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仆尝谓六朝无诗，陶公有诗趣，谢公有诗料，余子碌碌，无足观者。至李、杜而诗道始大。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直真知诗何物哉。
我们仔细看他这段话，实际上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诗人大致都做了个评判。首先承认苏轼的诗高古之气不如杜甫，但是灵动要更强，这实际上就是在格律诗领域认为苏轼的神性强于杜甫，比诗圣更接地气。
“仆尝谓六朝无诗”，可能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满，所以袁宏道用了个“仆”来谦称。但是意思很明确，魏晋南北朝，除了陶渊明、谢灵运，没有谁能入他的法眼。陶渊明只有诗趣、谢灵运只有诗胚，都上不了台面。李白、杜甫那是千古公认，所以“至李、杜而诗道始大”，而袁宏道认为“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也就是说他其实更认同中唐复古运动的诗人作品。
我们看他举的这些“诗之圣”，韩愈、柳宗元是复古运动旗手，元稹、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旗手，而且白居易还是通俗易懂的“香山体”创始人，欧阳修早期作品有些高知“西昆体”特色，后来也取法李白、杜甫、韩愈，实际上也是诗文浅白化的走向。
为什么袁宏道会把这些诗人尊为“圣”，而对王昌龄、李贺、李端、李商隐、杜牧这些诗人视而不见？庾信、鲍照过于高古，初唐四杰、陈子昂、王昌龄等人是大李杜时期的人，无法遮掩诗仙、诗圣的光辉还说得过去。但是对小李杜只字不提，很明显袁宏道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们以前说诗歌史一般说到唐宋和清，就是眉飞色舞，而元明二朝，实在是诗歌创作的低谷（相对而言）。
元朝的蒙古人马上治国，对诗歌不监管，但是也没推动。终元一朝，诗的境地是自生自灭，无人理会。大批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无法上升，转向民间艺术，写戏文、散曲去了。没有了人才，没有思想，诗歌是无法出现高成就的，而且元朝太短，无法做出文学方面的积累。
明朝则是因为朱元璋的强势政治手段，文人们除了歌功颂德，没有其他选择。诗坛很快被面目丑陋的台阁体占领。而在整个明朝，诗风清明之路都是针对台阁体的虚假、空洞来作斗争。前后七子、性灵派等，说到底都是主张要讲究真性情。
袁宏道的公安派就是主导“性灵”的。他不但反对台阁体，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前后七子“言必秦汉”的拟古体。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态度，对李杜之前的诗人是不屑一顾的。也就是李白杜甫实在太高大，才拿出来衬托一下苏轼的诗神地位。
“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直真知诗何物哉。”那些说宋诗不如唐诗的人，都是小学生（观场是乡试场所），他们哪里知道诗是什么。
袁宏道是想借助这番评论抑唐扬宋，从而为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找到前世的宗师。就好像“香山体”奉白居易为宗，“西昆体”奉李商隐为宗，他的“公安派”要奉苏轼为宗，自然要把苏轼封神。
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惟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惟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恍惚变怪，无非情实，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至其遒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气运使然，非才之过也。
苏公的诗没有一个字不好。李白是神游派，杜甫是写实派。李白神游天外，常常遗漏眼前景色，是为缺憾；杜甫专门写实，所以他的诗只在人间称圣，不能登天为神。苏轼的诗，能高能低、言浅理深、奇情巧思、时刻变化，却依旧感情真实。大概是他的文采和李杜一样高，但是学问和见识，要高出李杜二位。所以堪称卓绝千古。
不能老是夸，李杜的地位也不能随便批，所以后面就放低点姿态：至于词句遒劲有力不如杜甫，神思飘逸不如李白，这不是才气的问题，是运气。
这就有意思了。苏轼兼有二者之长，是学识更高，不及李杜之处，那就是运气问题。
本人从来认为博学才子，天下以苏轼为表率，但是袁宏道这样拿李杜来抬苏轼的诗，就实在是有拉偏架的嫌疑。也不是我一个人看不过眼，其实诗人们都清楚，这也是为什么苏轼这个“诗神”的称号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缘故。
只是苏轼太厉害了，诗确实也好，你若用“诗神”称呼他，别人也不好反对。但是我们看那些大多数人认同的有外号的诗人（都是唐朝诗人）：
诗星——孟浩然、诗佛——王维、诗天子——王昌龄、诗狂——贺知章、诗仙——李白、诗豪——刘禹锡、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诗瓢——唐求、诗囚——孟郊、诗鬼——李贺、诗奴——贾岛、诗杰——王勃、诗骨——陈子昂。
诗神？反正喊起来怪怪的，而且苏轼这人太圆满高大，就叫一声“东坡先生”也是如雷贯耳，根本不需要强行往诗的外号上去凑。
所以，这个称号吧，其实是袁宏道为了公安派捧出苏轼来，强行给他封的称号，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这不是说苏轼的诗不好。而是凡事吧，讲个道理。
唐朝之后，特别是宋朝，词牌的盛况在文坛明显占据了上风。一个原因是词牌更加灵活，体裁和题材都在多样化。另一个原因就是诗本身开始固化，走向高冷。整体的诗的创作源泉开始自绝于社会大众，宋诗依旧是好的，是除了唐诗之外的另一个高峰，但是和盛唐时期活力满满的状态是无法相比的。
另外有一点，宋诗中苏轼也不是第一。一定要在宋朝诗坛选出三个代表人物的话，苏轼必定有一席之地。如果只选两人，黄庭坚出局，苏轼仍然有一席之地。但是要选宋朝诗作第一人，唯王安石而已。荆公体才是北宋以至整个宋朝诗的最高峰。
这早已有了定论，无需争辩。
苏轼的强大是在于诗词歌赋无所不能，他最大的贡献是为词牌开拓了题材视野，为宋词抗衡唐诗打下了基础。而他在散文、书法、绘画以及思想流派方面都是自成大家。不论哪一点拿出来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唯诗作方面，在王安石之下。
苏轼的名诗句也很多，但是囿于宋朝儒家理学思想，整体宋诗走入了一个冷淡、说理的方向，苏轼的诗风上承庄子和李白，在散文化、议论化、理性化上贡献巨大，直接奠定了宋诗高冷、说理范儿的基本风格。
而这种风格和唐诗比起来，其实完全是另一个方向。王安石的荆公体倒是有些唐诗的味道，所以在宋诗中别具一格，站在了顶峰。
东坡居士的诗就不举例了，大家一搜一大把。
讲了这么多理论的东西，其实无非就是回答题主的问题。苏轼的诗神称号，来自拥趸的进献，别人只是不反对，但也不发自内心地赞成。而他的作品，实际上也正如袁宏道所说：
遒不如杜，逸不如李。
虽然他说是运气不好，但咱们也不问原因对不？
单论诗，“逸不如李”，自然就不能和诗仙相提并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