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星胡蝶
马君武
少帅张学良、电影皇后胡蝶与国民党元老马君武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三个人，但一场文墨官司却把他们三人的名字联系到一起。关于张、胡、马之间的这场文墨官司，流传很广，版本也很多，以讹传讹的地方也在所难免。本文作者张学继先生查阅了当年的上海《时事新报》《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以第一手资料，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较完整准确的勾画。本文摘自《百年潮》2007年3期。
三人文墨官司的由来
在少帅张学良整整100年的漫长人生中，其感情生活起伏变化很大，青少年时代作为军阀的公子哥儿，在感情上是不甚整饬的。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并且赋诗:“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早年私生活的不检点自然会成为政敌和舆论非议的靶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为执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北三省，致使他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的不检点的私生活同样成为非议的话题之一。进步报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东北的漆黑一团》一文指出:“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
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小文章，文章说:“确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之久，某青年长官尚在中和看梅兰芳，至十时许，梅伶迟迟不出台，而沈阳之急电无已，长官为之顿足再四，悻悻出院。次夕再往，观众大哗，于是逮捕十余人(平津各报无敢登者)，近日上海明星公司明星胡蝶女士来平，长官好整以暇，于打完高尔夫球之暇，颇与女士有所酬酢，故大受女士之垂青云。”
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也发表感时近作《哀沈阳》诗二首: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马君武诗中的赵四即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赵一荻；朱五即朱湄筠，原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代总理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蝴蝶则是隐指上海著名电影明星、电影皇后胡蝶。
据马君武自称，此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是这样的:
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诗中所说的小怜是北齐皇后婢女，为后主高纬(公元565-576年在位)所宠爱，被封为淑妃，两人常出外打猎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军人侵，丞相隐匿军情不报，致使晋阳失陷。高纬欲率军南下，小怜于此时恃宠撒娇，坚持再猎一围，致误反攻时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城内北周军已渐感不支，城垣崩溃，在这个关键时刻，高纬却忽然下令停止攻击。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让小怜看看他大军破城的景象，而小怜此时正在梳妆，良久未竟。北周军遂利用这段时间抢修城防。等小怜妆成后，双方继续会战。高纬带小怜并马在高地上观战。北齐军右翼稍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遂在马上惊呼:“我军败了！”他俩急忙撤离战场，以致北齐军军心动摇，一败而不可收拾，导致北齐政权很快灭亡。
从上述情况可知，马君武的《哀沈阳》是借古讽今，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泛为转载，并传诵一时。从此，张学良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红颜祸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胡蝶出面辟谣
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未置一词，只有电影皇后胡蝶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郑重声明: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事毕回中，忽闻上海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辩乃日。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启事说: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
事实是，明星影片公司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40余人在导演张石川率领下，于1931年9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天津。所以，胡蝶到北平，当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所谓九一八事变之夜胡蝶与张学良翩翩起舞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纯属攻击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五十余日，始终未与张学良谋一面，后来张学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绍他与胡蝶相见，张学良婉言谢绝了。他就:“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遂一笑置之。张学良与胡蝶可说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马君武的诗是一段“莫须有的公案”，这是可信的。1964年胡蝶从美国到台湾，有人再次问她愿不愿意见张学良。胡蝶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了，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另外，还有人说，朱湄筠在抗战期间曾在香港一家饭店中看到马君武，就走过去对他说:“马先生，你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朱五小姐。”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
马君武借诗泄私愤
马君武的两首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马君武后来对人自夸说，他的《哀沈阳》诗足以和明朝末年吴梅村祭酒谴责降清大将吴三桂的诗《圆圆曲》媲美。
但是，根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还有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德安说:
马君武，广西人，早年留学德国，取得过工学博士学位，在北平创立一所民国大学，这所私立大学，基金很少，由大学的董事会筹措经费维持它。马君武听传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马几次求见张，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他，他很不满意。事情凑巧，“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些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共赴国难。张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他特往顺承王府承启处，要求无论如何也得见张，不见，他就不走，要在承启处坐以达旦。张学良只好会见他。据当时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同志说，张见马以后，张曾询问荆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荆说他那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就很可观。现在东北出了问题，以后的军饷能否发出去，都成疑问。马校长在这时候，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现今的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对于“民大”，实已爱莫能助。
惠德安以当事人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也很难否定，不能排除马君武借机发泄对张学良的怨气的可能。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马君武的诗确实给张学良造成很坏的影响。张学良对此倍感痛苦，但他从未作公开或书面的辩解。他最气的是人家说他与朱五小姐有染，后来连玩笑都不敢与部下的太太开了。
五年以后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为此失去人身自由，也彻底告别了放荡不羁的生活。在数十年的牢狱生活中，张学良却赢得了坚贞的爱情，与赵一荻的爱情成为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