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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曹操刀下的几个文人:孔融不买账获死

  曹操与建安文人

我不知道在京剧脸谱里,为何给曹操抹了这张白脸?

也许在中国,只有他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既是文学家,又是爱杀人,尤其爱杀文人的屠夫。因此,这张脸,索性涂上一层大白,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在封建社会里,握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文字狱。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对封建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文周纳,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之?在这方面,一辈子没当皇帝,可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如祢衡,如孔融,如杨修,如崔琰,这四位打心眼里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阶层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之的;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刀起头落,横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脑袋,嘴张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狗屁影响?

所以,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于文人的统治。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至少写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精英,更出色些。“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都赞叹过的,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

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在中国,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诗文,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雄的豪爽,既有诗人的浪漫,既有对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后来的历朝历代的领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资文化的气慨。蔡文姬回来以后,他给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

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

建安年间,在他统治下的许都,文学活动相当热烈,他不仅支持,还亲自参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有过这样一段记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这当然是曹操的功绩。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曹丕、曹植是不余遗力的倡导者。而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应?,和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琰,是竞展才华的响应者。刘勰距建安约二百来年,他笔下的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可信和准确的。

文学的发展,时代的动乱与安定,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起义,九州暴乱,后是董卓折腾,战祸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全在诗人笔下写出来了。打鸣的鸡都没有了,还能咏唱的文人嘛?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知识,仇视文明进步的特点,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能打鸣的鸡,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生养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两袁,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在统治者的眼里,这些风头正健,名声响亮的作家、诗人,虽形形色色,帮帮伙伙,好好坏坏,长长短短,但究其政治态度分类,无非三者,拥护皇帝者;反对皇帝者;间于其中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者,这其中又有拥护多些,反对少些,或反对多些,拥护少些的区分。第一类,好办,成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饵之以利,赏之以名,随班唱和,装点斯文;第二类,也好办,言论获罪,文字有狱,焚书坑儒,箝口结舌。不过,此两类人加在一起,在全部知识分子中,不占多数。

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就是指处于这中间状态的这大多数,为历来统治者最感头疼麻烦的一拨。重了不是,轻了也不是,除了独夫民贼,统统地杀,整个社会出现“万马俱喑”的局面,总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强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很自然地与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气相通,若不仅止于腹诽的话,必有许多令帝王挠头的事发生。

虽然从秦始皇起,所有杀知识分子的帝王,都会背上千秋万代的骂名,但好像也从未见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过,照杀不误。曹操是文人,当然更知道文人之杀不得,但是,当他曹氏统治的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就要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到这时候,他无法手软的,于是乎,还是得诉之于杀头这一招。所以,文人在与统治者的这场老鼠逗猫的游戏中,输牌是早已注定的。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杀,《捉放曹》里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也颇教人胆战心惊,但一开始,对那些惹恼了他的文人,倒是尽量避免采取铁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干掉的祢衡,他宁肯用“借刀杀人”计,也不开杀戒。

祢衡是个颇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5岁,小伙子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躁动状态之中。要用现代医学观点看,这位文学新秀,恐怕还有一点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征。大概一个作家,自负其才,不如其愿,长期郁闷,必然会憋出来这股邪火。他来到许昌,以求闻达,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脱帽致敬。结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经人唆使,无事挑事,没碴找碴,站台开骂,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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