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隆基《孝经·序》原文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近观《孝经》旧注，蝽驳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翦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
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经，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
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
二、李隆基《孝经·序》译文
我知道在其上古的民俗风气淳朴而行事简略，虽因心之不言而行已经萌发，然而天生尊重之道德规范犹其简要，涉及到仁义也就有了，亲近父母之名声更加显著。故之圣人知道不言而行之身教可以教育其人，因此由于严格用以教育尊重之道德规范，因此事亲以教育仁爱。于是以先后之序改变诚心尽力之道而显著，立身扬名之道义明显。孔子曾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是因为知其不言而行者，这不是道德之根本吗？
《孝经》中说：“从前圣明的君王是以不言而行之神道治理天下的，即便是对极卑微的小国的臣属也不遗弃，更何况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不这样做行吗？”我曾经再三反复思考这句名言，佩服从前圣明的君王而践行先前哲人之道，我虽然没有用道德引导百姓，或许将近，差一点广泛喜欢用刑于国内。哎！，孔夫子不在而微言大义也不见，异端邪说起而之大义却不名正言顺。何况“孝”毀灭于秦之焚书，得之者皆烧灰之末端；注释古典发端于汉朝，注释“孝经”之文，均是其糟粕之剩余。因为鲁史之《春秋》，其效法开启左氏 、公羊 、 谷梁 、 邹氏 、 夹氏 五家五传；犹如《诗经》被后世分为《国风》(一)、《雅》(二)、《颂》(三)，并且对《诗》分为四《诗》一样。去除孔圣人之志孝精神越来越远，殊不知源与流之区别就更大了。()
近来观阅对《孝经》过去之注解，与“孝”的本义相背，其错误之论说尤为严重。至此於踪迹相寻，源于汉初孔安国对《孝经》之著述，言近且上百家，名目其多。从事“孝经”著述者自作主张独立门户，自成一家，犹其是将“孝”之事亲推行到家家户户。未入门就希望升夫子之堂者，必擅自开门凿户。今注解《孝经》者，攀附孔夫子神速之道，必驰骋於悬殊之距而不知无所其从。是以对“孝”其义之小见解所遮蔽，其花言巧语之夸张，遮蔽住了孔子所论“孝”之大道。。并且以注解“孝经”之意为其经旨；以旨之裁断，则必然以说理为主。最恰当的应该是归於“孝”之核心一，“孝”的精妙之义，不言之教独一无二。何不去繁就筒，而择其要抓其纲？况且著解《孝经》则以通畅其经旨为其重要。
韦昭、王肃，是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等而下之。
刘炫阐明明孔安国之注本，陆澄讥笶郑玄“孝经”之注释。
。郑玄“孝经”之注是否在理或恰当，何必责难人？现因特举韦昭、王肃、虞翻、刘邵、刘炫、陆澄也这六家，其注之异同，再综合《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之旨意；五经言言简约而且互通，其意思明显。经注虽然分章不同，其理不错乱而条理一贯。今言以此所注《孝经》刻在玉石之上，则有所裨补於将来学者。《孝经》一章之中，凡有数句者；一句之内，其意思既有本句之义，又有本章之义，二者兼之而明确。其作注之本则繁琐，若简略之“孝”之大义又不能体现。现存所疏之义，对其“孝”之大义予以充分之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