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黑手党之一山口组第六代掌门人司忍
相对于西半球而言，东半球的黑手党历史并不是空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西半球还要丰富，因为在维马尔尼建立“马菲亚王国”之前，这里早就存在着很多与意大利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只不过人们不叫他们黑手党罢了。不称他们为黑手党，并不能表明他们就不是黑手党，正如黑手党人也从不称自己为黑手党一样。
在日本，这里的黑社会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武士常被土地主或官僚雇佣，让他们看守赌场或刺杀敌手，后来，这些参赌者渐渐形成了一种向雇主致歉的行为——剁指和纹身，这些习惯至今仍保留在很多当地的黑手党组织中。
日本的黑手党笼罩着封建主义的迷雾，他们常常被描绘成重义气的骑士或绅士，但在现实中却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是一群杀人如麻的魔鬼。
黑手党在日本被称作“雅库扎”，据估计，日本的黑手党帮派约有3000个之多，如亲和会、双爱会、松叶会、国粹会、全港振、稻川会和住吉会等，但所有的帮派都无法与“山口组”相提并论。因为这个帮派约占到日本黑手党总人数的70%，是一个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黑手党组织相比的、巨大的黑手党组织，几乎涉足于日本所有的产业。
这是日本黑手党的独有特色。日本黑手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们的国民好面子有关。在日本，政府官僚或企业家一旦被黑手党利用，他们往往难以面对国民，而只能在黑手党的牵引下越走越远。即使在法庭上，日本人也会因面子问题而拒绝作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西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黑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将大量的政府要员或企业家拉入他们的阵营中，或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大阪和东京等地就有一个专门以勒索为手段的“总会屋”，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购买一家企业的少量股份，然后要求巨额的分红，一旦自己的要求达不到，他们就会在董事会上大吵大闹，进而威胁企业的高层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的做法。1991年，日本就出现过一次滑稽的场面：1700家公司相约于同一天开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黑手党在会议上勒索。
大阪是“山口组”的老巢，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这个组织完全可以说是美国黑手党在日本的翻版。即使是这一个帮派内部，也可以分为数字十分惊人的子帮派，他们大约有2000个子帮派、总人数超过15万。
山口组与美国黑手党、旧中国三合会及福清帮等均有来往，共同组织东亚地区的贩毒等活动，但在表面上，他们都有合法的生意作掩护。据估计，他们通过洗钱，其“合法的”的财产已达100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具有能够与西方世界融合的本领，因此，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日本黑手党人的身影。据东京警视厅副总监鹤屋明宪分析，仅在1992年一年，山口组造访西方的人次就达到了500万。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黑手党就已经将抢占美国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而美国人差不多在10年后才察觉到他们的踪迹。在欧洲，他们还用了一种“人海战术”进行洗钱，其组织者是4名日本人和3名菲律宾人，他们整天在欧洲的高级服装市场上溜达，将那些名牌服装高价买进后，再倒到日本市面上低价卖出，以收回他们的黑色资金，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洗钱工蜂”。
旧中国也是一个黑色帮派众多的东方国度。在维马尔尼来到美国之前，旧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与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如三点会、小刀会、洪莲会和三合会等，其中以三合会最为著名，其发展的历史也最为久远。该组织的创始人是严贵邱，其成员通常穿着草鞋，手里拿着一根红色的棍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拜会仪式和联络暗语——从这些方面看，他们与意大利黑手党没有任何区别。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杜月笙为头目的旧中国黑帮组织控制着上海的港口，而这里正是当时旧中国毒品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毒品中转站。在当时的中国，至少有2000万人吸食鸦片。另外，这个帮派还与当时的统治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当时政府中的要员担负着大量的角色，如负责为他们刺探情报、绑架政治上的敌手或暗杀竞选对手等。蒋介石为了控制派系林立的军阀，完全利用了这些黑手党人，这使得那些军阀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挥。
“福清帮”是由旧中国福建裔的同乡组成的家族式帮派。他们来自一个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在这里，大片的山地使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历史上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战乱——这一特点使这里与西西里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一帮派的特点是，出手十分凶残，团队组织严密。在国外的很多地区，例如纽约，甚至连本地的黑手党也会惧怕他们。后来，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世界。不过，由于这个组织还不够庞大，其存在经常要依赖于当时的三合会，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受制于他人。
三合会是当时可以与意大利黑手党相提并论的中国黑帮，其内部也分为数字庞大的子帮派，如“新义安帮”、“14K帮”、“竹联帮”等。新义安帮约有40000人，分布在美国和澳洲等亚太地区；竹联帮约有15000人，主要以中国台湾和阿拉伯世界为活动基地；14K帮约有25000人，当时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布整个世界。
三合会起初的最高理想是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当时的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丝绸、棉花或大米运到印度，然后从那里运回鸦片，但后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几乎渗透到了中国海外所有的华人世界。他们在海洛因时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后，已在上世纪末将他们的桥头堡建到了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黑帮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同胞作为重要的掠夺对象之一，例如，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餐馆里，每张餐桌每年必须向他们上交200至700美元不等的保护费。
在罗马，有一个自称为“红日”的三合会组织，他们在1992年绑架了一位名叫廖京杨的中国姑娘，目的是为了敲诈4亿里拉。警方在侦破中发现，他们在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都灵等地区均有自己的组织，同时，还与巴黎、马塞和巴塞罗那有着密切的联系；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竟然与各地的黑手党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法国巴黎也是三合会的基地之一，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鲨鱼”，他们出手大方，总是把眼光瞄向塞纳河沿岸的黄金地带。1991年，法国警方曾破获一桩洗钱案，通过调查发现，仅1991年的1年里，他们与麦德林集团相勾结，通过法国南部巴斯克省的汇兑银行，共洗出毒资3.3亿美元，每到黄昏，人们就能看到东方面孔的人提着沉甸甸的手提箱从银行的大门进进出出。
如今的三合会已经取代了西西里人，成为海洛因贸易的龙头老大。他们的优势是，能够控制缅甸那里的产品，提供2/3的市场需求。不过，在西方的销售市场上，他们仍然需要求助于西西里黑手党，因为他们毕竟缺乏打入非华人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供需关系使三合会与西西里黑手党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三合会曾将2/5的进货权让给西西里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西西里人将1/5的美国市场让给了他们。在纽约，“小意大利城”与“唐人街”紧紧地挨在一起，这种独特的景象在世界很多的城市中都可以看到。不过，在北欧的荷兰等地，三合会也遇到了他们的强劲对手，即来自于土耳其的毒贩们。荷兰有40万的土耳其后裔，而中国早年的移民却只有10万人，从人数上看，他们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拥有一个先进而高效的运输网络。
三合会的另一个大买卖是非法移民生意，与毒品生意相比，这种生意的风险要小得多，但赚头却小不到哪里去。在旧中国香港，法律规定初入三合会的人只能判处6个月的监禁，因此，三合会一直把香港作为他们与世界接头的窗口，在100年里，他们至少已经将500万名中国人偷渡到了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