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罪的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老百姓理解的非法集资罪，刑法通常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事实上，在经济活动中，涉及非法集资的活动，还有其他多种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1年1月4日起实施，为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导。《解释》定义了非法集资行为，列举了10种非法集资行为的类型，明确了相关行为定罪和量刑的标准，甚至还规定了一些类似“安全港”的豁免规则，不但有助于法院审判工作，实际上也有助于民间融资活动的合法开展。《解释》的主要内容
多年来，尽管我国相关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关一直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活动，但收效甚微。非法集资活动在中国现实生活中一直层出不穷，鉴于现行《刑法》对于非法集资的相关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实践中政策法律界限不易把握，《解释》试图通过明确定义非法集资活动、规定相关罪名的定罪和量刑标准等方法，统一执法标准，加强打击的力度和精确度。同时，如果《解释》能够准确界定非法集资活动，也可为合法民间金融活动提供保障。
《解释》一共9条，分别规定了非法集资活动的定义(第1和第2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量刑情节(第3条)、集资诈骗罪的定罪标准(第4条)和量刑情节(第5条)、股权公开转让活动的定罪(第6条)、擅自发行基金份额活动的定罪(第7条)、相关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的定罪(第8条)以及本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第9条)。
(一)《解释》的主要内容
尽管“非法集资”这个词被广泛使用，甚至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份文件和本司法解释的标题中也都将其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使用，但通观《刑法》，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被称为“非法集资罪”的罪名。习惯上经常用来处理非法集资活动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和“集资诈骗罪”(《刑法》第192条)。
既然《刑法》中并无非法集资罪的罪名，那为什么需要将上述7个罪名都放入“非法集资”的名下，并用一个司法解释来统一解释呢?显然是因为这些罪名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放在一起可以对这些共性进行统一解释，节约立法成本，也方便对这些罪名的理解和适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这些罪名共性的认识是《解释》应当主要解决的问题。《解释》开篇就用了两个条款来规定这个问题，可见也非常重视。
《解释》第1条从两个角度定义了非法集资活动。首先，非法集资活动应当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其次，非法集资活动还应当同时具备四个条件：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不过，现实生活中非法集资者往往采用各种花样翻新的手段，以生产经营、商品交易等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的目的，手法隐蔽，且可能涉及诸多专业性知识，很难识别。因此，通过对各种多发、易发的非法集资行为进行甄别分类、并结合具体发生领域和行为特征，《解释》第2条列举了10种应以“吸收存款罪”定罪处罚的具体情形，包括：
(1)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2)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3)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4)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5)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6)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7)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8)以投资人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9)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10)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综上所述，非法集资罪实际上在刑法条文中并没有明确的罪名来诠释以及给出处罚的具体方式，而是通过组合其他的罪名来确认犯罪分子实际的违法行为，就比如在经济活动中有类似非法集资的行为时就需要用吸纳财产的罪责来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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