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政似乎终于开始谦卑，不管怎么说，吉兆。积重难返，却又百废待兴，路漫漫兮修远，难测。且发此旧文，权作感叹。
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政治传统，当属无知。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不下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政治，其基本规范和运行方式，记载于《尚书》中的《洪范九畴》篇。周武王打下商朝的首都朝歌之后，去向商朝的贤达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就对周武王讲了商朝所承继的政治传统。一个胜利的君主缘何请教战败国的贤达？没见到周公姬旦有过什么回答。后来的孔子，更是无从解说。而又由于周公和孔子的讳莫如深，如此重要的历史细节，就被悄无声息地淹没了。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说清楚过，即便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含混得可以。后来的文化人写历史，从孔子写起；后来的历史学家写中国历史，把姬氏家族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当作亘古不变的历史传统；仿佛中国从来就是集权和专制的，仿佛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政治的传统。
从箕子所讲说的《洪范九畴》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是有过民主政治传统的。只不过，中国的民主政治传统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不信任之上，从而以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当政者走向专制和独裁；中国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理念刚好相反，是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人格和能力的绝对信任之上的。政治是否清明，完全有赖于当政者的人品是否贤良。因此，在最高权力的承继上，就有了择贤和让贤的故事。也就是说，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圣明的君王为民众挑选择继承者。这样的权力交接方式，无疑寄托于君王的圣明程度，而不是完全取决于民意。但也不是一点民意都没有。因为臣民的意见，也是君王考量后继者的重要依据，比如《尚书》里尧之于舜的考察。问题是出在：究竟什么样的贤良人物才符合君王和臣民之于后继君主的标准，并无成文的法规。这不仅使最高权力的禅让制度十分脆弱，一不小心就会被世袭制度取代，也让人们难以分清，什么叫做圣明君主，从而就造成了后人的浑说圣贤。比如孔丘那样的半吊子伦理道德说教家，把姬氏家族里的三个人物，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与尧舜混为一谈。且不说，这父子三人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全然相同；就算完全一致，也并非尧舜那样的民主政治领袖。
中国上古的民主政治领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躬身亲政时的谦卑品质。这在《洪范九畴》里叫做“敬用五事”。五事中的第一条，便是貌恭。貌恭者，谦卑也。尧舜时代的君王，不以威严著称，而以亲民见长。因为那时的君王，没有权力化身的意识，更没有君临天下的自我感觉，而是天然具备民众仆役的自觉。整个一部《洪范九畴》都是教导君王，如何做好民众仆役。其中包括，如何为政，如何自律，如何稽疑，亦即解决疑难。稽疑部分乃是上古民主政治的精华所在：经由一个由庶民、卿士、君王和卜筮组成的民主协商会议，解决国家碰到的疑难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在这个协商会议里，君王的表决只占一票；这一票的份量还不及卜筮举足轻重，因为卜筮通过占卜询问天意，通常是代表天意。至于《洪范九畴》所例举的所有道德要求，全都指向朝政者，而不是针对民众的伦理规范。这与数百年后的孔儒教义截然不同。至于一千多年后的宋儒伦理，更加南辕北辙，竟然将道德诉求变成一种“饿死事小、失事为大”式的道德恐怖主义，威胁民众服膺专制等级制度。不无搞笑的是，《洪范九畴》又被无知的后人归入儒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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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古的民主政治，缺乏权力制衡体制，缺乏民众监督机制，政治能否清明，完全取决于当政者的自觉，所以当政者一旦不再自觉遵守作为一个民众仆役理当遵循的规则，民主政治的体制，就会遭受毁坏。比如，受赐《洪范九畴》的伯禹，虽然治水有功，却开了在宫廷上当场杀人的先例。这与当政者理当貌恭理当谦卑的要求，无疑是截然相反的。伯禹最没有底线的举措，乃是结束最高权力的择贤禅让，把王位断然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开了家天下的先例。从伯禹的这种犯规和出格，反观箕子在《洪范九畴》开篇中讲说的天赐《洪范九畴》于伯禹，应该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并非是上苍表彰伯禹而有所赐，而是上苍以此提醒或警示伯禹，不要出格，不要越过底线。
第二次突破上古民主政治制度底线的历史人物，是成汤：以暴力方式改朝换代。权位的交接，由此从和平的禅让，变成了暴力的夺取。倘若说，家天下的出现，将君王和贤良品质之间的天然关联，截然分开；那么以暴易帜的方式，则将政治完全置于暴力的天平上，从而有意无意地催生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夺权意识，致使朝政者越来越自我夸张，越来越把天下视为己有，致使君主当初的仆役身份被逐渐淡出。好在殷商时代还没有周室那么明确的等级观念，君主依然受着侍奉民众的道德约束，依然是道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倘若不加约束的话）。因此，君主并没有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一旦遭受臣民责难，不会觉得有损威严。《尚书》记载的盘庚迁都时与臣民的对话，便是生动的事例。迁都主张遭到臣民责疑时，盘庚并没有动用权力压制异见，而是心平气和地向群臣作解释，苦口婆心地给民众释疑。其原因除了盘庚的贤良，更在于当时的君主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完全可以接受臣民质疑，并且负有向臣民解说自己政治主张的责任。即便是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在遭受臣子批评时，也没有什么过度反应。《西伯戡黎》可能是《尚书》中唯一残存的纣王形象客观写照：虽然并不如何高大完美，至少表明古时君主的谦卑犹在。面对臣子的大叫大嚷，纣王不过喃喃自语而已。这形象不仅跟明朝三流小说《封神演义》的描述截然不同，即便跟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也断然有别。后人强加在纣王身上的那些残暴细节，折射出来的是后人的心理变态，跟纣王毫无关系。因为殷商时代的君主，不要说实施那样的残暴，就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有关纣王的种种妖魔化描绘，连同那句助纣为虐的成语，应该是后人尤其是汉儒对殷商最后一个君王的历史性诬陷。
由于殷商时代的政治游戏规则，依然将道德要求指向君王，因此后人只能看到他人批评纣王的历史文献，而看不到纣王议论他人比如周室诸公的言词。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道德要求是针对君主的，而不是指向包括诸候在内的臣民的。从武王姬发指责纣王的《牧誓》里，人们可以发现，纣王的最大罪状，不过是让妇女参政。姬发将此比作让母鸡打鸣。这并非是姬氏家族真理在手，正义在胸，而是源自两个邦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不同。殷商虽然世袭，但不像有周那样等级森严。殷商也不歧视妇女，可以在庙里将女娲供为神明，也可以在为政时听听女人的意见。但周室奉行男尊女卑，根本不容妇女有任何发言权。姬氏家族对殷商的指责，实属干涉他国内政，骨子里是在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强词夺理。
后来的孔丘不懂这个道理，竟然会误以为周室姬氏家族的人物，都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没见到被人批评；而被他们所灭掉的纣王则是邪恶的，因为有姬氏家族临战前的动员令《泰誓》和《牧誓》为证。孔子不知道，姬氏家族诸子，在一统天下之前，其诸候的地位还不足以高到到被他人评头论足。及至姬家得了天下，又不许他人非议了。周公建制的一个重要标记，就是在于将道德视作统治民众的手段，而不再是由民众监督君王权力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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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汉儒，当然比孔丘更加无知。他们会在《泰誓》中伪造许多纣王的罪孽，还杜撰出剖心炮烙之类的刑法加诸于纣王，从而将汉朝人之于秦始皇暴政的记忆，将汉儒之于其同类当年被嬴政坑杀的愤恨，一古脑儿地转嫁到了纣王头上。颇有点愤不择词。孔丘虽然褒周贬商，但还不至于向纣王发泄愤青情绪。真要说起来，孔丘祖上乃是殷商遗民。不知为何，孔丘那么不把自己的祖先当回事。相反，孔丘对灭掉殷商的姬氏家族，却崇拜得五体投地。或许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因为是失败的殷商人后裔，所以崇拜胜利的周室诸君诸公。孔丘的出身地位比较低下，按照周室的观念，还不算是嫡出，所以反倒爱上了嫡庶分明的等级制度。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说，正是孔丘的这种偏见，使他看不清商周之交的历史真相。
孔子的无知，造成了孔子以后的儒生对历史的误读。其中包括司马迁。中国远古的民主政治，对君主的监督，主要体现于针对君主的道德原则。仔细阅读《洪范九畴》中的道德诉求，没有一条是指向臣民的，全都针对君主。这样的监督规则，是被周公破坏的。周公在一篇又一篇的诰令里，不再把道德作为约束君主的准则，而是当作统治臣民的手段。也是由于周公的这种道德观，导致孔子误以为道德就是用来教化民众的。这样的颠倒，一直颠倒了二千多年。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只看到圣上随心所欲地说这个是反革命，说那个是右派分子，根本见不到臣民对领袖有何非议，唯有万岁如潮。
周公姬旦不仅倒转了道德批判的指向，也断送了当政者应有的谦卑。打下朝歌的武王姬发，不仅躬身就教于前朝贤达，而且下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丝毫没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得意和夸张。可是，姬发执政没多久便神秘归西，由四弟姬旦摄政。一朝大权在握，姬旦马上拾起刀枪，镇压与他不同政见的异己者，弑兄逐弟，彻底毁坏自上古承传至殷商的诸候联盟各自分治的政治传统，建立起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姬家天下。顺便说一句，这倒是给后来的李世民杀兄夺位，做了个榜样。姬旦的建制过程，见诸残留在《尚书》里的周公诰令。这些诰令的基本内容，翻译成现代汉语，便是镇压反革命。标准很简单，谁喝酒谁就是反革命。周公籍此强行改变殷人的生活方式。中国历史上因为政见不同而导致生死交战骨肉相残，始自周公姬旦。
也许会有人发问：姬旦在成王成年之后，交还权力，向侄子一执臣子之礼，算不算谦卑？回答是：不算。因为当政者是否具有谦卑的品质，在于能否做到貌恭民众，能否做到宽容异己，而不是向民众和众臣示范，如何对天子毕恭毕敬。姬旦演示的这种礼仪，骨子里充满权力的傲慢，充满源自姬氏家族君临天下的妄自尊大。姬旦以此摆明：权力就是权力，天子不再是民众的仆役，而是民众的主人。从此以后，中国人有了明确的权力意识和权力观念。按《诗经.小雅.北山》记载，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正是针对这样的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小国寡民唱反调。《道德经》并非天马行空，泛泛而谈，而是将批判的锋芒切切实实地指向周公建制。《道德经》的政治理念，与《洪范九畴》相通。《洪范九畴》论及五行，水火木金土，水居首。《道德经》同样大力崇尚水的品性。倘若可以把老子的思想称作某种哲学观念，那么无疑是水性的哲学。该哲学迥异于古希腊哲学对火的推崇。水的特性是低处，延伸为政治理念，便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政治，要点不在于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而在于谦卑。即便有所作为，也不过尽职而已，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比如伯禹治水，与其说是英雄壮举，不如说是履行职责。伯禹没有理由因此要求民众歌功颂德，更没有理由居功自傲，自说自话地把权力交给儿子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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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注解研究老子《道德经》之典籍，可谓汗牛充栋。然真正读懂老子无为政治之真谛者，唯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而已。虽然陈寅恪此文通篇不曾提及《道德经》，但对无为而治却颇有领略。东晋王朝东渡之后，丞相王导以不作为的低调方式，取得了江东士族的支持，从而使王室站稳了脚跟。这种无为而治承继的，其实就是上古政治的谦卑传统。
谦卑传统是在秦始皇手里最后终结的。嬴政者，宫廷乱伦私生子也；由于在权争的旋涡里闹大，故终其一生只认强权，根本不知谦卑为何物。其称霸天下之后的那付轻狂模样，在箕子那样的贤达眼里，恐怕与疯子无异。要不是中国人的退化，嬴政这类人物，理当作为一个精神病例躺入史册。中国历史上，被权力弄疯掉的人物，虽然远不止嬴政，但嬴政却是最突出的一个。也只有这样的疯子，才会把自己称作始皇，仿佛以前的华夏民族根本不曾存在过。这个疯子的另一个临床病症，便是企图长生不老。上苍在将这个疯子埋入黄土的那一刻，没准曾经忍不住噗哧一笑。
嬴政称霸造成的历史后果，便是引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这是统治者彻底丧失谦卑的逻辑结果：民众完全没有了耐心。民众的耐心与朝政者的谦卑，彼此对应。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当年孔子活着的时候，虽然乱像已呈，但民众耐心犹在。且不说其他，即便是孔子的四处游走，在世人眼里都显得轻浮可笑。可见那时的华夏人氏，是何等的从容。至于盗跖之流，不过是当时之世的另类风景，并不构成历史陷入恶性循环的某个环节。但嬴政暴政引发的揭竿而起，却成了王朝更迭的一种模式。从此以后，暴政和暴动，在没有了谦卑的庙堂和丧失了耐心的江湖之间，翻来覆去，乐此不疲，致使中国几千年历史仅止于循环往复，原地踏步。所谓江山，如同美人一样，成为彼此争夺的猎物，让一代代强盗因此竞相折腰。历史的沦落，在商周之交仅是青萍之末，及至嬴政一统天下，全然塌陷，演变成一个至今不见终结的历史黑洞。
嬴政留给以后那些窃国者的教训是：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这个教训并没有让被嬴政镇压的儒生恢复名誉。一连好几代刘姓皇帝，都跟刘邦一样鄙视儒生和儒学。直到汉光武帝刘秀出场，才使儒家在皇室获得了尊重。东汉初期的皇帝，很想回到尧舜时代。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为学先贤而亲自下地耕作的。但他们没能成为尧舜。这不是他们太无能，而是他们所信奉的儒家教义当中，没有谦卑这一条。按照儒家的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一旦成为人主，便是居庙堂之高，即便貌恭，也不过是对臣民和颜悦色，并非因为是民众仆役的缘故。他们搞不懂孔孟之道与《洪范九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他们不懂道德是用来约束君主的，而不能用来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腐儒制造的一个神话。这个神活后来是由于汉末党锢英烈们的血祭，才变成了笑话。
谦卑是区别上古先贤和儒家道德范式的关键界分。儒家虽然讲说仁义道德，虽然强调仁政，虽然讲说民本，但骨子里却脱不出君临天下的骄横。且不说孟子论政时的那种霸气，即便是汉儒董仲舒，也全然一付横立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狂样。且不说比起箕子，老子，庄子，董仲舒有多么可笑；即便是比起儒家的祖宗孔丘和老祖宗姬昌，董仲舒也不知肤浅到哪里去了。孔丘虽然智商不高，但说起周公周制，说起克己复礼，还真是一脸虔诚。狂妄通常与无知相关联。相比之下，孔丘毕竟还有所知，姬昌当然知道得更多。罢黜百家，独尊一家，这种话在姬昌和孔丘，是断断乎讲不出来的。因为这种话一出口，就摆明了自己是如何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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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董仲舒这付狂样，再回顾箕子如何开导武王姬发，什么叫做圣贤，便可一目了然。不卑不亢，不温不火。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一字不提。说完之后，远走高飞；毫无籍此做一把帝师、换取俸禄谋求仕途的意思。没有严词谴责姬氏家族强行入侵，以暴易帜，已经算是很给对方面子了。应得了天下的君主之求，向对方作一番建言；如箕子者，再低调，也能让对方感觉到耳提面命的份量。由此对照二千多年之后，一代新主身边的那些个谏言者，亦即政治协商会议里的衮衮诸公，是些什么模样。突然想到一个称谓：最后的贵族。倘若真有最后的贵族，应该是箕子那样的人物吧。
就人文精神而言，二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与箕子同时代的姬昌，与箕子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姬昌的儿子姬发，不会那么恭恭敬敬地前去请教前朝遗老。姬发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胜者为王的胜者不是？而五百年后的孔子，与姬昌又不可同日而语。再过五百年，著名的汉儒之中，无论是司马迁，还是董仲舒，又比孔子相差了一大截。一直退化到二千多年以后，便有了“最后的贵族”那样的现世报。在这部退化史中，汉儒的作用，也许值得玩味。
汉代儒林，最值得尊敬的，无疑是党锢英烈。当年在课堂上，听早先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讲说汉末党锢，诸如八俊八固之类；讲者激情澎湃，听者热血沸腾。二十多年以后，因为撰写历史小说《汉末党锢之谜》，重读有关史料，突然发现，原来是场以儒治国的悲剧。因为以儒，是不能治国的。西方的政治模式成功在法治，中国的专制历史失败在始终坚持人治。嬴政的暴政是人治，东汉的儒治也是人治。区别在于，一者以霸权治国，一者以道德治国。人治通常被诉诸这两种方式，或者是独裁的高压造成恐怖政治，或者是道德的标高造成极度贫困。毛泽东的突破在于将这两种人治合而为一，从而开创了既恐怖又贫困的史无前例。
以儒治国并非是君主回归谦卑，而是君主抢占道德制高点。刘秀以降的东汉皇帝，常有喜欢作秀的特征。好笑的是，皇帝是在作秀，底下的大臣却当真了。陈蕃就是特别较真的一个。陈蕃一次又一次犯颜直谏，与其说是在监督皇帝勤政，不如说是在扮演当年孔子孟子扮演过的帝师角色。就这种角色而言，不无可笑。但就扮演者的认真而言，实在令人唏嘘。有汉一代的儒生，从贾谊晁错一直到陈蕃杜密，前赴后继地上演了一出出文死谏的悲剧。汉儒虽然迂腐，但其不怕死的刚强劲头，倒是颇具《山海经》里华夏初民的充沛元气。
但必须指出的是，汉儒特别喜欢为自己制造道德优越感。伪造《尚书》，抹黑纣王，出自汉儒手笔。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也是汉儒写照。士林领袖陈蕃虽然刚直不阿，但也过于蔑视他人。陈蕃和宦官间的过节，除了皇帝从中作祟之外，陈蕃对宦官的轻蔑，恐怕也是致祸的原因之一。不懂谦卑，无疑是汉儒的致命伤；也是汉儒向往的以儒治国，与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风范的区别所在。所谓的道德，在上古时代被用于监督君主，到了孔儒手里成了扮演帝师的敲门砖和帮助君主驯服民众的统治手段。儒生一旦踏入庙堂，通常会产生与君主并驾齐驱的幻觉，从而不会把他人放在眼里。其实，汉末宦官之中，虽不乏骄横者，但也有清俭退厚者，如丞良贺，曹腾（相传为曹操之祖，不是血缘意义上的）；遗憾的是，他们全都没有获得士林的认同，获得陈蕃他们的尊重。这可以说是陈蕃他们不懂统战工作，也可以说是陈蕃他们过于黑白分明。不管怎么说，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士林领袖自己都不知谦卑，又怎么能够引导皇帝谦卑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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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治国失败的后果，与嬴政暴政引发的恶果一样，导致民众丧失耐心；盗贼蜂起，然后再是群雄逐鹿，重复一遍秦末乱世的情景。从此以后，朝政的谦卑和民众的耐心，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以后的政治人物，都喜欢竞相牛皮哄哄。即便出类拔萃如曹操者，居然也会说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疯话。以后的民众，不再耐心，不再从容，要么低声下气做顺民，要么揭竿而起做暴民。李世民那样的蛮子，成了一代英主。朱元璋那样的叫花子，也能混水摸鱼做皇帝。真正叫做：乱得不能再乱。
一直乱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要让最高权力者谦卑为政，只有如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那样，选择权力制衡和民众监督的方式。众目睽睽之下，冒着众口铄金的风险，民选总统，岂敢不谦卑？至于民众的耐心，则全然是朝政者的谦卑培育而成的。民众动辄走向造反有理，往往是当政者太不谦卑所致。换句话说，朝政者的谦卑，是医治社会因为造反有理而动荡不安的良药。
历史，就其文明的意义而言，是不断发展的。从铁器青铜器，直到当今的电子时代；但就其文化的向度而言，应该是不断回归的。倘若中国的朝政者能够回到尧舜时代，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回到箕子时代，倘若整个中华民族能够回到《山海经》那样的元初状态，非但不是退化，而且应该是文艺复兴意义上的提升。虽然并不乐观，但还是在此默默地祝福一下。
二00九年九月九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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