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近人词如复堂词①之深婉，彊村②词之隐秀，皆在吾家半塘翁③上。疆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④、庐陵⑤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⑥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
【注释】
①复堂词：谭献词集。
②疆村：即朱孝臧，一名祖谋，字古微，一字藿生，号沤尹、上疆村民，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近代词人，校刻有词集丛编《疆村丛书》，著有词集《疆村语业》等。
③半塘翁：即王鹏运，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晚年又号骛翁、半塘僧骛，临桂（今广西桂林)人。清末词人，校刻有词集丛编《四印斋所刻词》，著有词集《半塘定稿》等。
④临川：即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省)人。因其籍贯临川，故以“临川”代指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著有词集《临川先生歌曲》，一名《半山词》。
⑤庐陵：即欧阳修。以其籍贯庐陵（今江西吉安)，故称。
⑥疏越：疏导流畅的意思。
【译文】
近人的词如谭献词的深情婉约，朱孝臧词的含蓄秀拔，成就都在我家半塘老人之上。朱孝臧学吴文英而情味比吴文英更好，具有王安石、欧阳修的高尚清丽，又辅之以姜夔的疏朗畅达。学人的词，以他为顶峰。但是古人自然神妙的地方，仍然连做梦都没梦见。
【评析】
此则论近人谭献、朱祖谋、王鹏运三家学人之词。虽在学人之词内部有地位高下的权衡，但都未被列入本色词人之列。王国维的尊体之心于此可见。
其实所谓学人之词，王国维是总体将其纳入“破体”的范围的。可能是语涉“近人”，故王国维出语颇为讲究。先是评说谭献词“深婉”，朱祖谋词“隐秀”，并将他们均置于王鹏运之上。而在谭献与朱祖谋之间，似又以朱祖谋为胜。朱祖谋是晚清师法吴文英词的引领者，按照王国维此前对吴文英词的极度贬斥，其对朱祖谋的贬斥也当在情理之中，但王国维居然认为朱祖谋的情味反而在吴文英之上。之所以形成这种后出转精的现象，王国维认为是因为朱祖谋虽然在大的方向上不离吴文英，但也不限于吴文英一家，而是把王安石、欧阳修的“高华”和姜夔的“疏越”融入其中，所以形成了其一家之特色。所谓“高华”，按照许文雨《人间词话讲疏》的理解，应该是指声调高逸；而所谓“疏越”，则是形容余韵不绝。如此，学人之词也就部分具备了传统词体的若干特征了。但学人之词，毕竟以“学”为基本特色，才学的张扬与性情的抑制也就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如此要在学人之词中追求“自然神妙”，也就难以追寻了。
95 宋徵舆、谭献词害兴深微
【原文】
宋尚木①《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着。”②谭复堂《蝶恋花》：“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③可谓寄兴深微。
【注释】
①宋尚木：即宋徵璧，字尚木，松江（今属上海市)人。著有《歇浦倡和香词》等。此处“宋尚木”应作“宋徵舆”。宋徵舆，字直方，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与陈子龙、李雯等并称“云间三子”。宋徵舆乃宋徵璧从弟，两人时有“大小宋”之称。
②“新样”二句：出自明末词人宋徵舆《蝶恋花》：“宝枕轻风秋梦薄。红敛双蛾，颠倒垂金雀。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着。偏是断肠花不落。人苦伤心，镜里颜非昨。曾误当初青女约。至今霜夜思量着。”
③“连理”二句：出自清代词人谭献《蝶恋花》：“帐里迷离香似雾。不烬炉灰，酒醒闻馀语。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莲子青青心独苦。一唱将离，日日风兼雨。豆蔻香残杨柳暮。当时人面无寻处。”
【译文】
宋徵舆《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着”、谭献《蝶恋花》“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可以称得上寄托兴味深远细微。
【评析】
此则从寄兴深微的角度评价宋徵舆与谭献两首词，仍是着眼于词体“深美闳约”的体制特点。
宋徵舆的《蝶恋花》写女子秋夜相思，“新样”二句写薄梦醒后，翻寻旧日春衫，乃重温当日相聚情景之意；谭献的《蝶恋花》写男子追忆当日情事，“连理”二句极写情意之深笃。“新样”二句与“连理”二句，分别以旧日春衫、连理枝头、千花百草起兴，以表达彼此相恋之深情，但王国维却认为别有一种“深微”的寄兴在。“深微”在何处呢？可能与两人的生存时代相关。宋徵舆生当明末清初，谭献则生活在清代末年，故两人的沉迷往日之意，或许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在内。
96 王鹏运和冯延巳词
【原文】
半塘《丁稿》①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②，乃《鹜翁词》③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④等阕，郁伊⑤惝倪⑥，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⑦，殊为未允也。
【注释】
①半塘《丁稿》：即王鹏运晚年所编之《鹜翁词》。
②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即王鹏运依次属和冯延巳《鹊踏枝》十四首词，《鹜翁词》中仅收录十首，故称“十阕”。词多不备录。
③《鹜翁词》：王鹏运自编词集名。
④“望远愁多休纵目”：出自清代词人谭献《鹊踏枝》之七：“望远愁多休纵目。步绕珍丛，看笋将成竹。晓露暗垂珠簏簌。芳林一带如新浴。檐外春山森碧玉。梦里骖鸾，记过清湘曲。自定新弦移雁足。弦声未抵归心促。”
⑤郁伊：同“郁悒”，忧愁的意思。
⑥惝倪：失意，不高兴。
⑦《定稿》只存六阕：指王鹏运《半塘定稿》只收录了六阕和冯延巳《鹊踏枝》词，删去了《鹜翁词》中所收录十阕中的第三、六、七、九等四首。
【译文】
《半塘丁稿》中和冯延巳《鹊踏枝》十阕，是《鹜翁词》中最精妙的篇章。“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忧闷失意的状况，使人难以放下。《半塘定稿》仅删存六阕，太不应该。
【评析】
此则王国维评述“吾家半塘翁”王鹏运之词，对其和冯延巳《鹊踏枝》十阕十分推崇。称其“郁伊惝倪”，实是称誉其词体“要眇宜修”之美。
王鹏运和冯延巳《鹊踏枝》词共有十四首，收录在《骛翁词》中仅十首，而收录在《半塘定稿》中则只有六首，其求精之意于此可见。王国维在这录存的十首词前曾有小序云：“冯正中《鹊踏枝》十四阕，郁伊惝倪，义兼比兴，蒙耆诵焉。春日端居，依次属和，就均成词，无关寄托，而章句尤为凌杂。忆云生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三复前言，我怀如揭矣。时光绪丙申三月二十八日。录十。”冯延巳的词被王国维称为“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之风气”。“堂庑”云云，其实就是指其寄托高远之意。王鹏运在小序中称冯延巳此组词“郁伊惝倪，义兼比兴”，与王国维此论也可以对勘。不过，王国维认为王鹏运评价冯延巳的话，也可移评王鹏运自己。“郁伊惝倪，令人不能为怀”云云，其实就是指其由内蕴情感的丰富而迷离所引发的深沉感慨。这与王国维素所强调词体“深美闳约”的审美要求是一致的。王国维此前论谭献有“深婉”二字，论朱祖谋有“隐秀”二字，此处则以“郁伊惝倪”四字评价王鹏运词。而对其后来仅删存六阕，尤为耿耿，可见其倾慕之意。QQ424339393
97 欧阳修、苏轼词皆兴到之作
【原文】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①、永叔《蝶恋花》②、子瞻《卜算子》③，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硅、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④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注释】
①飞卿《菩萨蛮》：即晚唐词人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张惠言《词选》评：“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
②永叔《蝶恋花》：即北宋词人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按，此词当为冯延巳作。张惠言《词选》评：“"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③子瞻《卜算子》：即北宋词人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张惠言《词选》评：“此东坡在黄州作。鲷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檠》诗极相似。”
④“坡公”数句：出自清代词学家王士禛《花草蒙拾》：“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硅、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王国维引文漏“湖州诗案”四字。命宫磨蝎，即命运多舛之意。磨蝎，星宿名。苏轼《东坡志林》卷一云：“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此当是王士禛《花草蒙拾》之所本。王珪、舒亶辈，即王珪、舒亶等北宋御史，他们将苏轼诗歌断章取义，诬陷苏轼借诗歌以讥讽新法，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即由此形成。
【译文】
张惠言论词的话，见解太浅陋了！温庭筠《菩萨蛮》、欧阳修《蝶恋花》、苏轼《卜算子》，都是兴到之作，有什么命意呢？都被张惠言用苛细烦琐的话详细寻绎出它的命意。王士禛《花草蒙拾》说：“苏轼命宫是磨蝎宫，活着时被王珪、舒亶之流害苦，死后又受到这样的硬性安排。”从今天来看，受到硬性安排的，岂止苏轼一人呢？
【评析】
此则以张惠言的若干评词为例，批评常州词派过于追求寄托而近乎索隐的弊端。张惠言出于尊体之考虑，将词体的价值和意义以“寄托”的方式昭示出来。其《词选》一编，为示创作门径，曾批注数则以详细说明。温庭筠《菩萨蛮》、欧阳修《蝶恋花》和苏轼《卜算子》即是其重点批注的词例。其中评论苏轼《卜算子》只是引述鲴阳居士之语，但张惠言显然也是完全认同所评内容的。将这三则评语结合起来看，其评述思路都围绕着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而进行，往往将诗句与所影射的政治事件或与政治相关的感情直接对应起来，所以给人以句句深含寄托之意，这实际上把文学作为政治表述的一种特殊方式来看待了。而王国维是素来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又说：“政治家之言往往限于一时一物，而诗人是应该通古今而观之的。”如此，王国维对这种限定得过于绝对的解词方式，自然会表达出自己的不满了。
因此，王国维将张惠言的“深文罗织”视为迂腐之见，认为如温庭筠、欧阳修、苏轼等的作品。都是“兴到”之作，不一定有这么深这么具体的寄托。王国维这里说的“有何命意”，并非是说这些作品意旨浅薄，而是没有如张惠言——包括鲴阳居士这般解说的寄托特征。实际上，越是兴到的诗词，越是有着联想的空间，但那不过是读者的联想而已。即如王国维自己也说过读李璟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二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的。则解说词固不能排除合理的联想，要反对的只是过深的索隐而已。王国维引述王士禛《花草蒙拾》中评述苏轼生前身后硬受差排之事，说明这种解说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传统”了。
98 贺裳论史达祖词
【原文】
贺黄公①谓：“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称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②然“柳昏花暝”，自是欧、秦辈吐属。吾从白石，不能附和黄公矣。
【注释】
①贺黄公：贺裳，字黄公，清代词人。
②“姜论史词”数句：出自清代词学家贺裳《皱水轩词筌》。原文“称其"柳昏花暝’”之“称”作“赏”。“姜论史词”，是指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于史达祖《双双燕》后注云：“姜尧章极称其"柳昏花暝’之句。”柳昏花暝出自南宋词人史达祖《双双燕·咏燕》。
【译文】
贺裳说：“姜夔讨论史达祖的词，不称赞他的"软语商量’，而欣赏他的"柳昏花暝’，我料定他免不了有项羽学兵法的遗憾。”然而“柳昏花暝”，正属于欧阳修、秦观一流人的风格。我同意姜夔的意见，不能附和贺裳。
【评析】
贺裳的《皱水轩词筌》是王国维浸染较多的一部词话，曾明引暗用数处，以赞同为主。此则则表示异议，认为贺裳判断失衡。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曾在史达祖《双双燕》之下注云：“姜尧章极称其"柳昏花暝’之句。”姜夔何以欣赏此四字，则未能说明。王国维则进而为姜夔申论，认为“柳昏花暝”四字，具有欧阳修、秦观词的风神，融情入景而不见痕迹。而“软语商量”云云，其实与姜夔“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的用法相似，有“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情、景相隔，所以不为王国维所取。
贺裳显然对“软语商量”这样带有拟人化的情景描述极为欣赏，而对“柳昏花暝”这种明于写景而隐于言情的方式略有不满，所以批评姜夔不免如项羽学兵法，未能得其底蕴而空言远大。姜夔是王国维颇为非议的词人之一，而此则王国维“吾从白石”一语，乃是从其词学批评着眼，而非论其创作也。
99 元好问论陈师道诗
【原文】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①，可怜无补费精神。”②此遗山③论诗绝句也。梦窗、玉田辈，当不乐闻此语。
【注释】
①陈正字：即陈师道，字履常、无己，号后山居士，曾任秘书省正字，故称“陈正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北宋诗人。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句。
②“池塘”四句：出自元代诗论家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二十九。“池塘”句，出自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之句。
③遗山：即元好问，字裕之，自号遗山山人，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代文学家，著有《遗山乐府》等。
【译文】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是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吴文英、张炎等人，应当不乐意听到这话。
【评析】
此则意在伫兴的创作才能表现真景物、真感情，而苦思安排的作品往往是缺乏生命力的。
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乃是他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身体上久病初愈后登楼所见之初春景象，以此唤起自己的生活意趣。所以“池塘”一句中包含着诗人的敏锐感觉和欣喜之情。其万古流传的原因就在于这句诗没有雕琢的痕迹，而情景融合、转换十分自然，这就是其魅力所在。
钟嵘《诗品》在评谢灵运诗时曾说过“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的话。这就是说，即兴的创作往往能将内心的情思和外在的景物自如地融合起来。这种融合是闭门觅句者势难做到的，所以元好问说陈师道的苦思其实是白费精神。不过，王国维引述元好问评论谢灵运和陈师道的诗，意在为他批评南宋吴文英、张炎等人的词风提供佐证。吴文英和张炎的词正带有“闭门觅句”的特点，他们试图通过结构的安排和精心的构思，将主题曲折表现出来。但实际上往往造成的是情感的流失和景物的模糊，与“境界”也就愈趋愈远了。王国维在词史上不取南宋，很大的原因即根于此。
100 北宋词有句，南宋以后无句
【原文】
朱子①《清邃阁论诗》②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③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注释】
①朱子：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南宋理学家，著有《朱子语类》、《四书章句》等。
②《清邃阁论诗》：朱熹论诗之语辑录专卷，载《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十。
③“古人有句”数句：出自南宋理学家朱熹《清邃阁论诗》。王国维引文在“古人”后漏“诗中”二字，在“这般”后漏一“诗”字。
【译文】
朱熹《清邃阁论诗》说：“古人有好句，今人的诗连好句也没有，只是一直说下去，这样的诗一天作一百首也能够。”我认为北宋的词有好句子，南宋以后便没有好句子。像张炎、周密的词，就是所谓“一天作一百首也能够”一类作品。
【评析】
此则从朱熹论诗之“有句”、“无句”而说及词之“有句”、“无句”，仍是为境界说补证之意。所谓“句”，乃是指秀句，即最为凝练自然而独拔于全篇者，是一篇之神韵所在。
朱熹反对作诗“一直说将去”，也就是反对平铺直叙、既无波澜也无出彩之句的写法。朱熹所说的情况与宋诗中有不少诗人追求“平易”的风格有关。如果一味以平易为贵，则作诗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整齐句式的散文了，诗歌所需要讲究的秀句和波澜也就容易被淡化了。如此，诗歌的味道便也薄弱了，这其实是对诗歌文体的一种轻浮心态所致。
王国维将朱熹的这一看法移论词史，认为北宋词有句，而南宋词无句。也许北宋词的有句，与朱熹所说的古人诗中有句相类似，因为多是伫兴之作，故性情洋溢，情景妙合而成自然之佳制。但南宋词的无句却是因为过于苦思、讲究结构而淹没了性情的原质表达，以致形成全篇结构工稳却无秀句的情况，其中张炎、周密更是如此。王国维从秀句之有无——实际上是境界之有无，为其抬高北宋词贬低南宋词提供新的依据。
101 朱熹论梅尧臣诗
【原文】
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①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
【注释】
①“梅圣俞诗”三句：出自南宋理学家朱熹《清邃阁论诗》。
【译文】
朱熹说：“梅尧臣的诗不是平淡，而是枯槁。”我认为周密、张炎的词也是如此。
【评析】
此则继续引用朱熹之语，以作批评张炎、周密等南宋词人之资。王国维在前一则就说张炎、周密等作词“一日作百首也得”，即以其文字平易之故。此则再以朱熹评论梅尧臣诗歌貌似平淡、其实枯槁来说明张炎、周密等人之词在情感内涵方面的贫瘠与浅薄。王国维并非反对平淡之风，对于讲究即兴的创作方式和自然的审美风格的王国维来说，“平淡”也必然是符合其审美理念的要素之一。只是王国维所要求的平淡是要以深厚的情感作为底蕴，以精妙而自然的艺术表达作为形式特征，所以形成的“平淡”也就是淡而有味，耐人寻索的。以此要求来看待张炎、周密的词，就很容易发现他们在平淡之下仍是平淡的事实了。王国维对南宋词似乎总是以挑剔的眼光来衡量，故往往夸大其不足而遮蔽其优点。这也使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免带有比较明显的感性特征。
102 “自怜诗酒瘦”等语非警句
【原文】
“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①、“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②，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许费力！
【注释】
①“自怜”二句：出自南宋词人史达祖《喜迁莺》：“月波疑滴。望玉壶天近，了无尘隔。翠眼圈花，冰丝织练，黄道宝光相值。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最无赖，是随香趁烛，曾伴狂客。踪迹。谩记忆。老了杜郎，忍听东风笛。柳院灯疏，梅厅雪在，谁与细倾春碧。旧情拘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怕万一，误玉人夜寒帘隙。”
②“能几”二句：出自南宋词人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译文】
“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这样的话也算是警句吗？怎么值得人们费这么大劲去欣赏。
【评析】
此则当是针对元代陆辅之《词旨》而发。《词旨》除了前面七条词说之外，就是列举属对、奇对、警句、词眼等。而“自怜”二句、“能几”二句皆在“警句”之列。但在王国维看来，所谓警句应该是准确表现真景物真感情、出于自然、独出全篇的句子。换言之，警句要在自然中透出韵味，若是露出用力雕琢的痕迹，则已失自然之趣，就遑论警句了。史达祖和张炎将情感的表现用一种大力的转折表达出来，句中如自怜、瘦、难应接、能几番、又是等等，均是力度明显的字词，如此，情感的微妙与深沉反而被遮蔽了。这样的“警句”只是“警”在字面，而非“警”在内里。王国维的质疑确实是有道理的，以此也将自己代表着“境界”的名句与词学史上的“警句”区别开来。
103 文天祥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
【原文】
文文山词①，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②、叔夏、公谨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③，非季迪④、孟载诸人所敢望也⑤。
【注释】
①文文山：即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天祥，以字行，改字宋瑞、履善，号文山，吉水（今江西吉安)人。南宋著名将领，亦善诗词，著有《文山集》等。
②圣与：即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中仙，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南宋诗人，著有词集《花外集》等。
③诚意伯：即刘基，字伯温，曾被封诚意伯，青田（今属浙江省)人。明初政治家、文学家，著有《诚意伯文集》等。
④季迪：即高启，字季迪，长州（今江苏省苏州）人。明初诗人，著有《凫藻集》等。
⑤孟载：即杨基，字孟载，号眉庵，嘉定州（今四川省乐山）人，生于吴中（今江苏苏州)。明初诗人，著有《眉庵集》等。
【译文】
文天祥的词，风骨很高，也具有境界，远远超过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也如同明初诚意伯刘基的词，不是高启、杨载等人可以比拟的。
【评析】
这里分两组评判，一组是宋末作家文天祥、王沂孙、张炎、周密，一组是元末明初作家刘基、高启、杨载。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末起兵抗元，兵败被俘，不屈死。作有《文山集》、《文山乐府》。他身处战乱，忠心报国，变当时幽咽低沉的词风为慷慨激昂，有强烈的感染力。王国维于词推崇“以血书者”，文天祥的词正具有这一时代特点，所以王国维认为“风骨甚高，亦有境界”，王沂孙等人不能望他的项背。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从朱元璋起事，授御史大夫，封诚意伯，著有《诚意伯文集》及词集《写情集》。高启字季迪，号青丘子，今江苏苏州人。入明官户部侍郎，后被腰斩，著有《高太史大全集》及词集《扣舷集》。杨基字孟载，号眉庵，居吴中，与高启同为“吴中四杰”之一，著有《眉庵集》。三人词，刘基以沉郁顿挫见长，高启词明丽秀爽，杨基词峭拔新巧，各有特色。王国维推许刘基，是因为他的词多写战乱及家国之思。王国维对明代词注意很少，在跋夏言《桂翁词》中说：“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评价也不高。
【参阅作品】
满江红
代王夫人作
［宋］文天祥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①？最苦是、姚黄一朵②，移根仙阙③。王母欢阑琼宴罢④，仙人泪满金盘侧⑤。听行宫、半夜雨霖铃⑥，声声歇。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⑦，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⑧。回首昭阳离落日⑨，伤心铜雀迎秋月⑩。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注释】
①“试问”二句：汉乌孙公主、王昭君出塞，均有马上弹琵琶事。此指宋后妃宫女被俘虏北去。胡沙：沙漠，此指北方。
②姚黄：名贵的牡丹品种。此指王清惠。
③仙阙：代指宋宫。
④“王母”句：以传说中西王母宴罢事喻宋亡。
⑤“仙人”句：以魏明帝迁汉宫承露仙人，仙人流泪典，比喻后妃们北行的悲伤。
⑥“听行宫”句：唐明皇避难蜀地，入斜谷，霖雨经旬，于栈道中闻铃声与山相应，思念杨贵妃，因作《雨霖铃》曲。见《明皇杂录》。白居易《长恨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⑦铜驼：晋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殿前铜驼说“会见汝在荆棘中”。后因以此典指国家灭亡。
⑧“想男儿”二句：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每临战大呼，眦裂血面，嚼齿皆碎。
⑨昭阳：汉宫名。此代指宋宫。
⑩铜雀：曹操建铜雀台于邺，贮歌妓于其中，作为晚年娱乐之所。此反用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句，言宋宫人被押入元宫。
天家：皇帝家。
金瓯缺：典出《梁书·侯景传》，以金瓯比国家。
【鉴赏提示】
题中王夫人指宋宫昭仪王清惠。元兵破临安，宋宫中自太后以下，均被押北上，王清惠于途中驿壁题《满江红》一首。文天祥被俘北上，见王词，认为未尽其意，代作此词。上片用典故写北上的痛苦，过片强调亡国的惨烈，然后写将士血战报国，表明誓死守节的志向。词层层推进，字字泣血，试分析其风骨与境界。
104 和凝《长命女》词不减夏英公《喜迁莺》也
【原文】
和凝①《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沈树杪。梦断锦闱空悄悄。强起愁眉小。”此词前半，不减夏英公《喜迁莺》也。此词见《乐府解词》②，《历代诗馀》③选之。
【注释】
①和凝：字成绩，被称为“曲子相公”，须昌（今山东东平)人。著有《红叶稿》等。
②《乐府解词》：当为《乐府雅词》之误，词集选本，南宋曾慥编，正编三卷，《拾遗》二卷，录宋代词人五十家，始于欧阳修，讫于李清照，是宋人选宋词而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因为编选时有涉谐谑者皆去之，故名《乐府雅词》。
③《历代诗馀》：即《御选历代诗馀》，清康熙皇帝领衔主编，侍读学士沈辰垣等编选，共一百二十卷，选录唐五代以迄明代各家词九千零九首。以风华典丽不失其正为选录原则，分词选、词人姓氏、词话三部分，前一百卷为词选，一○一—一一○卷为词人姓氏，一一一—一二○卷为词话汇辑。
【译文】
和凝《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沈树杪。梦断锦闱空悄悄。强起愁眉小。”这首词的前半，不减夏英公《喜迁莺》。这首词见于《乐府雅词》，《历代诗馀》选录了它。
【评析】
此则以和凝与夏竦之词为例，说明词的自然风雅之美。其露出端倪者，在此则最后提及《乐府雅词》和《历代诗馀》曾选录此词。《乐府雅词》即书名已见其选录的尚雅宗旨，而《历代诗馀》也是以风华典丽而不失其正为选录标准。和凝《长命女》写女子梦断后所见情景之凄清，以此描写其愁情，在自然而真实的景象中贴切地传达出内心之感受。夏竦的《喜迁莺》写月夜卷帘凭吊旧时宫殿，亦是以景传情，而且出语自然。这可能是王国维将这两首词并论的原因所在。
105 北宋词不妨疏远
【原文】
宋《李希声①诗话》曰：“唐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②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以降，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也。
【注释】
①李希声：即李饽，字希声，北宋诗人。
②“唐人”数句：出自宋代李錞《李希声诗话》。“唐人”应作“古人”。
【译文】
宋《李希声诗话》说：“古代人作诗，正是以风调高古为主，即使意思不确，语言粗疏，都是好的作品。后代人作品有贴近恰当而气格平常低下的，毕竟令人讨厌。”我认为北宋词也不妨粗疏不确。像史达祖以下，正是所谓“贴近恰当而气格平常低下”的作品。
【评析】
此则以诗词对勘，说明“大同”之外也不妨有“小异”。“风调高古”是诗词高境，大凡优秀作品都会或多或少具备这一特征。但诗歌中的“意远语疏”毕竟非正体，只是因为气存高古，所以用意过远、语言略有疏放也不妨碍成为优秀的诗歌。而那些局限当下，意思平实，既无高远之胸襟，也无言外之远致的诗，就真是面目可憎，等而下之了。
王国维认为词未必需要风调高古，但不妨“疏远”。因为“疏”而不密实，“远”而有情韵，正是词体所追求的。所以王国维认为“疏远”正是北宋词的特色之一。而南宋史达祖等人之词，就好像李希声论诗所谓流于“切近的当、气格凡下”，既不能追求格调之高，又局促于一己之感情，所以气象不大，格调凡近。王国维对南宋词是带着极为苛刻的眼光来看待，故其往往有略其优点而夸大其不足的弊病。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提出的。
106 宋人遇令节、朝贺、宴会
【原文】
宋人遇令节、朝贺、宴会、落成等事，有“致语”一种。宋子京①、欧阳永叔、苏子瞻、陈后山、文宋瑞集中皆有之。《啸馀谱》②列之于词曲之间。其式：先“教坊致语”（四六文)，次“口号”（诗)，次“勾合曲”（四六文)，次“勾小儿队”（四六文)，次“队名”（诗二句)，次“问小儿”、“小儿致语”，次“勾杂剧”（皆四六文)，次“放队”（或诗或四六文)。若有女弟子队，则勾女弟子队如前。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则自伶人定之。少游、补之之《调笑》乃并为之作词。元人杂剧乃以曲代之，曲中楔子、科白、上下场诗犹是致语、口号、勾队、放队之遗也。此程明善《啸馀谱》所以列“致语”于词曲之间者也。
【注释】
①宋子京：即宋祁，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近人赵万里为辑《宋景文公长短句》一卷。
②《啸馀谱》：明代程明善撰，共十一卷，其中词谱三卷。以“歌行题”、“天文题”等分类为题，并注韵协、句式等。程明善，字若水，号玉川子，新安（今安徽歙县)人。
【译文】
宋人遇节令、朝贺、宴会、落成等事，会作“致语”。宋祁、欧阳修、苏轼、陈师道、文天祥等人的文集中皆有记载。《啸馀谱》将“致语”列于词曲之间。其形式为：先“教坊致语”（四六文），次“口号”（诗），次“勾合曲”（四六文），次“勾小儿队”（四六文），次“队名”（诗二句），次“问小儿”、“小儿致语”，次“勾杂剧”（皆四六文），次“放队”（或诗或四六文）。若有女弟子队，就改成勾女弟子队。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则由演员决定。秦观、晁补之的《调笑》中都用词的形式，元人杂剧则用曲，曲中楔子、科白、上下场诗，仍然是继承致语、口号、勾队、放队等形式而来。这就是程明善在《啸馀谱》中把致语列于词曲之间的原因。
【评析】
此则列出词——致语——曲的演变轨迹，补足上文，从体制上说明词、曲之联系与区别。点明“致语”创作与令节、朝贺、宴会、落成等事有关，因事关喜庆，故衍词成曲时参杂若干故事，以唤起兴趣。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来看，致语在从词到曲的变化过程中担任着“过渡”的角色，其语言形式近似词，而结构特征近似曲——尤其是散曲中的套数。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的《啸馀谱》类似于一部音乐文学作品集，其总目为啸旨、声音数、律吕、乐府原题、诗馀谱、致语、北曲谱、中原音韵、务头、南曲谱、中州音韵、切韵。在体例上，致语列于“诗馀谱”与“北曲谱”之间，带有文体过渡意义，这是王国维关注《啸馀谱》的原因所在。程明善在《啸馀谱·凡例》中说：“今之传奇本戾家把戏，而关汉卿为我辈生活，亦伶人简兮之遗意，不若致语且歌且舞有腔有韵有古遗风，存之以见一斑云。”其实是注意到致语文体的综合特点。明乎致语的结构体例及内容特点，再来看王国维此则，大概是致语的成套形式、句式的长短错综、杂剧的科诨调笑，等等，都不免有一种似词而非词、似曲而非曲的文体特点。王国维注意及此，只能说明文体观念一直是这部《人间词话》持以论说的核心。
107 顾梧芳刻《尊前集》，自为之引
【原文】
明顾梧芳刻《尊前集》①二卷，自为之引并云：明嘉禾顾梧芳编次。毛子晋刻《词苑英华》疑为梧芳所辑。朱竹垞跋称：吴下得吴宽手钞本，取顾本勘之，靡有不同，固定为宋初人编辑。《提要》两存其说。案《古今词话》②云：“赵崇祚《花间集》载温飞卿《菩萨蛮》甚多，合之吕鹏《尊前集》不下二十阕。”今考顾刻所载飞卿《菩萨蛮》五首，除“咏泪”一首外，皆《花间》所有，知顾刻虽非自编，亦非复吕鹏所编之旧矣。《提要》又云：“张炎《乐府指迷》虽云唐人有《尊前》《花间集》，然《乐府指迷》真出张炎与否，盖未可定。陈振孙《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注曰：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而无《尊前集》之名。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然《书录解题》“阳春集”条下引高邮崔公度语曰：“《尊前》《花间》往往谬其姓氏。”公度元祜间入，《宋史》有传。北宋固有，则此书不过直斋未见耳。又案：黄升《花庵词选》李白《清平乐》下注云：“翰林应制。”又云“案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云云。今《尊前集》所载太白《清平乐》有五首，岂《尊前集》一名《遏云集》，而四首五首之不同，乃花庵所见之本略异欤？又，欧阳炯③《花间集序》谓：“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四首。”则唐末时只有四首，岂末一首为梧芳所羼入，非吕鹏之旧欤？
【注释】
①《尊前集》：编者不详，盖为北宋初人所编，录词人三十六人、词作二百八十九首，以五代词为主。今传最早版本为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一卷本。
②《古今词话》：清代沈雄编撰，分词话、词品、词辨、词评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分上下两卷，共八卷。
③欧阳炯：五代后蜀词人，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王国维为辑有《欧阳平章词》。
【译文】
明朝顾梧芳刻有《尊前集》二卷，自为之序。并云：明嘉禾顾梧芳编次。毛晋刻《词苑英华》疑为顾梧芳所编辑。朱彝尊跋称：我在吴下得到吴宽的手抄本，用它和顾梧芳所刻本相互校勘，完全相同，因此定为宋初人编辑。《四库提要》两存其说。按，《古今词话》云：“赵崇祚《花间集》载温飞卿《菩萨蛮》甚多，合之吕鹏《尊前集》不下二十阕。”今考顾刻所载飞卿《菩萨蛮》五首，除“咏泪”一首外，皆《花间》所有，因此知道顾刻虽非自编，也不是吕鹏所编的旧本了。《四库提要》又云：“张炎《乐府指迷》虽云唐人有《尊前》《花间》集，然《乐府指迷》真出张炎与否，盖未可定。陈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注曰：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而无《尊前集》之名。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但是《直斋书录解题》“阳春录”条下引高邮崔公度语曰：“《尊前》《花间》往往谬其姓氏。”崔公度是北宋元佑年间的人，《宋史》有传。北宋肯定已经有《尊前集》了，只是陈振孙没有看到而已。又案：黄升《花庵词选》李白《清平乐》下注云：“翰林应制”。又云：“案：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云云。今《尊前集》所载太白《清平乐》词有五首，也许《尊前集》又名《遏云集》，而四首五首之不同，是因为黄升所见之本与今本《尊前集》所据之本不太一样的缘故。而且欧阳炯《花间集序》谓：“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四首。”那么唐末时只有四首，也许末一首为顾梧芳所羼入，不是吕鹏旧本所有。
【评析】
此则纯粹考证文字，考证《尊前集》之作者、编定时间、别名，作者是吕鹏，还是顾梧芳？是吕鹏原编，顾梧芳重编？编定时间是唐末、北宋初，还是明代？是否别名为《遏云集》？提出疑问，但未作定论。按，此则内容已大体先见于王国维编撰的《词录》中，至撰写词话之时，则略作修改。《庚辛之间读书记》亦有一长篇叙说，大意同此。王国维大约因为辑录唐五代之词，又在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的基础上编纂《词录》一书，故对历代词选多有留意，在阅读材料过程中遇有问题遂略作考证耳。手稿写作，较为随意，故时有这类考证文字杂乎其中，而在王国维选录后的本子中，这类带有纯粹考证色彩的词话基本被删略掉了。
108 朱彝尊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
【原文】
自竹垸痛贬《草堂诗馀》而推《绝妙好词》①，后人群附和之。
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②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甚矣，人之贵耳贱目也。
【注释】
①《绝妙好词》：词集选本，南宋周密编选，共七卷，凡一百三十二家近四百首词，专收南宋人词作，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以符合格律而清丽婉约为选录标准。
②张、范、辛、刘：即张孝祥、范成大、辛弃疾、刘过。范成大，字至能，一字幼元，号此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吴县（今属江苏省)人，著有《石湖词》等。刘过，字改之，自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著有《龙洲词》等。
【译文】
自从朱彝尊极力诋毁《草堂诗馀》而推崇《绝妙好词》以来，后人群起附和他。
不知道《草堂诗馀》虽然收有淫秽粗鄙的作品，但好词占有十分之六七。《绝妙好词》却除了张孝祥、范成大、辛弃疾、刘过几家外，十分之八九都是毫无寄托的词。太过分了，相信耳闻而轻视目见的人真是太多了！
【评析】
此则通过选本比较以反对朱彝尊偏尊南宋的词学倾向。
朱彝尊《书绝妙好词后》：“词人之作，自《草堂诗馀》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尽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朱彝尊以南宋词为极工，所以对于选录南宋词较多的《绝妙好词》评价较高，而对选北宋词较多的《草堂诗馀》则评价为低，其意盖在崇雅抑俗耳。朱氏之说确实得到了清代不少学者的附议，如钱曾《述古堂藏书题词》即评价《绝妙好词》云：“选录精允，清言秀句，层见叠出，诚词家之南董也。”王国维“后人群附和之”之说未为无据。
王国维词论反浙派的意图一向是分明的，此则从选本的角度对朱彝尊词学痛下针砭。王国维认为《草堂诗馀》因为是备歌唱之用，所以选词以通俗居多，其中更难免有亵诨之作，但其真性真情，却是值得肯定的。而《绝妙好词》乃是南宋人所作，这一时期的词人多作长调，讲究结构，安排心思，遂失去了北宋词的那种自然活泼之趣。王国维认为其中只有张孝祥、辛弃疾、范成大、刘过等数人的作品尚有价值，其他多是无聊应酬之作。而这样的选本却备受称誉，这可能与读者未曾细读《草堂诗馀》，而被朱彝尊一言蛊惑所致。
109 辨《古今词话》
【原文】
《提要》载：“《古今词话》六卷，国朝沈雄纂。雄字偶僧，吴江人。是编所述上起于唐，下迄康熙中年。”然维见明嘉靖前白口本《笺注草堂诗馀》林外《洞仙歌》下引《古今词话》云：“此词乃近时林外题于吴江垂虹亭。”（明刻《类编草堂诗馀》亦同)案：升庵①《词品》云：“林外字岂尘，有《洞仙歌》书于垂虹亭畔。作道装，不告姓名，饮醉而去。人疑为吕洞宾。传入宫中。孝宗笑曰："云崖洞天无锁，锁与老叶均，则锁音扫，乃闽音也。’侦问之，果闽人林外也。”（《齐东野语》所载亦略同)则《古今词话》宋时固有此书。岂雄窃此书而复益以近代事欤？又《季沧苇书目》②载《古今词话》十卷，而沈雄所纂只六卷，益证其非一书矣。
【注释】
①升庵：即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省)人，著有《升庵长短句》《词品》等，编有《词林万选》等。
②《季沧苇书目》：清代季振宜撰。
【译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古今词话》六卷，国朝（清朝）沈雄纂。沈雄字偶僧，吴江人。这部书记事上起唐朝，下止康熙中叶。但是我见到明嘉靖年前刊的白口本《笺注草堂诗余》，在林外的《洞仙歌》词下引用《古今词话》说：“这首词是近年林外题在吴江垂虹亭上的。”（明刻本《类编草堂诗余》也相同）案：杨慎《升庵词品》说：“林外字岂尘，作有《洞仙歌》，写在垂虹亭边。他身穿道家服装，不告诉别人自己的姓名，喝醉了酒后离开，人们怀疑他是吕洞宾。事传进宫中，孝宗皇帝笑着说："“云崖洞天无锁”句，“锁”与上“老”字押韵，那么“锁”读音扫，是福建地方的口音。’派人调查，果然是福建人林外。”《齐东野语》所记载也大致相同。那么，《古今词话》必定宋朝时已经有了这部书，难道是沈雄剽窃这书再增加近代的内容吗？又《季沧苇书目》载《古今词话》十卷，而沈雄所纂只有六卷，更加证明它不是同一本书。
【评析】
王国维以明代《笺注草堂诗馀》和《词品》二书曾引述《古今词话》之语，因而考证宋代与清代两种《古今词话》，结论基本正确，但认为沈雄可能窃取杨浞原书，却属妄加猜度。其实，沈雄在《古今词话·凡例》已言之甚明：“词话者，旧有《古今词话》一书，撰述名氏久矣失传，又散见一二则于诸刻。兹仍旧名，而断自六朝，分为四种，据旧辑及新钞者，前后登之，一表制词之原委，一见命调之异同。僭为纂述，以鸣一时之盛。”王国维可能未曾寓目沈雄此书，故起考证之心。杨浞《古今词话》，原书久佚，最早见引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近人赵万里从所引诸书中辑得六十七则，此书所记多五代以来词坛逸事，侧重传闻艳事，近于说部。沈雄所撰《古今词话》则分词话、词品、词辨、词评四个部分，以荟萃各家评语为主。
110 政治家之言与诗人之言
【原文】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①，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②，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注释】
①“君王”二句：出自唐代诗人罗隐《炀帝陵》：“入郭登桥出登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罗隐，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省）人。唐代文学家、诗人。
②“长陵”二句：出自唐代诗人唐彦谦《仲山·高祖兄仲山隐居之所》：“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汉山河。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唐彦谦，唐代诗人。
【译文】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是政治家的话；“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是诗人的话。政治家的眼光，局限于一人一事；诗人的眼光，通识古今而作观察。词人观察事物应该用诗人的眼光，不可以用政治家的眼光，所以感事、怀古等作品，应当与祝寿的词一样为词家所禁忌。
【评析】
此则区别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强调用诗人之眼观物，以诗人之言表述。
罗隐“君王”二句写观览隋炀帝陵的感慨，认为炀帝虽然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建立了功勋，但因为在任上过于无道，结果死后只有雷塘的数亩田成为他的葬身之地。罗隐的感慨其实限于一朝一姓之盛衰。而唐彦谦的“长陵”二句则是感怀世事的沧桑，带有较大的普遍性。
王国维认为之所以在诗歌中出现这两种情感状态，与诗人的观物方式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政治家多着眼于具体的人和事，即使是对盛衰的感慨也是带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与政治家的身份和思维方式不可分割。而诗人观物虽然也可能是由一人一事一物引发，但诗人由此看到的是古今不易的感情，所以诗人的眼界要更高远，所表现的感情也更有代表性。
王国维要求词人观物要用“通古今而观之”的诗人之眼，反对写感事、怀古、寿词这类题材，因为这类题材往往受具体内容的限定太多。所感何事，所怀何古？都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在。而寿词的对象更是具体的个人。要在这些题材的创作中彰显出高远之境，确实难度颇大。但实际上题材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素，如何根于题材又在眼光上超越题材，才是对一个优秀词人的衡量标准所在。王国维未免过于重视题材的重要性了。
111 宋人小说，多不足信
【原文】
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语》谓：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严蕊奴，朱晦庵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词云：“住也如何住”云云①。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觞者，见朱子“纠唐仲友奏牍”②。则《齐东野语》所纪朱、唐公案③，恐亦未可信也。
【注释】
①“台州”数句：参见陶宗仪《说郛》卷五七引邵桂子《雪舟脞语》：“唐悦斋仲友字与正，知台州。朱晦庵为浙东提举，数不相得，至于互申。寿皇问宰执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悦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决，蕊奴乞自便。宪使问去将安归？蕊奴赋《卜算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又终须去。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宪笑而释之。”
②朱子“纠唐仲友奏牍”：参见朱熹《朱子大全》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四状”：“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待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
③《齐东野语》所纪朱、唐公案：参见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朱唐交奏本末”：“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言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曰："汝果欲从陈官人耶？’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仍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案，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以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而朱门诸贤所作《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
【译文】
宋朝人的小说，大多数不能相信。如《雪舟脞语》说，台州知府唐仲友眷爱官妓严蕊奴，朱熹把严蕊奴抓起来惩罚。到朱熹调到别的地方去后，提刑岳霖巡视所辖管区到台州，严蕊奴请求他让自己自由。岳霖问她：“你离开后到哪里去？”严赋《卜算子》词说“住也如何住”等等。案：这首词是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所作，让严蕊奴唱了劝酒的，见朱熹《纠唐仲友奏牍》。这样看来《齐东野语》所记载朱、唐的一段公案，恐怕也不能够相信。
【评析】
此则辨正文字，与理论无涉。此则所谓“小说”非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而是类似于本事词一类的野史和笔记，即朱自清《论雅俗共赏》中所言及之“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这类作品往往依据某些传说将词敷衍成一段故事，但往往误歌者与作者为一人。如《雪舟脞语》所记台州知府唐仲友所眷官妓严蕊作《卜算子》一词，据朱熹所记，实是唐仲友之戚高宣教所作，严蕊不过是歌唱此词而已。王国维认为这类“宋人小说”多不可信，是从史实的角度而言的，这其实涉及如何合理采信历史资料的问题，今存宋人笔记即多有此类。王国维此则要求慎重对待宋人小说笔记，即对于今人研究宋人文史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112 有句与有篇
【原文】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译文】
唐、五代的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的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只有李后主投降宋朝后的作品，以及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几个人而已。
【评析】
此则从篇句关系，宛然将唐宋词史分为“三种境界”：第一等是有篇有句的北宋词（前加李煜一人，后加辛弃疾一人)；第二等是有句无篇的唐五代词；第三等是有篇无句的南宋词。这三等渐次而下，通过篇句关系来再次强调境界说而已。
所谓“篇”其实是就意思和结构的完整性而言的。所谓“句”，即是“秀句”之意，是指在全篇之中最为突出、最显境界者。王国维认为唐五代之词虽然有秀句，但往往是孤立在作品之中，未能呼应并带动全篇的气象变化，所以是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词多长调之作，在意思的斟酌、结构的安排上往往用心很深，所以全篇的整体性较强，但缺乏振起全篇的秀句，境界难以彰显出来。降宋之后的李煜及北宋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和南宋的辛弃疾数人，则不仅有结构的浑成之美，而且有秀句的点缀其间，这才是真正的“有境界……则自有名句”。可见，王国维虽然将对境界的分析多集中于“句”，但其实是在“篇”的背景之下来重视“句”的。当篇与句难以兼顾时，王国维似乎更倾向于“句”，这大概也是他始终将唐五代词的地位置于南宋词之上的原因所在了。将周邦彦列为“有篇有句”的典范，隐含着王国维词学的某种细微的变化。
113 倡优与俗子
【原文】
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①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然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而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注释】
①倡优：古代指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
【译文】
唐五代、北宋的词家，是倡优；南宋后的词家，是俗子。两者的缺陷是相等的。但词人的词，宁可有倡优的缺陷，不可有俗子的缺陷。这是因为俗子令人讨厌的程度，比倡优更为厉害的缘故。
【评析】
此则从词史之“失”的角度来裁断词史高低。“倡优”与“俗子”似乎并非是一对妙喻，但也能在部分层面上彰显词史的不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曾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周济所说的“应歌”与“应社”的不同，与王国维所说的“倡优”与“俗子”的区别，是可以大致对应起来的。因为周济的“无谓之词”也是立足于“失”而言的。
之所以将唐五代北宋之词家比喻为“倡优”，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词确实多应歌而作，因为需要迎合歌伎的口吻，所以在内容上不免有流于浮泛情感甚至色情的成分；南宋词家既多应酬唱和之作，则虚矫、伪饰的内容也就难以避免。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失”，而且其失相等。但在这两失之中，王国维认为唐五代北宋词家的那种流于“倡优”的失，因为其真实无隐，相对而言，仍比流于“俗子”的虚伪做作要好。此则仍是为“真”字做注脚。
114 《蝶恋花》为欧阳修所作
【原文】
《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①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
【注释】
①“奶奶兰心蕙性”：出自北宋词人柳永《玉女摇仙佩》：“飞琼伴侣，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
【译文】
《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于欧阳修《六一词》，也见于柳永《乐章集》。我认为柳永是个轻薄的人，只能写出“奶奶兰心蕙性”那样的句子而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样的句子确实除了欧阳修别人写不出来。
【评析】
王国维推崇北宋词，但对北宋名家柳永的评价并不高，仅评价其长调较工，尤其是对《八声甘州》词，以为可与苏轼《水调歌头》比美，是“格高千古”之作。北宋排序或仅在贺铸之上耳。然王国维在此犯了一个文献上的错误，而且因为这个文献上的错误而导致了其境界说内涵的不周延。其实“奶奶兰心蕙性”固是柳永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同样是柳永语，盖一人而有不同创作面貌也。欧公所作艳词，香艳程度超过柳永的大有词在，为此还在宋代引起一桩公案：是欧公自作，还是小人嫁名？则柳永言情未必轻浮，而欧公言情未必深挚也。王国维以此来考证，恐冤假错案在所难免也。词话中文献诸多失误，与王国维此种理念殊有关联。其“三种境界”之第二种正是“衣带”两句，而注曰：“欧阳永叔。”则王国维此误实由来已久。王国维欣赏这一类的句子，与他推崇的“精神强固”的人格是有关系的。只是因为心目中对柳永词品之低与欧阳修词品之高已先存其念，故在文献真伪的勘察上不免受这种先念的情绪的影响。
【参阅作品】
雨霖铃
［宋］柳永
寒蝉凄切①。对长亭②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③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④。念去去⑤、千里烟波，暮霭沉沉⑥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⑦，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⑧，更与何人说？
【注释】
①寒蝉：蝉的一种，似蝉而小，青赤色，天寒始鸣。
②长亭：路边供人休息的驿亭，十里设长亭，五里设短亭。
③都门：京城。指北宋京城汴京。帐饮：设帐饯行。
④凝噎：声音哽塞。
⑤去去：远去。
⑥暮霭沉沉：晚间云气浓厚。
⑦经年：年复一年。
⑧风情：深情蜜意。
【鉴赏提示】
词上片叙别情别景，下片设想别后情思。善于转折，把主客观的不断冲突借转折来表现，从而逐渐使别情达到高潮。词在写景叙情时纯用白描，如行云流水，点染结合，虚实相间，被推为慢词的压卷之作。请分析这首词是否如王国维所说“轻薄”。
115 艳词可作而万不可作儇薄语
【原文】
读《会真记》①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②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③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④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
【注释】
①《会真记》：一名《莺莺传》，唐代传奇小说名作之一，元稹所著。是后来描写张珙与崔莺莺爱情故事的诗词、诸宫调、杂剧之所本。
②龚定庵：即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定庵文集》等。
③“偶赋”四句：出自清代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
④伯可：即康与之，字伯可，号顺庵，洛阳（今属河南）人，南宋词人。
【译文】
读《会真记》的人，憎恨张生的薄俸而原谅他的奸诈邪恶；读《水浒传》的人，原谅宋江的横行残暴而责备他的深刻险恶。这是人人相同的。所以可以作艳词，但万万不可以作轻薄浮滑的词句。龚自珍诗说：“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间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他为人的道德低下，在纸墨间跃然而出。我们读柳永、康与之的词，也有这样的感觉，与欧阳修、范仲淹的小词怎么能比呢？
【评析】
此则承续前则，乃由词以论人。前则仅举例以明柳永词与欧阳修词之区别，而未曾点破人格之本原，此则便说破。“儇薄语”源于作者之“凉薄无行”，乃由人格缺失而导致的作品缺失。张生之“奸非”可恕，乃因为沉迷困惑于情，而其“薄幸”，则是背离于真情；宋江之“横暴”，乃是其血性之表现，而其“深险”则是虚伪之表现。张生、宋江其源于真实情感之表现，皆在可以接受和理解之中，而两人背离情感的举动，则在宜深加鞭挞之列。以此回视上则，柳永之“奶奶兰心蕙性”不过假意应承，而欧阳修（实为柳永)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则真情郁勃。此两则回护境界说之“真”。宋末张炎《词源》之感叹“淳厚日变成浇风”，与王国维此则神韵略似。此则说传奇、说小说、说诗、说词，一则之中涉及四种文体，亦可见出王国维论词的泛文学背景。
116 词人之忠实
【原文】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①也。
【注释】
①“游词”：参见金应珪《词选后序》：“近世为词，厥有三蔽：……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
【译文】
词人的忠实，不仅仅是对人事应该这样，即使是对一草一木，也必须有忠实的意思，否则的话，写出来的就是游词。
【评析】
从“游词”概念的使用，即知王国维此则乃由金应珪《词选后序》引发而来，但金应珪只是描述游词之外在迹象，所谓“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以应酬为能事。王国维则直揭游词之本原在于不“忠实”的创作态度。而“忠实”云云，大意仍是为境界之“真”张本，“忠实”不过是“真”的另外一种表述。前两则集中在对“人事”之“忠实”之考虑上，凡忠实人事者，无论其奸非或横暴，皆在可以理解之范围；而非忠实人事者，则会引起读者厌恶之感情。王国维此则由前两则之言人事之忠实而扩大至“一草一木”，则情、景、物之真，乃是王国维时时强调的重点所在，“真”是指向一切主体或客体的。所谓“忠实”，就是忠于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予以如实之反映，涉及如何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以及以怎样的心态来进行创作的问题。在王国维看来，哪怕人性原本恶劣、事物一直丑陋，词人只要将这种原生形态的东西真切地写入作品中，则无愧于“忠实”之名。忠实之词人，自有境界，否则只能流为游词，宕失境界。此则可与“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对勘，理出一路。
117 “沧浪”、“凤兮”，开楚辞体格
【原文】
“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①，而后此王褒②、刘向③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者，实推阮嗣宗④、左太冲⑤、郭景纯⑥、陶渊明，而前此曹⑦、刘⑧，后此陈子昂⑨、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张，皆不与焉。
【注释】
①宋玉：战国后期楚国鄢（今湖北省宜城县)人，楚国大夫，屈原弟子，是战国时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楚辞作者，著有《九辩》《高唐赋》等。
②王褒：字子渊，蜀郡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著有《洞箫赋》《九怀》等。
③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著有《九叹》《新序》《说苑》等。
④阮嗣宗：即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省)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擅长弹琴。魏末曹爽辅政时曾召他为参军，被他托病辞去。司马氏专权时，不得已而任从事郎中，但不问世事，终日饮酒，听说步兵厨善酿，便求为步兵校尉，故又称为“阮步兵”。阮籍的诗以《咏怀诗》八十二首为代表，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为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阮嗣宗集》等。
⑤左太冲：即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貌丑口讷而博学能文，曾用十年时间写成《三都赋》，使洛阳为之纸贵。有《咏史诗》八首，明胡应麟谓：“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千古绝唱。”著有《左太冲集》等。
⑥郭景纯：即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人，博洽多闻，好经术，擅辞赋，通阴阳历算、卜筮之术。曾注《尔雅》《山海经》《楚辞》等书。东晋初，因反对王敦谋反被杀，追赠弘农太守。郭璞以《游仙诗》著称，刘勰说他的诗“足冠中兴”。著有《郭弘农集》等。
⑦曹：即曹植。曹植，字子建，曹丕弟，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曹植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四十一岁时忧愤而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思”，故又称为“陈思王”。曹植的经历造成了他前后两期创作的不同特点，前期诗歌乐观浪漫、自信激昂，后期诗歌则悲愤幽独，凄婉蕴藉。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是建安风骨最为杰出的代表。钟嵘说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谢灵运更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可见曹植倍受推崇。著有《曹子建集》。
⑧刘：即刘桢，字公斡，东平宁阳（今属山东省)人，“建安七子”之一。其诗以气势取胜，慷慨磊落，俊逸奇丽。钟嵘说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著有《刘公斡集》等。
⑨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省)人。出身富豪之家，从小任侠使气，后折节读书，二十四岁中进士。曾两次出征边塞，后因政治主张不能实现，愤而解印还乡，后为县令段简所害，死于狱中。陈子昂的诗慷慨激昂、壮伟跌宕。他提倡“汉魏风骨”、“复归风雅”，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美理想。其诗歌的创作和理论主张对于唐诗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成为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前奏。著有《陈伯玉文集》等。
【译文】
《沧浪》《凤兮》二歌，已经开创了楚辞的体制。但是最为工整精巧的楚词，还是体现在屈原、宋玉身上，而后来的王褒、刘向的作品很难与之媲美。最工巧的五言古诗，体现在阮籍、左思、郭璞、陶渊明等人身上，而前代的曹植、刘桢，后来的陈子昂、李白都难与之比肩。最工巧的词，体现在李煜、冯延巳、欧阳修、秦观、周邦彦身上，而前代的温庭筠、韦庄，后来的姜夔、吴文英，都算不上最好。
【评析】
此则续足前则之意，然彼重点言欲成就一代之文学必有前代相近文体之铺垫，而方能臻于成功，此则言某种文体既成一代之文学之后，此前所创或有气象，但难成规模，后世因袭，也往往盛极难继。两则对勘，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出王国维对于文体嬗变的规律性体认。屈原、宋玉成楚辞一代之文学，而前此《沧浪》《凤兮》二歌，虽略具体格，但终究未成独立之文体，而后此王褒、刘向也无力继盛；阮籍、左思、郭璞、陶潜成五古之高峰，前此曹植、刘桢，后此陈子昂、李白，或居前则体格未成，或居后则精彩已过；词之最高则在五代北宋，代表词人为李煜、冯延巳、欧阳修、秦观、周邦彦，而此前晚唐之温庭筠、韦庄，后此南宋之姜夔、吴文英等，都未臻词体高境。王国维此两则虽以“最工”来代替“一代之文学”，但学理是一脉相承的。从文学史的发展实际来看，王国维此论大体是符合文体发展规律的。此文体演变之轨迹与时代发展的趋势相合，则可成“一代之文学”。QQ424339393
118 词集与诗集的类似
【原文】
读《花间》《尊前》集①，令人回想徐陵②《玉台新咏》③；读《草堂诗馀》，令人回想韦縠④《才调集》；读朱竹垞《词综》，张皋文、董晋卿⑤《词选》，令人回想沈德潜⑥“三朝诗别裁集”。
【注释】
①《尊前》集：是辑唐、五代的词集。
②徐陵：字孝穆，东海郯（今属山东郯城)人。南北朝梁陈文学家，编有诗歌总集《玉台新咏》。
③《玉台新咏》：东周至南朝梁代诗歌总集，南朝徐陵编，共十卷，录诗六百六十九首，以风格绮靡之艳诗居多。
④韦縠：五代后蜀文学家，编有《才调集》十卷，选录唐诗一千首，以韵高词丽为选录标准。为现存唐人选唐诗存诗最多的一种。
⑤董晋卿：应为“董子远”之误。董子远：即董毅，字子远，清代词人，张惠言外孙，继张惠言、张琦《词选》之后，编《续词选》三卷，录五十二家词人一百二十二首词。
⑥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谥文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编有《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合称“三朝诗别裁集”，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选录标准。
【译文】
读《花间集》《尊前集》，使人回想到徐陵的《玉台新咏》；读《草堂诗馀》，使人回想到韦縠的《才调集》；读朱彝尊的《词综》及张惠言、董毅的《词选》，使人回想到沈德潜的《三朝诗别裁集》。
【评析】
此则通过词集与诗集的比较，说明编选者的风格、取向，与所选作品的内容特点。王国维在这里把词集与诗集共分为三组来对照。南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收诗769首，“凡言情则录之”，“非词关闺闼者不收”，作品大多华美艳丽，声调和谐优美。《花间集》与《尊前集》所收均唐五代人词作，内容、风格都与《玉台新咏》相似。五代韦縠编的《才调集》，录唐诗一千多首，以晚唐为多，收诗以秾丽宏敞为宗，《草堂诗馀》内容也与之相近。清沈德潜是格律派诗人，选唐、明、国朝诗为《别裁集》。他论诗主张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去泛滥而归雅正。朱彝尊的《词综》推崇格律一派，标榜淳雅，以姜夔、张炎为最上。张惠言《词选》及其外孙董毅《续词选》，推尊词体，重比兴寄托，倡“意内言外”之说。朱、张所选基本重格律，因而与沈德潜诗选相仿。从以上比较，可见王国维对词的感悟，而所举例由古至近，恰见词学发展脉络与时代崇尚，也非偶然。
119 论词之失
【原文】
明季国初诸老①之论词，大似袁简斋②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竹坨以降之论词者③，大似沉归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注释】
①诸老：指陈子龙、李雯、朱彝尊、宋徵舆、汪森等人。
②袁简斋：即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诗论家，著有《小仓山房诗集》《随园诗话》等。
③论词者：指张惠言、周济、谭献、冯煦诸人。
【译文】
明末清初各位词人论词，与袁枚论诗十分相近，他们的不足在于纤小而轻薄；朱彝尊以后的词家论词，与沈德潜十分相近，他们的不足在于枯槁而庸陋。
【评析】
此则续足上则之意，从“失”的角度分析清代诗论与词论的相似性。所谓“明季国初诸老”，当主要是指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和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云间派偏尚《花间》词风，浙西派偏重描写个人之情趣，此与袁枚论诗之“性灵”说相似，以个人生活心性为本位，故其纤小，又喜欢写文人谑浪趣味，时见轻薄，故王国维相并以论；所谓“竹坨以降之论词者”，当指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其论词主寄托，解说作品也务求深解，此与沈德潜以诗教“温柔敦厚”论诗，其旨意相似，王国维以“枯槁而庸陋”形容之，亦在于其对于艺术意味的轻视也，且执此以衡诸所有的词，不免有强作解人之感。“纤小而轻薄”当然眼界不大，感慨不深，更谈不上“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境界之狭仄可见；“枯槁而庸陋”当然与深美闳约、神秀判然两途，词之“要眇宜修”之体性无由得现。从此则来看，王国维对于浙西和常州两大词派都有不满，两派之中，对常州词派的不满要更多一些，也更为强烈一些。而这正是晚清词学从单一流派中宕出，在诸多流派中择取合理成分，并试图能融合成新的更有时代特色的理论的反映。
120 苏轼、姜夔之旷
【原文】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①，口不言阿堵物②，而暗中为营三窟③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注释】
①王衍：字夷甫，西晋政治家。
②阿堵物：阿堵，六朝时俗语，意为“这”、“这个”。《世说新语·规箴》：“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因这个典故，后世就将“阿堵”作为钱的代称。
③营三窟：典出《战国策·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为孟尝君开凿三窟：其一，烧毁债券以赢得薛地百姓民心；其二，游说梁惠王聘请孟尝君为相，从而使齐王情急之下重新任命孟尝君为相；其三，请求齐王同意在薛地建立宗庙。此前后三计，终究确立了孟尝君在齐国稳固的政治地位。所谓三窟，即指三个使人可以退守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资本。
【译文】
苏轼的旷达在于内部的气质，姜夔的旷达在于外部的形象。姜夔如同王衍，口中不说阿堵物，暗地里却做好了营建三窟的打算，这正是他可鄙的地方。
【评析】
此则重申人格胸襟之境界是词之境界的基石。如果就词而论，苏轼的旷达和姜夔的清旷具有相似的神韵；但就人而论，却相距甚远，苏轼自如出入儒佛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心性强固，而姜夔寄身宦门，自然是局促辕下，其清旷便不免会受到无形的约束。王国维把姜夔比之如晋代王衍，虽然雅尚玄远，但家中蓄财万贯，妻妾成群，心中其实并没有放下那个“钱”字。姜夔的清旷与王衍类似，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这样的清旷不仅不能映衬出其胸襟的高远，反而将其卑陋的心态暴露无遗了。王国维在此则不仅强调人格精神的高远问题，更切实地提出了人格的真实与虚骄问题。其论词风而以人品为底蕴，也很可能是受到刘熙载“文品出于人品”观念的影响的。
121 内美与修能
【原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①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②，则白石耳。
【注释】
①“纷吾”二句：出自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②修能：指突出的才能、才华。
【译文】
“我既具有了那么多的内美，又加上有了修能。”文学的事，在这两者上都不能缺少。但词是抒情的作品，所以格外重视内美。没有内美只有修能，那就是姜夔那样的词人。
【评析】
此则引屈原《离骚》句，以文学乃由作者兼备德才方能臻高境。“内美”的本义，按照朱熹的解释，当是“天赋我美质于内”之意，即先天赋予的美好品质，在《离骚》中具体是指屈原家世之美、生辰日月之美和所取名字之美等，有此种种之“美”，故以“纷”来形容；“修能”即特殊才干的意思，扬雄《方言》指出陈楚一带都称“长”为“修”，而“能”，洪兴祖《楚辞补注》释为“绝人之才”，在《离骚》中具体是指屈原在承传优良家世之外个人独具的特殊才能，王逸《楚辞章句》释“修能”为“谋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国息，威能制强御，仁能怀远人”。合言之，文学就是天赋美质与特殊才能的结合。王国维把词定位在“抒情之作”，所以对于情感的本质——品德特予强调，因为失却品德的情感是没有价值和生命力的。王国维此则重在求作者品质之“真”，为境界说铺垫基础。亦即《文学小言》所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其批评白石“无内美”，可能与白石长期幕僚的生涯有关，因为这一层幕僚的关系，所以不免有言不从心出、遮遮掩掩之处，甚至“暗中营三窟之计”，为人已是“隔”，何况为文？
122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
【原文】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①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注释】
①严重：指严肃、庄严。
【译文】
诗人看待一切外物，都是游戏的材料；但是他们游戏时，以热心的态度来对待。因此诙谐与庄重两重性质，也是缺一不可的。
【评析】
此则仍就物我关系立论。所谓视外物为“游戏之材料”，乃意在分清物我之界限，既是游戏之材料，则诗人与外物的主从关系自然得以确立。然此作为“游戏之材料”的外物毕竟是诗人借以表现自我情意之基础，不明外物之情，自然难通诗人之情，故热心游戏于外物之中，乃为必不可少之阶段。热心于游戏，故称诙谐；严分别物我，故名严重。先以游戏，继以区别，乃成功之文学创作必经之途径，故王国维以为“不可缺一”。王国维在此前的《文学小言》已经明确指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馀，于是发而为游戏。”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王国维又说：“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希尔列尔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馀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馀之势力，无可疑也。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对勘这两则文字可知，王国维所谓“游戏”的心态——不汲汲于争存，其实是王国维心目中“诗人”的基本前提。把现实生活中限于种种“关系”而无法表述之内容，在文学的天地里尽情挥洒，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由此可见一斑。在王国维的观念里，文学美术既然是倾诉平时不能语诸人之精神游戏，自然可以彻底摆脱功利的束缚而呈现出如同游戏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