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结识一位英文名叫卡洛斯的媒体朋友，聊天之后得知他是客家后裔。出生在巴拿马，八岁的时候随母亲返回香港定居。
卡洛斯成年之后还不时飞返南美洲与留在当地的父亲团聚，但问题出现了：父子俩聊天要有翻译，因为父亲只会讲客家话、葡语及西班牙语，香港长大的卡洛斯只讲粤语及英语。
拜访日本关西崇正会。
常常赴海外出席客家文化研讨活动，笔者对这种奇异现象见怪不怪。大约半年前，赴大阪参加日本民族学博物馆主办的一个活动，笔者与“关西客属崇正总会”的一位负责人交谈。
两个中国人之间的对话，竟然需要日本人做翻译。因为这位老先生不懂客家话也不识中文，只讲日语。
笔者在这里也许用华裔来表达更准确，因为其曾祖父早年从粤东乡下远赴东瀛谋生，不清楚自己是第四代的他有无入日本国籍。笔者在神户逗留还登门拜访源自梅州南口镇、在民国初年成为神户华侨富豪的潘姓望族后裔。
所幸的是他曾经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读书的潘华雄先生能讲少许华语，客家话则可讲一点点“不咸不淡”的问候语。
笔者在日本神户拜访源自梅州的客家后裔潘华雄先生。
香港在清朝隶属新安县（后改为宝安县，也就是今天的深圳）。这个县早年是客家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港九新界有数百条客家村。
据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客家还是香港的主流人群，客家话也是主要的沟通语言。仅仅半个多世纪，客家话在香港作为交际语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仍视客家话为母语的香港人，消失得七七八八了。以笔者的观察，许多客家裔港人家庭，父母与爷爷奶奶辈还操客家话拉家常，子女及孙辈就欠奉了，纵算会讲也不愿意或觉得“老土”不好意思讲，又或“识听唔识讲”。
笔者拜访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张述洲校长。
笔者经常走访港九、新界及离岛的客家围村。穿梭陋巷颓墻，行走在花岗岩铺就的小道，时不时还能听到正在宅外晒太阳或打纸牌的老人家讲客家话。每次听到乡音，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总在会心里涌动。
这种复杂情感，也许源自笔者热爱客家文化的自豪感，也许是对客家语言快速消亡的无奈和惆怅，也许是寄身现代都市的淡淡乡愁，也许五味杂陈兼而有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海内外众多客家人聚居的地区，作为中国八大方言之一的客家话正在大面积消亡。
我们正步入“后客家话时代”，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会讲客话的客家新生代”，逐渐取代“宁卖祖宗田，不忘袓宗言”的先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