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著作权律》以“伯尔尼公约”为蓝本，参照了各国的现行法律，历时多年修订而成，虽成文于百年前，却是比较完善的。
1910年12月18日，清政府颁布了《著作权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版权法。它依据的是世界通行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即今人耳熟能详的“伯尔尼公约”。无论过去或现在，它都是最权威的国际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缔结于1886年，1896年经缔约国重大修改后为世界各国所遵循，也正是在此前后，中国开始接触这个国际公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产生了自己的版权法。
版权保护意识的初萌
晚清制订版权法是为了防止盗版翻印，而盗版翻印则与印刷术的进步和图书市场的形成有关。现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私印翻刻活动始于宋代，而在古代中国，因印刷术还不发达，翻刻现象虽然时有发生，但并不严重。鸦片战争后，西方石印技术传入我国，这为中国出版界开辟了新纪元。
由于新技术的使用，印刷变得简便易行，私刻翻印因之屡禁不止；但直到戊戌维新之前，中国人对书籍的需求毕竟有限，图书市场规模不大，翻印盗版也就还没有成为一个为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戊戌维新对中国出版界的最大贡献是，它开启了中国人对于西学的孜孜追求，自此百余年绵绵不绝；同时，推动了科举制度的改革乃至废除，学堂取代了书院，课本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需求，中国出版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利之所在，必有逐臭之徒，私刻盗版也如影随形猖獗起来，令出版界头痛不已。
最早拿起版权这个武器打击私刻的是西方在华的出版机构。1894年，英美传教士设在上海的“同文书会”改名“广学会”。“广学会”成立不久，特别自1896年起，不断按照国际保护版权的规定，向中国官方提出保护其出版物版权的要求；禀请通常由广学会所在地的行政长官上海道台受理，并得到他的支持。中国地方官既然答应了外国人的要求，就很难否决中国人的同样要求。1896年底，上海道台应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的要求，发表了一则保护其出版物的告示，这是目前所见较早的按照西方惯例保护版权的官方规定。告示是这样写的：
近日坊间书贾习气，每将他人新刻之书翻印……查泰西定例，凡刊印自行译撰书籍，不许他人翻印。近年上海西人所设广学会、益智会，均经禀请存案，凡会中刊印各书，均不得率行翻印，援例禀请存案严禁（翻印）……据禀前情事同一律，除批示并分饬县委查禁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书贾坊铺人等知悉，嗣后《时务报》馆如有印出各项要书，尔等不得擅行翻印出售渔利，致干究罚，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