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修兵
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23个立项名单，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迈入了全新阶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阶段。
按照国家文物局给出的定义，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这体现了科学合理地处理好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和谐发展课题的新思路。日前，记者随中央媒体采访团赴洛阳、西安、成都等地，深入探访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大遗址保护成就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情况。
遗址本体与当地居民的双重解放
大遗址，往往是一段辉煌历史留下的印记，千百年后，这些大遗址理应成为令后代们骄傲的财富，然而，很多城市的大遗址，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遗憾……
由于许多大遗址位于城区或城郊，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和城市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矛盾十分突出，文物保护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大遗址保护区域往往容易被忽略，环境脏乱差，治安状况不佳，甚至成为整座城市中居民生活水平最低的区域，原本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文化遗产丧失其应有尊严，大遗址成为“烫手山芋”。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好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下人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的大明宫，是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宫殿。200多年间，它一直是李唐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1300多年后，这座曾令世界为之震撼和仰慕的宫城，只剩下了部分台基和夯土。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大明宫遗址，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宫殿遗址，有着巨大的历史和科学价值。该遗址所在的西安道北地区，历经多年已由城乡结合部逐渐演变为“城中村”，形成近10万人口的棚户区。该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生存环境恶劣，人口膨胀，一度成为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的老大难。不断增加的人口，在使大遗址不堪重负的同时，也使城市发展对土地的渴望，居民对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文物保护部门常常劝阻大明宫遗址区的居民，不能种什么，不能盖什么，不能建什么，不然会破坏遗址；百姓抱怨说，什么都不能干，怎么活？在这样的僵持中，遗址保护不好，生活在遗址区的居民的生活也无法得到改善。”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文物局副局长吴春告诉记者。
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从2007年开始，西安市委、市政府对占地面积3.2平方公里的大明宫遗址区进行了一次性保护整治，拆除占压遗址的建筑350万平方米，妥善搬迁了居民10万人和众多企事业单位。大范围棚户区的拆迁，在解决了长期占压问题、提高了大遗址保护水平的同时，也使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正是由于把大遗址保护与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相结合，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在搬迁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因拆迁闹事上访的事件，相反，拆迁办公室里，群众送来的锦旗堆积如山，多得用拖拉机才能拉走。居民们在给拆迁办的感谢信中写道：“过去总说是文物保护让我们受苦，没想到现在正是文物保护让我们住上了好房子！”
记者在现场看到，昔日大明宫遗址内外脏乱差的环境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视野开阔和底蕴厚重的城市遗址公园，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西安市的环境质量和城市品位。随着遗址公园的开放，旅游人数也逐渐攀升，周边土地快速升值，文化产业迅速跟进，经济效益明显增长，社会效益日益突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真正融入到了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中。
“通过保护工程的实施，一方面解放了在人口重压下的遗址本体，让我们可以放手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居住在遗址区内的10万民众，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大幅提高。”谈及工程的效益，西安市文物局局长郑育林说。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十三朝古都洛阳，蕴藏了我国历史上一系列最辉煌灿烂、最能够代表和反映中华文明成就的历史遗存。特别是在洛河沿岸、东西不足5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称作“五都荟洛”。
然而，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在为洛阳留下丰厚的历史遗产的同时，也给其发展带来了诸多限制。“洛阳片区的大遗址，地上留存普遍较少，且大都位于城区，地上居民稠密、建筑密集，大遗址保护展示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比其他城市更加突出，实施难度也大得多。”洛阳市市长郭洪昌告诉记者，在隋唐城宫城核心区拆迁中，洛阳把扩大当地居民就业、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大遗址保护工作结合起来，实行和谐拆迁，动迁居民700余户，累计拆迁10余万平方米，建成新型小区住宅楼6栋，安置居民600户。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历史文化遗存，洛阳将22平方公里的隋唐城洛南里坊区作为非建设用城市绿地，建成了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占地2800亩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不仅仅是西安与洛阳，其他规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地方，也纷纷尝到了甜头。在成都，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促成了“金沙第四商圈”的出现，使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在浙江和江苏，良渚、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协调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使美丽的人居环境、“田园城市”的梦想得以实现……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不仅仅是文化资源保护和国民教育的重要平台，在今天的实践中，它还承担起了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与遗产保护和谐关系的重任，其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和杠杆作用已经开始逐步展现，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城市这一巨大有机体的重要部分，正开始焕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大遗址保护，从“自说自话”到全民参与
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现实情况却是，在部分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往往仅被当成文物部门的工作，甚至被看作是城市发展和升级的阻力。如今，随着大遗址保护工作的进展，特别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起了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真正成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
“和其他的文物保护项目不同，大遗址保护涉及到了城市的方方面面，如果仅依靠文物部门的力量，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全程参与了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的吴春充满感慨地说。仅以陕西的几处遗址为例，秦阿房宫遗址范围内有2万农民，秦始皇陵园范围内需搬迁1039家农户、28家企事业单位；汉长安城范围内现有10万农民；唐大明宫遗址核心区曾聚集2.5万户住户，约10万人口，以及89家企事业单位……
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共投入资金约120亿元，其中搬迁安置费用约90亿元，考古、文物保护展示及遗址公园建设约30亿元。如此大规模的动迁，如此庞大的改造资金，若非省、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仅靠文物部门是绝难实现的。
为完成好大明宫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西安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为组长的大明宫遗址保护领导小组，和由分管副市长兼任主任的大明宫遗址保护办公室，委托中国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实施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工程，具体负责遗址及周边区域征地拆迁、产业发展、招商引资、规划建设、土地管理和遗址公园建设。曲江新区管委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工作思路，遵循“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大遗址的保护利用与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结合；大遗址保护利用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活动相结合；文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相结合；弘扬民族精神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五项原则，成立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市场融资，通过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大遗址保护项目，建设遗址公园、改善城市环境，客观上带动大遗址周边城市土地升值，再通过出让土地和文化产业开发增加政府收入，为大遗址保护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成立大明宫基金会，实现大遗址可持续保护的后续资金保障；成立事业单位大明宫研究院，确保文物保护利用的公益属性。
大遗址众多的洛阳，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也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因为大遗址保护社会公益性很强，政府必须承担主体责任。”郭洪昌对记者表示，近年来，洛阳市财政先后投资17.6亿元，实施了3期隋唐城遗址保护工程，仅建设占地2800亩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就投资了4亿元。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洛阳市还坚持发展相关产业，增强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的自我造血能力，并把保护展示工程与开发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借力发展。
为了妥善保护好金沙遗址，四川省、成都市将保存较好的祭祀区遗址456亩土地从房地产开发商手中收回，并投入巨资，建设金沙考古遗址公园。从2002年12月开始，为保护金沙遗址周边风貌，成都市规划局严格控制了金沙遗址周边新建筑的高度，同时，遗址所在地的青羊区和金牛区于2007年对遗址周边的民宅、道路、绿化实施了全面整治，使之与金沙遗址的厚重文化底蕴相匹配。“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金沙遗址周边环境，有利于创造一个金沙遗址永久保存的环境。这些，仅靠我们遗址博物馆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向记者表示。
“保护文物是政府的法定职责，政府是责任主体，只有坚持政府为主，才能实现‘把文物保护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的要求，才能保证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公益属性。社会参与是法律的要求，也是文物保护实践的需要。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通过有针对性地创新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是有效解决文物保护与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十二五”瞄准“四好”原则
将大遗址保护进一步融入社会经济发展
“一些游客到这里来了之后，反映可以看的东西太少。”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我国历史上城市建设多采取夯土基础、砖木结构，很多遗址遗存往往只剩下夯土基础和部分柱础，可观赏性较差，许多游客尤其是历史知识储备不够的游客，往往很难捕捉到遗址中残存的历史文化信息。
因此，国内部分遗址公园在增强可观赏性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在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有关部门依据城门遗存下来的夯土基础，并结合相关史料，修建了一个仿定鼎门形制的保护棚。在这座“城门”里面，观众可以观看隋唐时期定鼎门城门遗址，依稀领略到“郏鄏城高门倚天，九重踪迹尚依然”的风采。大明宫遗址也有着一座同样的保护性建筑——丹凤门。丹凤门号称“盛唐第一门”。丹凤门工程的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原过去的大明宫，而且按照文物保护的规定，是不能在遗址上做建筑的。丹凤门看上去似乎是复原过去的大明宫城门，其实不是。我们是给遗址做了一个壳子，等于在地基外面包了一个圈，把遗址装了进去，建筑结构与遗址边沿距离大于60厘米。建筑材料用的都是现代化的材料，所有建筑均为可逆，不对遗址本体造成破坏，而且我们不用仿唐建筑的大红柱子、灰瓦，通身采用淡棕黄色，以体现古长安城的气象和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