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在很多情况下作为维护当事人权益的一种重要凭证，首先，国家对于合同的主体条款要求其必须是合法的，如果合同整体就是违法的，不仅合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种合同违法的情况是会受到行政处罚的，而且多数的合同违法都是要被处以行政罚款的决定的。那么，合同违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原则是什么?
合同违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原则是什么?
公正，就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出于公心，做到“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善意，就是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出于善良的意愿，不是图报复;合乎情理，就是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合乎人们的正常思维，是出于一个正常人的通常考虑而做出的行为。要合乎符合社会客观规律，如责令当事人撤除侵权商品上的商标标识，应视数量的多少而定，不能要求几分钟内完成。
仅为正当目的，是针对非正当目的而言的。非正当目的，是指出于私利等非正常的考虑。“私利”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可分为“直接私利”和“间接私利”两种。“直接私利”是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直接能给行为人带来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间接私利”是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虽然不能直接给行为人带来好处，但是却能给行为人带来未来的、可期待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如当事人违法事实轻微，却被处以最高额的处罚，显属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有它的价值取向，那就是法所追求的目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如果偏离乃至离法的目的，必然导致行政不合理，自由裁量权也就成了个人私利、图报复的工具了。如为罚款而罚款，为完成罚款任务而执法，既属次种情形。
有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并不等于人们都能遵循原则办事，也不等于自由裁量权不会被滥用。对于自由裁量权还需要从道德和法制两方面加以控制。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道德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一个国家治理来说，法制与道德，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制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段讲话，精辟而深刻地说明了道德与法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控制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正确方向。
我国的行政机关在针对合同违法的主要责任人进行罚款的时候，罚款的具体数额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是要求裁量基准必须符合相关的原则必须是公平，合乎情理，而且是以法律为原则的。比如说合同整体的造价仅几万元而已，行政机关作出的罚款数额肯定不能超过合同的总体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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