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有这么一件事。当激烈辩论有关开辟第二战线的问题时，许多人都发现，艾登给丘吉尔写了一个小纸条。首相读了纸条，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又交给了艾登。后者读了丘吉尔的纸条，把纸揉成一团，扔到了旁边的字纸篓里。会议结束，与会者都散去了，斯大林让我搞到那个纸条并向他汇报，纸条上写的什么。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
本文摘自《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俄罗斯]别列什科夫，海南出版社，2004年2月
斯大林需要知道对手的一切，甚至连丘吉尔丢弃在垃圾筐里的废字条也不愿放弃。这里讲述了1945年三巨头会晤期间的一桩趣事。
1945年2月4-11日之间，在克里木举行的“三巨头”第二次会晤，标志着反法西斯联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将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个人关系也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从新姆菲罗波尔附近的沙卡机场乘车前往雅尔塔，也使总统亲眼看见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占领的苏联土地上破坏的规模。我觉得，当时他非常诚恳地对斯大林说，他对纳粹分子变得“更加残忍”了。总统还强调说，胜利之后，美国应该首先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如果罗斯福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就会向我们提供美国设备，美国专家会帮助我们掌握新机器，而两国的关系也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并且，当时在里瓦地亚，与斯大林单独会谈时，罗斯福总统继续谈到了未来的计划，他似乎是从苏美战后可能合作出发的。斯大林同样对这种可能表示了欢迎。
整体而言，雅尔塔会议的气氛是良好的，这也促成了在日程的各个问题上达成协议。与此同时，随着战争接近结束，联盟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出现。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罗斯福多次指出，随着和平时期的来临，反对美国与苏联战后合作的力量也会活跃起来。因此，总统一直在推进战后建设的设想，加快了制定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行动原则。
当时，三位领导人一致声明，非常重要的是，保持三大国的一致，保障三国共同维护持久和平的机制。
他们是否相信了这种可能？或者他们郑重宣布的目标跟他们的真实想法远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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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满心疑虑地接受了英国人提出，并得到美国人支持的、新的国际组织安理会投票规则的表述。他坚持保留“否决”权，于是，雅尔塔会议之后，就互相可以接受的程序达成了协议，苏方将此看作华盛顿在平等基础上与苏联在战后发展关系的迹象。
有关雅尔塔会议，现在已经写了很多。那里讨论过的问题，以及做出的决定，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是，在雅尔塔似乎发生了对欧洲的分割。这完全不对。当时谈的是对德国的分割。并且，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坚持将德国分割为几个小国家，而在这一次态度则相当软化。
苏方对分裂德国设想的现实性表示了怀疑。结果是，在雅尔塔决定，将此问题转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此后，这个问题从议程撤掉了。至于其他的东欧国家，除了此前提到的波兰问题之外，在划分势力范围这个意义上根本就没有谈到过。
有关领土问题只是决定把盖尼科斯别尔克以及东普鲁士与此接壤的地区转交给苏联，另外达成协议，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有条件的(把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交还苏联)。
有趣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两位都把这次会议当成是权力平等的典范。罗斯福总统说它是美国历史中，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宣布说此次会见应该勾画出单方面行动，封闭性联盟，实施影响的范围体系的轮廓。总统还讲到，所有这一切将被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所代替，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能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
我认为，雅尔塔的经验，当时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所建立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在处理国际事务以及苏美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能够引起巨大变化并朝好的方向发展。显然，雅尔塔开辟了通往这一切的道路。不管怎么说，莫斯科是这么感觉得。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三巨头”会晤
在“三巨头”会议上气氛异常紧张。但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像我此前提到的那样，作为翻译不仅要口头翻译领袖之间的交谈和主席团会议的争论。还要编纂所有会议和会面的备忘录，准备起草发给莫斯科政治局成员和驻华盛顿、伦敦大使的电报文稿。此外还要负责翻译代表团之间交换的备忘录和留言。有时忙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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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会议期间，有一次斯大林邀请罗斯福和丘吉尔进便餐。那时翻译的位置不像现在是在领导人背后，而是在桌旁第一排。服务生给翻译的盘中上了所有异常讲究的饭菜。那一天我没来得及吃早饭，加之前一天晚饭也没吃，所以非常饿，但仍然顾不得吃，老是忙于翻译席间的闲聊。但当一份最好吃的菜上了之后，我不能自制，趁没人说话，赶快切了一大块，很快塞到嘴里。
可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要问丘吉尔问题。我既不能吞下，也不能再把它吐回到盘子里，只是哼哼唧唧地说了些什么。
斯大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严厉地盯着我低声埋怨道：“你怎么搞的，难道是让你来这儿吃饭的吗？你在这儿是翻译，是工作来的。真不像话！……”好在罗斯福、丘吉尔对此反应很诙谐。两个人大笑了起来。斯大林跟着也笑了，这下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从此之后在正式宴会上我再也不敢吃东西了。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有这么一件事。当激烈辩论有关开辟第二战线的问题时，许多人都发现，艾登给丘吉尔写了一个小纸条。首相读了纸条，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又交给了艾登。后者读了丘吉尔的纸条，把纸揉成一团，扔到了旁边的字纸篓里。会议结束，与会者都散去了，斯大林让我搞到那个纸条并向他汇报，纸条上写的什么。显然，他认为纸条上所写的会涉及英国对所讨论问题的立场。我和斯大林保安部队的一名军官一起找到了那张纸条，并迅速拿着纸条去找斯大林，当时他跟莫洛托夫一起在使馆的花园里散步。我打开纸条，读了出来：“温斯顿，您裤子的拉链开了。”接下来是丘吉尔的手笔：“谢谢。老鹰不会从窝里掉下来的。”斯大林乐坏了。1945年夏天，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失利。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接替了他的职务。和他一起前来波茨坦的新任英国外相，英国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恩内斯特·贝文。有一次在洗手间(有时翻译也要陪同自己的上司去洗手间)，贝文站在离斯大林的小便池不远，开玩笑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公厕是惟一地方，只有在这里劳动人民才能够用双手掌握到生产资料。”斯大林狡猾地笑了一下，也开玩笑道：“在社会主义世界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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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扎伊采夫到摩尔曼斯克出差的报告得到了海军总部的批准。接着，我又有新任务去基辅，归第聂伯军区舰队调遣。
能够到基辅，真是让人高兴。已经有一年多我没有去那儿了，而现在可以见到父母，跟朋友们重聚。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按照命令的规定，我不能见任何人，必须立即赶到舰队司令部，那里会给我详细的说明。此外，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所以我也必须穿相应的服装。此次我应该身穿海军军服，但不是我在舰队服役时的红海军战士服装，而时海军上尉军服。连同制服一起发给我的证件上写着海军上尉。不过，有人立即告诉我，军衔仅仅是此次出差期间有效。
火车于清晨到达基辅。站前广场上空荡荡的。我看见了如此熟悉的车站大楼的正门，是现代乌克兰巴罗克风格，于三十年代建成。下着雨，感觉很冷。接送外国游客时，我到过这儿多少次啊！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僻巷，每个通往站台的过道。并且，不由自主地，我想起了阳光明媚的夏日，鲜艳的黄色无棚大客车，衣着鲜亮而快活的少男少女们来到了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
一台淡绿色“嘎斯”开了过来，帆布顶棚被雨水淋成黑色，于是，无忧无虑的1935年夏天的景象消失了。我坐在后座上，竖起风衣的领子，将帽子压低，以免有人认出来。
位于波多拉的司令部在等着我。他们向我通报了出差的目的。两天前，舰队沿第聂伯河逆流而上，然后抵达普里毕亚蒂的波兰边界。而我们一小批水兵，其中也包括我几个小时之后，也应该乘快艇沿着同样的路线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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