了学者们研究的主要结论。所以，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说，并非史实，确属传说。
“七十二疑冢说”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
当然，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出现和流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在中国古人中，曹操堪称是争议最多的历史人物。从“济世之才”、“治世之能臣”、到“乱世之奸雄”，再到戏曲舞台上的白脸奸贼，曹操奸臣的形象逐步被定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历经多少沧桑，曹操是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面目直到现代才得以恢复。#p#分页标题#e#
仔细考察历史就会发现，唐朝以前，人们对曹操的历史评价并不低。名士许劭虽目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奸雄与奸贼毕竟存在很大不同。可以这么说，曹操的“治世之能臣”的一面，是中国古代士人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追求，而“乱世之奸雄”则是曹操一生守正出奇、诡谲刚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的体现。因此，曹操听到许劭对自己“奸雄”的评价后，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大笑”而去。《魏书》卷47《卢渊传》还载有北魏孝文帝对曹操德、义兼具的赞美，《全唐文》卷724《对茂才异等策》也记载过唐宪宗对曹操“乘汉俗”、“有至政”的肯定。
从宋朝开始，人们对曹操的评价渐趋负面。如宋代学者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卷27《魏志》里指曹操为“奸贼不仁”，宋代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卷12《曹操用人》里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元陶宗仪《辍耕录》引宋人俞应符题曹操疑冢诗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认为七十二疑冢之设置，正是曹操奸诈欺人之举。在宋元士大夫们的鼓吹之下，曹操奸雄的形象不仅最终定型，而且越来越深入民间，成为普通大众对曹操的刻板印象。
隋唐以前曹操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虽已很难查考，但似乎并不差。隋代有一出名为“曹瞒浴谯水击水蛟”的傀儡戏，据《太平御览》卷436引《刘昭·幼童传》的记载，其大体内容是曹操“幼而智勇。年十岁，常浴于谯水，有蛟逼之，自水奋击，蛟乃潜退。于是毕浴而还，弗之言也。后有人见大蛇，奔逐。太祖笑之曰：‘吾为蛟所击而未惧，斯畏蛇而恐耶？’众问乃知，咸惊异焉。”在这出戏里，曹操不仅毫无奸诈可言，反而颇具英勇少年的风采和美德。
两宋时期，民众生活内容丰富，勾栏瓦肆中的说书讲史是宋人的日常娱乐形式之一。宋代的书场中，“说三分”很流行，宋人影戏表演三国故事的也很多。但在宋人的三分书、三国戏里，曹操的形象已经很差。苏轼《东坡志林》卷1《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即反映出民众这种拥刘反曹的朴素感情。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卷16载有一则《一瓜杀三妾》的故事，内容是：“曹操宴诸官于水阁。时盛夏，酒半酣，唤侍妾用玉盘进瓜。妾捧盘低头以进，操问：‘瓜熟否?’对曰：‘极熟。’操怒，斩之，坐客莫敢问故。操更呼别妾进瓜……复斩之。再呼进瓜，无敢前者。一妾名兰香，操所深昵，众妾皆逊之。香乃擎盘齐眉而进。操问曰：‘瓜味如何?’曰：‘甚甜。’操大呼：‘速斩之！’坐客皆拜伏请罪。操曰：‘公安坐，听诉其罪。前二妾吾斩之者，久在承应，岂不知进瓜必须齐眉而捧盘耶?及答吾问，皆开口宇，斩其愚也。兰香来未久，极聪慧，高捧其盘，是矣；复对以合口字，是知吾心。吾用兵之人，斩之以绝其患。’”这个故事里，曹操的奸诈和残忍，跃然纸上，令人发指。明代还有一出戏，叫做《狂鼓吏渔阳三弄》，是明代文人徐渭的作品。此剧演祢衡裸体击鼓骂曹操，本事出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今天京剧里的《祢衡骂曹》大概也源出于此。#p#分页标题#e#
古代戏曲是民族的史诗，民间故事则是一种隐含着民众历史记忆的文化载体，只有与其流传的背景结合起来，才能深入了解其内在的含义。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和宋代诗文、元明戏曲小说里对曹操奸臣形象的塑造，正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政治伦理和道德情感的体现。
首先，曹操在宋元士人精英和普通民众中奸贼形象的确立，是中国儒家政治伦理道德趋向的产物。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政治伦理，以神化皇帝权力、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地位，排斥强臣擅权为重要特征。而且，中国儒家的政治伦理，具有家国同构的鲜明特色，它把君权与父权密切相联，把不忠与不孝的罪名自然地并列在一起，这种观念，不仅上层士大夫奉若神明，就是普通百姓也乐于接受。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干犯了中国古代儒家政治伦理的大忌。所以，曹操篡位的奸雄形象，既受到官僚士大夫的斥责与辱骂，也难为普通百姓接受和认可。
其次，就历史背景来看，曹操被塑造成奸臣形象与宋元以降的国势盛衰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两宋直至明清，大臣篡位之事虽未出现，但柄权弄奸，媚事敌国的权臣却并不鲜见，在民族战争频发，民族矛盾越来越突出、尖锐的背景下，夷夏之辨的观念空前强化。曹操在这一时期被冠以奸臣的帽子，遭到世人唾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再次，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产生，也与曹操在历史上公然盗坟掘墓的劣迹有直接联系。《三国志·袁绍传》记载，曹操曾经盗掘过西汉梁孝王陵：“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曹操既然是历史上最大的盗墓者，人们自然有理由相信他要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坟墓的准确位置，七十二疑冢之说实由是起。
总之，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无论是否符合史实，它都有存在的客观历史依据。历史上，曹操“七十二疑冢说”是与曹操奸雄形象的历史塑造相伴而生的，与两宋以后国势盛衰和儒家政治伦理的道德趋向相关，是宋元以后精英士人与普通民众在思想文化、心理情感上通过诗文、戏曲和民间传说沟通融合、相互影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