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
关于秦朝灭亡的原因，史学家、文学家、政论家，已经论述得太多了。但是，纵观种种高论，大多不免于落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窠臼。例如，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和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两篇名文，就专从其残暴不人道上做文章，一个批评它“仁义不施”，一个谴责它“不爱六国之人”。黄宗羲《原君》，虽然并非专指秦朝，但是，其中“…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这一段令人读之热血贲张的文字，也完全适用于秦王朝，适用于秦始皇及其继位者胡亥。攻其一点，当然是由作文之道决定的。一篇文章，倘若说得面面俱到，也就变成了平庸无锋芒之作，难以激发读者的喜怒之情，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与思考。
鱼烂自内，像秦朝这样空前强盛的帝国王朝的覆灭，其自身种种反人性不合理的制度、残暴愚蠢骄奢淫逸的帝王、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将相，当然是主要原因。这一方面，《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等篇已经有详细的描述。胡亥的愚蠢暗弱、贪图享乐，朝廷的苛捐重税、严刑峻法、徭役无穷，赵高的一手遮天、指鹿为马、肆意杀戮异己，李斯的“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不必赘述。
其实就是一直以“受害者”形象出现在史书中的一些人物，也并非毫无责任。
秦始皇长子、正在边疆监军的扶苏，接到赵高伪造的秦始皇命令他和蒙恬引咎自杀的诏书，第一反应是哭泣，接着便是“入内舍，欲自杀”。将军蒙恬提醒他，其中可能有诈，劝他复核后再自杀不迟。扶苏竟对他说：“父亲赐我自尽，我还复核什么！”说完就自杀了。赵高口中“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公子扶苏，原来不过是一个脑残的孝子。
蒙恬的才能、功劳、谋略、声望等，李斯承认，皆远在自己之上。当时蒙恬麾下，有三十万精锐将士，他也曾怀疑诏书有诈。但是，他竟然没有任何办法，抵抗一下赵高操控的朝廷的命令，而只能束手就擒。由着赵高派出的使者将其交付有关官吏，“系于阳周”，不久便遭杀害。这样的大将军，银样镴枪头而已。
还有群臣，在赵高杀戮大臣蒙毅等，于咸阳一次处死十二位公子，于杜地将十位公主残忍分尸的时候，为了自保，没有人胆敢站出来反对。相对而言，公子高算是比较勇敢的，他逃跑害怕遭族灭，于是上书请求允许其自杀后做始皇帝的陪葬，葬在骊山脚下。真正起来反对残暴秦廷的，是“戍卒”、“楚人”等底层民众和项羽等没落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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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秦朝灭亡，有着一条长长的原因链。
可是，古往今来的论说者，无论是哀其速亡的，还是恨其残暴的，扮演的都是“旁观者”与“批评家”的角色。梁启超将顾炎武《日知录》中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稍加改造而成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问世虽晚，但道理应该早就有人认识到了的。可是，它却被人们集体遗忘了，大家都忙着谴责，批判，而忘了反思，自省。照《三国演义》里争天下的枭雄们的说法，“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识之士也不应该只做历史的“旁观者”和“批评家”。
杜牧《阿房宫赋》结尾几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揣测杜氏本意，大约是告诫为政者。其实，按照“匹夫有责”的理论，“屁民”也是不能置身兴亡事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