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为主体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
第一，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应当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这里所说的资格是形式上的资格，并非行政权能资格。如果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则属于无效行政行为。需要注意的是，非行政主体进行的“假象行政行为”不是无权行政行为，因为这类行为根本不属于行政行为。
第二，行为主体超越权限或无权限作出的行政行为无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中将“超越职权的”作为撤销判决的情形之一，未将无权情形进行单列，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将无权处分的情形作为超越职权处理，所以广义上的超越职权包括无权限的情形。
行政行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意思表示受到胁迫;行为内容的作出基于明显的错误事实;行为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相对人与公务员恶意串通实施的行为;行政行为的内容不可能的，都属于这类重大、明显违法。
3、行政行为程序上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或极不正当，违反最低限度的程序规定。
由于正当程序原则体现了“最低程度的公正”，是对行政行为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因此如果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违背这一原则，完全可以将其作为重大而且明显的违法而视为无效行政行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严重违反法定形式的，也属于重大而明显的违法。行政行为主体违反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规定，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认定为形式上存在重大缺陷而无效。比如，工商行政许可体现在工商营业执照的发放，仅有决定，则属于形式上的重大、明显违法。此外，书面形式欠缺的，例如未加盖公章的情形也属于上述情形。
此限定范围是依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说，即其具有外在的“明显违法性”和内在的“重大违法性”，前者指依一般公民之理性和经验所能判断的违法行政行为，后者指其违反了重要的法律法规，该通说在外国的立法上也有体现，比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该瑕疵按所考虑的一切情况明智判断属明显者，行政行为无效。”
即从行政行为做出时，无需有权机关宣告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公民也没有尊重该行为的义务，并享有对该行为抵抗的权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可以采取警告、逃脱等方式进行正当防卫和对抗;这实质上就是赋予了公民在行政行为执行时 “当时”的救济手段，因其“当时”而不同于复议诉讼等“事后”救济手段。即使在事后的救济手段中，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救济也不受时效的限制，相对人拥有无期限追诉权，即“做出无效行政行为的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得随时宣告或确认其无效，相对人也可随时请求有权机关宣告或确认其无效”。对该无效行政行为，做出机关即使事后进行了追认、转换等补救措施，依然不能被法律所承认而变为有效。“一旦法院宣布某一行政行为在法律上无效，那就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若有上述四种情形之一，那么行政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无效的。既然是无效的行政行为，自然也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了。另外，作为无效的行政行为，从范围上来看，很显然是由重大并且很明显的违法行为，除此之外一旦确认行政行为无效，那么就是自始当然确定的无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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