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诉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确立了律师提前介入的权利，这是为保证犯罪嫌疑人能及时得到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获得足够的时间和手段准备他们的辩护。但是刑诉法在作出这一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侦查机关根据案情情况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部门无论是否案情情况需要，滥用这权利，甚至还限制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这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遭逮捕、拘留或监视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察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与律师协商，这种协商可以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进行”的规定有差异，这使得律师与控诉方在这一诉讼权利上极不均衡致使立法的本意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实现。
2、关于律师阅卷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了律师的阅卷权利，但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仅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样的规定使得律师的作用难以很好地发挥。我国在刑事审判方式上，吸取了国外当事人主义些因素，实行了在法庭指挥下的抗辩式审判方式，加重了律师与控诉方间对抗性职能，但由于律师所在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阶段看不到所有的案件材料，在对材料的掌握上律师享有的权利显然与控诉方所享有的权利是极不均衡的，而律师所作的有力辩护取决于对全部材料的根据之上的。
为此，《联合国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保障律师充分的时间查阅所拥有的或管理的有关材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当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的机会。
3、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律师的这权利在刑事侦查阶段是没有的，同时律师这权利的行使取决于被调查单位和个人的同意，或者是申请检察机关或司法机关进行协助，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执行，根据我国现今的刑事审判方式，这加重了律师的责任，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力度，主要取决于律师对证据的把握，律师在提前个入时，不具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在审查起诉阶段，又看不到全部的案卷材料，就难以达到与控诉方的相对均衡，更难以在法庭上与控诉方形成有力的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