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出一位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叫刘向，他本名更生，字子政，生于公元前七十七年，卒于公元前六年。他是西汉的皇室宗亲，其祖先是汉高祖之弟楚元王刘交，这位皇室宗亲性情耿直，胸怀坦荡，所以，在官场上很难升迁至高层，所以，他专注于学术研究，成了一位非常渊博的学者。他在儒学、史学、文学、天文历法和谋略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他是著名的目录学家，杰出的文学家，经学的创立者，古文献编辑大家，也是谋略文化方面的著名学者。
班固在《汉书》中评价刘向时说他：“为人平易，廉洁乐道，不交接世俗，而专思经术。昼读书传，夜观星宿，经常通宵达旦。”
刘向是汉朝博学而又见识深刻的学者，所著所编的书至今仍是很值得研究的，也有很多观点是值得借鉴的。刘向在多个学术领域所有创造，在古代学者中，像他那样在多个学术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并不多见，长期以来，他所编著的书影响很大，在当代，仍有很多人喜欢阅读他的书。
刘向画像
首先，刘向精心编写了《别录》，他在目录学方面贡献非常大。
刘向曾奉诏整理五经方面的秘藏书籍，并研究诸子诗赋近20年，他对古籍的整理和保存是当时的其他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理工作完成之后，他编写了简明的内容提要，汇编成《别录》，这成了早期著名的目录学名著。
《别录》的编写创造了书籍校理的可贵经验，比如，搜集异本，相互校补；别出篇章，确定卷数或篇数；校勘脱文脱简，编成定本；编写提要，撰写叙录等。二十卷的《别录》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开创了图书目录编写的先例。
其次，刘向编写了《列女传》，该书是专门为古代女子立传的史书。
该书共分七卷，记载了105名女子，其中前六卷所列的皆是古代的受赞扬的女子，或明辨是非的，或品德高尚的，或聪明多才的，或忠贞守节的女子，而后面一卷称为“孽嬖传”，讲的是宠妾等女子，她们被认为是淫乱或善妒或无德的祸乱国家、社会的女子，如妺喜、妲己和褒姒等。
据说，刘向编《列女传》是与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有关，汉成帝曾宠信赵飞燕，而后来变为宠信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失宠的赵飞燕从宫外招男宠，荒淫无度，而刘向编《列女传》献给了成帝，就是为了让成帝对宠信后宫能有所醒悟。成帝对刘向的努力很感动，但只是嘉奖了刘向，并没有惩罚赵飞燕，好色的帝王，本性是很难改变的。
《列女传》
再次，刘向编写了一本《说苑》，其中有很多精妙语录是很有哲理意义和警示作用的。
比如：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
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
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
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
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
治国之道，爱民而已。
将者，士之心也；士者，将之肢体也。
还有，刘向编著了《新序》一书，他博采多种典籍，将其中的嘉言善行进行摘选，编成了内容丰富的《新序》，其文字很美，故事很生动，所以，该书影响深远。
《新序》编于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至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在那段时间，刘向奉诏校阅国家藏书，他有机会接触到丰富的典籍，便将其中的嘉言善行摘录下来，编成集散文和故事于一体的精彩书籍。《新序》原有三十卷，可惜后来大部分散佚，宋代的著名文学家曾巩曾对该书进行勘校，但仅收集到十卷，这十卷主要是记述杂事、刺奢、义勇、节土、善谋等，这是以标题来记录故事的编写方法，后来，东汉应劭编《风俗通义》，南朝宋刘义庆编《世说新语》，在编写方法上都是向刘向学习的。
刘向还编写了不少的先秦书籍，如《山海经》等也是经刘向之手编校过。
从谋略学方面看，刘向所整理和编校的《战国策》是最值得重视的，该书编集了从战国末年至秦汉间关于纵横家的纵横捭阖活动和伐交论辩言论，如《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而刘向将这些文章整理汇集在一起，编辑成一部关于纵横家的精彩著作，取名为《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战国时期非常珍贵的策士们的历史作料和纵横谋略思想。
《战国策》
《权谋书》包含着丰富而深妙的谋略思想，下面分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权谋书》论政治模式。
在刘向看来，有三种政治模式，一种是王道政治，以感化民众为主；一种是霸道政治，以威慑民众为主；一种是强横政治，以武力胁迫民众为主。三种模式各有其管理方式，而最重要的是以感化民众为主，如果感化的方式无效，之后就用威慑的方式；而如果威慑的方式还是然无效，就用武力胁迫的方式；胁迫依然是无效的，就用刑罚来处置。可是，刑罚并非是一般帝王所所乐于使用的方式，圣明的帝王皆是先施行仁德与教化之后，才会诉诸于刑罚的，这就需要定下一个荣辱的标准，明示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能做的；也要注重礼义的标准，用来昭告民众，不要太过于看重名利，这样才能改变民众的素质；要有整饬内政后宫之礼，应该划清后妃之间的等级、礼仪。只有这样，就不会有人不喜欢礼义，也不会不厌恶贪乱。这就是仁德教化的效果。（参看《权谋书》卷七）
刘向举例说，季孙问孔子说：“如果杀掉无道的坏人，以成全有道的好人，对此该怎样看？”孔子回答说：“你是主政之人，何必用杀戮的方法？如果你自己向善，民众也自然会跟着你往向善的，主政之人的德性好比是风，而民众的德性好比是草，风吹于草上，草必定会随风而动的。”这个例子所说的就是明主治政要把仁德教化看成是最重要的。（参看《权谋书》卷七）
《权谋书》在这里以儒家的仁德管理之道为基本立场，发挥了儒家“王道学说”的基本内容，在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外，加上了强横政治，并把刑罚也兼容进来了，这是吸收了法家的思想。
《权谋书》
第二，《权谋书》论“刑”与“德”的关系。
刘向认为，治理国家有两个关键的方法，就是刑罚处置和仁德教化；君王必须先重视仁德教化而后才施行刑罚。那些称霸天下的君王，皆是刑罚和教化一起并用的。强盛的国家往往是先重视刑罚而后才重视教化的。（参看《权谋书》卷七）
刘向还认为，刑罚和仁德，实际上也是教化的方式，仁德用以培养好人而后对之进行任用；刑用以惩罚坏人，而避免让人变坏。所以，仁德教化关键在于奖赏，而刑罚最明显标志就是处死。处死和奖赏，即是用来区别贤人与恶人的，区别有功者与有罪者。显然，奖赏和处死是不能有失误的，一旦有失误，便是善恶不分了。有功者不予奖赏，贤者也就得不到激励；有大过者而不处死，坏人就无所畏惧，如果好人得不到激励，坏人无所畏惧，而要以此来感化天下，那是不可能的事，是做不到的。（参看《权谋书》卷七）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似乎与上面先教化后刑罚的观点有些不同，如果说上述的观点所表现的是以儒家立场为主的观点，那么，这里所强调的是法家为主的观点，认为仁德教化代替不了刑罚，不重刑罚，坏人不会受到惩治，就会无所畏惧，所以，重罪的，该处死就要处死。
第三，《权谋书》论“治民之法”。
刘向以历史事例来阐述“治民之法”。他谈到，齐桓公曾对管仲说：“孤欲于齐国国内如日月般光明处事，让民众包括愚夫愚妇皆能称赞，能不能做到呢？”管仲回答说：“能，而这并非是圣人之意。”桓公说：“为何？”管仲回答说：“水桶上的绳子短，因而未能从深井里取水；知识浅薄的人，未能与圣人深入谈话。遇到聪慧之人，你可与他一同辨别事物，遇到明智的人，你可与他一同辨别一切事物，遇到圣人，你可与他一同辨别神明。而圣人所做所为，并非又不是一般民众所能跟得上的。民众知识若十倍于你，便会与你论争，并说你不如他们；民众的知识若超你一百倍，便就会批评你的过失；人民的知识若超过你千倍，便是谁也不信了。因而，民众是不可以宠的，只能放在一起管理；也不能残暴地虐杀他们，但可以指使他们，召唤他们；对于民众，不能一个个去劝说，只能集中起来昭告他们。”（参看《权谋书》卷七）
这里所表现的基本态度是古代统治者常有的愚民的观念，但谈到了古代管理中的统一思想的问题，这是值得注意的，这与儒家所强调的群体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权谋书》论具体的治国方法。
其一，怎样治国才是“贤君”？
刘向举了武王与姜尚的例子来说明：，
武王问姜太公：“贤明的君主怎样治理国家呢？”
姜太公回答：“贤明的人主治理国家时，其政治是平和的，官吏不苛刻，赋税收得少，而且人主自己也很节俭。人主不以己之好恶来妨害律法，不赏赐对国家无贡献之人，不惩罚无罪之人。不因高兴而赏赐让其高兴的人；也不因其生气而杀让他不高兴的人。残害民众的人就是有罪之人，该惩罚；而推荐贤人，检举过错的，就该奖赏。后宫不荒淫，受宠幸的女人所讲的话不能听。居高位者不该淫逸凶恶，处于下层的不该勾心斗角。人主不该宠幸后宫，以免浪费金钱；不该多设游玩台池，以免拖累民众；不该雕刻花纹图案来娱悦感官。国库里没有久藏生虫物品，国家没有流浪饥饿的人，这便是明主治理国家的状态。”（参看《权谋书》卷七）
武王赞扬说：“说得好极了！”
其二，怎样治国才是对民众最有利的？
刘向认为主要在于是民富足，他举例来说明：
文王问姜太公：“该怎样治国才好？”
姜太公回答说：“王道之国使人民富有，霸道使军人富有；勉强存在的国家，使大夫富有；无道的国家，只让君王的仓库积满。此为‘上溢下漏"：君王的财富多得溢出来了，而百姓们却穷得像竹篮装水，都漏光了。”
文王听了连声赞好！（参看《权谋书》卷七）
其三，怎样治国才是最根本的策略？
刘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爱民如子。他以武王与姜太公的对话来说明：
武王问姜太公说：“治国的根本方法是什么？”
太公回答说：“治国之法，不过爱民而已。”
武王又问：“如何爱民呢？”
姜太公回答说：“对民有利而不要对民有害，助民成功而不要使民失败；使民活下去而不要伤害民，给赋予民物而不对民掠夺；使民快乐而不使民受苦；使民喜欢而不使民生气，这便是治国的方法。驾驭民众，其根本方法就是爱民。使民众失去他们的本务，是害了民众；使农民失去耕种时间，是妨碍农民耕作。对有罪的如加重惩罚，等于是杀害他；搜刮民众的财富，就是抢夺民众；多征税，多征兵丁，会使民众疲惫不堪，是扰乱民众，使民众劳苦。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主，对待民众就像父母爱护子女，哥哥爱护弟弟一样，听到他吃不饱，穿不暖，就替他感到可怜，看到他劳苦，就替他感到悲哀。”（参看《权谋书》卷七）
其四，怎样治政才是稳妥的？
刘向认为为政公平才能是治政稳妥平安，他举例说：
晋文公时，翟人献上大狐和文豹的皮。文公见了叹息说：“大狐、文豹有什么罪？你要它们的皮？”
大夫栾枝回答说：“地广而不平，财物聚集而不分散给民众，难道不就是大狐和文豹遭难的原因吗？”
文公说：“你真会说话！”
栾枝说：“地广而不平，别人就要来平分它；财物聚集而不分散给人民，人民就要来争抢它。”晋文公听了，便把土地分配给民众，把财物散发出去救济穷人。（参看《权谋书》卷七）
第五，《权谋书》论智谋的不同类型。
其一，权谋有不同类型。
刘向认为，圣贤君王治政时，一定先要审慎地谋划，而后用蓍龟占卜，以考察吉凶。还有，国内哪怕是贫贱的人都能参与提建议，包括柴火的小工也该尽其心思为国家出主意，如此一来，即便是办万件事也不会有失算的。古书言：“集众之智，可预测天机。综合各方意见，而后由一人独立裁断。”这指的就是有效的谋略方法。
权谋分上等权谋和次等权谋，上等的权谋可以预知天命，次等权谋可以测知人事。知天命者，可以预见存亡祸福的根源，早知盛衰废兴的原因，防祸事于未发，避灾害于未成。此类人生于乱世，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生于盛世，定能得到国家的权位。知人事者，遇事能知得失成败，能预知事情的结果，所以处事不会失败。不能预知天命，不能预测人事，就没有能使用权谋之术。（参看《权谋书》卷十三）
权谋分正义与邪恶两种：君子的权谋是正义的，小人的权谋是邪恶的。用心正义的人，其权谋追求公平，所以他为百姓尽心尽力做事时完全出于至诚；用心邪恶的人因其喜好私利，所以他为百姓做事完全出于伪诈。伪诈会引起混乱，诚心才能安定无乱。历史上，尧的九位大臣办事诚恳，被朝廷重用，其他四位大臣因为办事伪诈，被杀于荒野。至诚的人，德禄可以延续至后代子孙；伪诈的人，利禄当世就被消灭了。知天命、知人事，擅长于权谋的人，必须察辨诚、诈的根源和后果，以此来立身处世，这是重要的权谋表现方式。明智的人处事，事情处置得圆满，便要考虑是否有过分和弊病；而当事情发展平稳时，便要考虑是否有危险趋势。安全的时候，要警惕发生危险；曲折不顺利时，要想法子促使事情顺利发展。由于明智的人能预先防范，尽心考虑周全，所以，他的事业是圆满而不会有缺陷的。（参看《权谋书》卷十三）
刘向在这里不但把权谋分成正与邪，而且把权谋与人的智慧联系起来，吸取了道家防范于未然的思想，这种强调诚以用谋，强调警惕危机，重视智慧的方法等，是很值得肯定的。在他看来，权谋不仅仅是抓权力耍阴谋，而且，权谋的使用是要有正义立场，有诚信态度，是要能防范危机的出现的，权谋的使用也是一种智慧。
第六，《权谋书》论用人的谋略。
刘向举了历史上的一系列例子来阐述君王善使用人谋略的重要性，认为，治理天下成败在于人才；认为君王不用贤者，政治事业必败；认为人主的荣辱在于人才；认为要用好人才必须给人才相应的待遇。
首先，刘向阐述了治理天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用好人才。
在刘向看来，人主想要治理好天下，留名于后世，就必须尊重贤人、礼遇士人。《易经》上说：居于上位之人，礼遇处于下位之人，施恩布德于天下，而又礼遇处于下方的人，如此才能既吸纳跟前的人，又能使远方的人怀德而来投奔你。
如朝廷无贤能之臣，便犹如鸿鹄没了翅膀一般，虽有飞行千里之愿，却无法达到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过江海要靠船只，走远路要靠车子，而要想称霸天下，就必须借重于贤能的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犹如霸王的船和车。离开自己的父兄和子孙，并不是故意疏远他；任用厨司、渔夫、屠夫、仆人甚至仇人等，也并非是迎合他们，而是因其能为国家立功立名，不得不任用他们。此如匠人盖房，视房子之大小而决定所使用的木材；看效率高低而决定人数的多少。所以吕尚受重用，天下人便知商朝将亡，而周朝将兴；由于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必将称霸，他们就是君王的船和车！
称王称霸需要重用人才，而国破家亡也与人才有关的，夏桀任用干莘，商纣任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天下皆知这些君王将要亡国。没有建功立业才能的人想要立功立业，就好像在夏至渴望夜长，好像对天射鱼想要把鱼射中一样，即使像舜禹般的贤能，亦是不易办到，何况是平庸的人主！
其次，历史事实表明，不善于重用贤智人才的君王，其政治事业必定是会失败的。
春秋时期，天子的权力较小，诸侯的势力强大，所以很多诸侯都背叛天子。人多的威胁人少的，势力强的劫持势力弱的，南夷和北狄交互侵略，周朝濒临灭亡的边缘。此时，齐桓公任用管仲、鲍叔牙、隰朋、宾胥无、宁戚等人，三次保存了快要灭亡的周朝，延续了行将灭绝的朝代，挽救了国家，赶走了戎狄，最后制服了荆蛮，尊奉周天子，称霸诸侯。晋文公用咎犯、先轸、阳处父等人，使国家走向强大，击败了楚国，联合诸侯，朝奉周天子，使周朝显威一时。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等人，征讨陈国，降服郑国，击败晋国，使天下没有对手。秦穆公任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和由余等人，占据雍州，击败西戎。吴国任用延州、来季子，并吞了冀州，在战役中立马扬威。
郑僖公拥有兵车千辆，贵为诸侯，治事不顺从民心，终于被臣下所杀，这是因为不任用贤人的缘故。简公任用子产、裨谌、世叔、子羽等人，把奸臣贼子清除，正直臣子被重用，因而击败了楚国，国家得以安宁，此后二十多年没有被楚国侵犯。所以，虞国有宫之奇，晋献公就感到彻夜难眠；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就感到坐立不安。疏远了可敬重的贤人，就很难去抵御敌人。宋襄公不采纳公子目夷的计策，就被楚国所侮辱；曹国不听僖负羁的忠告，最后战败于戎，所以应知晓治乱的关键便在于能否重用贤能之人。君王能任用贤能，国便能长久，君王任用不贤，国家就危险了。
君王若因智力较弱而不能辨别贤能，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而假如君王有能力认识贤能，而又不下决心去用他，大的损失是亡国丧身，小的损失也将会感到日日不安。宋殇公知道孔父的贤能，但却不重要他；鲁庄公也知道季子的贤能，也是不重要他，这两位君王都能识贤才但不重用贤才，结果，宋殇公被人杀死了，鲁庄公以贼子来继位。假如宋殇公早用孔父，鲁庄公早用季子，就都可以平定邻国，而不只是自保！
再次，刘向认为，人主的荣辱在于能够用好人才。能善用人才的君王，人才都聚集到他麾下；不能善用人才的君王，人才都会背叛你而去，所以，人才的使用对于君王的荣辱太重要了。
刘向记载了周威公与宁子关于使用人才的对话：
周威公问宁子说：“录用士人有好办法吗？”
宁子答道：“当然有办法，穷困的人要让他显达起来，遇到危险的人要让他活下去，怀才不遇的人要去录用他，如此一来，士人们都会从四方八面赶来受你录用的。反之，如果对穷困的人你不使他显达，对遇到危险的人你不让他活下去，对怀才不遇的人你不录用他，那么，士人们都会背叛你四散而去的。城墙虽坚固，但也不能自守；武器虽锋利，但也不能自保；得到士人而又失去他们，一定是你在用人方面有缺陷的。有了士人，人主才会被尊重；失去士人，人主就会变得就卑下。”
周威公问：“士人都如此重要吗？”
宁子答道：“难道你未曾听说过楚平王有楚傒胥和丘负客两个士人吗？楚平王要杀他们没有杀成，他们逃到了晋国，晋国用了他们，这就发生了城濮之战。又有一个士人叫苗贲皇，楚王将要杀他没有杀成，他逃到晋国，晋国用了他，这就发生了鄢陵之战。又有士人叫上解于，楚王将要杀他没有杀成，他也逃到晋国，晋国用他，这就发生了两棠之战。又有士人叫伍子胥，楚王杀掉他的父亲和哥哥，他逃到吴国，阖闾用了他，他后来就发兵去攻击楚都郢。所以楚国是大国，如果不是得罪了梁、郑、宋卫等国的人主，还不至于落败到如此地步。这四件事都表明是君主得罪了他的士人，结果其中三个君主死了无人埋葬，而一个亡了国。由此可见，有了士人就有了国家；没有士人，也就没有国家。子胥一怒灭亡了楚国，申包胥一怒而保存了楚国；士人怎能说是不可贵呢！”
最后，在刘向看来，君王要用好人才，必须给予相应的权力、地位和待遇，才能使人才充分发挥其能力，帮君王管理好国家。
其中，管仲向齐恒公要权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齐桓公命管仲协助他治理国家，管仲说：“地位低贱的人不能管理尊贵的人。”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但国家仍然治不好，桓公就问其原因，管仲回答说：“穷人不能命令富人。”桓公便把齐国一年的市租都赐给他，但国家仍然治不好，桓公又问其原因，管仲答道：“关系疏远的人不能管治关系亲近的人。”桓公就把他当作仲父看待。此后，齐国国泰民安，并能称霸天下。后来，连孔子都肯定说：管仲虽然很贤能，但如果不能让他获得以上三项特殊待遇，也是不可能助齐桓公南面称霸的。（参看《权谋书》卷八）
刘向还阐述了管仲向齐恒公阐述如何成就霸业的策略。
齐桓公问管仲：“孤想让瓶中的酒变坏，俎上的肉变坏，此类行为会危害孤的霸业吗？”
管仲答道：“次等行为非尊贵之举，但对于霸业没有什么危害。”
桓公问：“怎样才算是危害霸业呢？”
管仲答道：“对谁是贤能之人不知道，对霸业有影响；知道谁是贤能之人而又不能用他，对霸业有妨碍；用了他而又不能给予相当的职责，对霸业有危害；给了相当的职责而又不信任他，对霸业有大害；虽信任他又让小人参与其中，这对霸业的危害就更大了。”桓公满意地说：“很好！”（参看《权谋书》卷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