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样，我国古代称“纹镂”，现在称“图案”、“纹饰”、“核”、“花样”和“解”。
我国的纹样，源远流长，从开创时期新石器时代算起，已有七八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名工巧匠，创造了各种纹样，内容题材的广泛，构成变化的多样，质量之精，数量之多，以及它所显示岀的民族气魄、一贯的传统风格和独特的创造精神，在世界 装饰史上是杰出的、罕见的。
我国的纹饰，具有一个鲜明特色：从内容到形式，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含有丰富的社会内涵，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当时当地的文化习俗、信仰、意志等。多数具有一定寓意，不是一种无目的的唯美虚饰。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纹样，主要装饰在陶器和玉器上，以几何形纹样为主。在艺术的处理上，已初步地体现出多样统一、平衡对称等特点，能随不同器形作出种种变化，协调妥适。反映出我国的纹样在萌芽时期，就已注重实用与美观结合、器形与装饰统一。原始纹样，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纯朴、浑厚、爽朗的艺术气质，说明我国远古先民的性格，从来就是健康、质朴和爱美的。
奴隶社会时期商周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附丽于青铜器上的各种纹饰手法独特，结构严谨。饕饗、夔纹等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纹样。造型的夸张、凝炼，装饰上的程式化，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我国奴隶社会的文化，以青铜工艺为其主要特征，纹样也最为丰富，当时的陶器、玉器和牙骨器等纹饰，或多或少是受它的影响而发展。奴隶社会的纹样，由简单粗糙趋于精工成熟，由神秘奇特转向现实奔放，由严峻肃穆变为生动活跃，是我国纹样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时各种图案的构成骨式已基本完备。
我国的封建社会，自战国至鸦片战争，前后延续了二千三百多年。
战国的花纹，写实倾向逐渐替代了前一时期的奇异图案。新创有金银错纹样和前所未见的漆器装饰。流行纹饰有攻战、狩猎、龙凤、蟠螭等。其中以人物纹样最具代表性。崭新的采桑、渔猎和战斗等新装饰，描写了人民辛勤劳作、人兽搏斗、水陆攻战等生动、激烈的场面。随着这些新题材的出现，他们创造了一种“绘画式”的不规则（布局上分段、分格处理）新式样，这种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新纹样，为战国装饰艺术的独特之处。战国纹饰，既活泼又规整，带有浓郁的装饰风味和明显的地域特色。
秦代的时间虽短，出土文物也不多，却像统一了田畴 和文字一样，做了集中各地区不同类型的艺术并将之熔为一炉汇成一体的工作，客观上起了大交流、大融合和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写实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陕西临潼始皇陵区岀土的陶马、武士像，以及漆器、瓦当等纹饰，都表现出明显的写实倾向。尤其是画像砖、瓦当和秦镜花纹，如围猎、奔兽、子母鸟和鹿豹纹等，虚实相映， 粗细交辉，生动有力，表现了秦代装饰的特色。奴隶社会流行的饕餐等纹样，基本不见，可见秦代对前代的装饰艺术，作了清除和改革工作，这为西汉工艺装饰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两汉的社会经济有着全面的发展，在工艺美术方面进步尤为显著。漆器新创有“金扣器”和镶嵌工艺，漆艺装饰具有飞转流动的艺术效果。提花机的改进，使织物花纹变得多样繁复。锦的织造更为出色，一般用四五套色织成。我国的丝织品是当时世界的名产，中国从此拥有“丝国”的称号。画像石、画像砖和瓦当等的大量出土，说明建筑业的较大发展。两汉装饰，在承继秦代的基础上，写实风得到更进一步加强。车骑狩猎、宴乐百戏、马虎鹿豹和四灵四神等，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纹饰。张骞通西域以后，西方艺术不断输入，孔雀、葡萄和鸵鸟等新题材的出现，是从域外传入的新花样。
我国古代艺术史上的新阶段是从汉末魏晋开始，这时绘画艺术逐渐兴起，工艺装饰开始受这方面影响。魏晋南北朝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是青瓷器的烧造。织锦出现纬线起花新技术（纬线起花的锦，色彩比经线起花丰富），纹饰为之一变。这个时期的纹样，逐渐演变为以植物为主。为佛教服务的莲花、忍冬、缠枝和飞天等，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花纹。山西大同云冈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中莲花和缠枝等装饰，是当时佛教的典型纹样。云冈图案在庄严中显出质朴刚健的精神，龙门的装饰表现得纯净、精巧、端庄和肃穆。
隋代的时间较短，遗留文物不多，但在装饰上表现了特有的时代特征。它不像北魏爽朗壮实，也不像北朝末年的纤巧，更不像唐代的丰满滋盛，而显得清新和明丽。这在甘肃敦煌千佛洞的隋代图案中反映突岀。隋的装饰，上承南北朝传统，汇成一体，下开蔚然大观的“唐风”，起了积极的桥梁作用。
唐代文化博大富丽，兼收并蓄，形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丝织、金银器、工艺雕刻和陶瓷器等，都已达到成熟阶段。唐代的丝织纹样，吸收外来艺术成分，形成了特有的装饰风采。鸟兽图案双双对对，鲜花异卉，遍布各种织物。《历代名画记》所提：“对鹿”、“对雉”外加联珠的图案，称“陵阳公样”，是当时的一种流行纹饰。这种集壮丽秀美为一体的锦纹，在出土文物中都有所引证。唐代的金银器图案，绚烂精丽，劲枝柔曼，珍禽异兽，布满于闪闪发光的珍珠地上。石刻和线画纹样，鲜花丰盛，叶瓣翻腾，气势宏伟，呈现了一派蓬勃生发的繁荣景色。三彩陶器花纹的美妙、色泽的柔和，达到了丰美的极致。唐代图案的总体结构，力求在平衡和对称中取得安定谐和，远看清晰，近观耐看，整体与局部达到有机统一。充满活力的缠枝，成双的花鸟，圆满的联珠团花，明丽的宝相花以及纤秀的散点小簇花等，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纹饰。
宋代装饰逐渐摆脱宗教影响，写实风已占有绝对优势。花鸟成为这一时期最基本的装饰题材。这一时期的图案，主要表现在陶瓷和丝织两方面。宋代的陶瓷有多方面的成就。北方的磁州窑系统，创造了运用化妆土来剔刻纹样和采用色料作画的新技术。它的突出成就，就是开始在白釉上用铁釉画花（又称铁绣花），主要运用国画用笔的顿挫、捺落、勾画、浓淡以及笔与笔重叠等技法。绘制时意在笔先，一气呵成，既具国画特点，又有图案装饰效果，同时创造了刻绘、剔刻、刻填和珍珠地划花等多种新技艺。南方的吉州窑，创造了木叶纹和剪纸贴花的独特形式，生动新颖。织锦纹样，以写生花、八达晕、灯笼锦和球路锦等较具典型性。写生花亦称散搭花，宋时称生色花，既具有自然的艺术形象，又有简练完整的装饰特点。八达晕亦称天华锦，是应用方、圆几何纹和自然形组织的 图案，唐代称大绸锦、晕纲锦。两宋时这种锦纹大大发展，变化多，晕色精，当时有八花晕、银勾晕、大小晕 纲等锦纹。灯笼锦又名庆丰收、天下乐，以灯笼作主题纹饰，悬结谷穗作流苏，灯下蜜蜂飞舞，隐喻五谷丰登之意，寓意吉庆，形式新颖。球路锦，以一大圆为一单位中心，上下左右和四角配有八个小圆，圆圆相套或连接，向四周循环扩展，组成四方连续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土的北宋球路双鸟双羊锦，就是这种锦的典型样式。宋代纹样的鲜明特点：在程式中寓有气韵，格律中显现生动，写实与装饰巧妙结合，简洁典雅，精纯秀美。
元代的瓷器装饰，表现出两种不同倾向：一部分极繁复精细，如青花瓷器，在一件器物上画有八九层纹饰，最多达12层。这种繁密的作风，在织物石刻等装饰方面亦是如此，显然这部分工艺品是为当时的贵族服务的；另一部分粗放朴实，潇洒自如，出自民间。元代的“织金锦”，大量加金制作，为当时名锦，技法有片金、捻金和印金三种。新疆乌鲁木齐南郊盐湖出土的元代织金锦，是用片金和捻金两种方法织成。织金锦纹饰有写生狮子、写生瑞鸾、写生宝相花、团龙、龟背和如意纹等。元代织物虽遗存不多，但和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服饰图案对照来看，纹饰已有几十种之多，而且不同题材用于不同场合，大多合乎人物性格。如金色和团式纹样，气势宏大，色彩夺目，用于帝王服饰；山水等图案，用于文人雅士服饰；多花和较大的花，用于真人、神王和仙伯之衣领；素地小花，常用于仕女、雅士之衣边装饰，这从一个侧面，可看出元代纹样和色彩规定的等级差别。
明代图案向工整、严密和繁巧方面发展，色彩浓郁艳丽，绘画装饰仿院体工笔，吉祥纹样盛行。图案设计逐渐走向定型化和规格化。明代丝织产生千百种华美图案，善于把写生和装饰有机结合。内容有花鸟、人物、山水、器物和天象等，其中以花鸟为主。结构有散点朵花、散点折枝、散点团花、满地花、锦地开光、锦上添花、丛花式、各式二方连续、各种几何组织（即八达晕、方胜、菱格、龟背和平棋格子等）以及各类缠枝式构成等，其中以写生式散花和各式缠枝花最多。明代瓷器在造型、装饰和釉色方面，都有很多新的创造。明初瓷器装饰，尚有元风，多作龙凤，其后渐多人物、花卉、山水。较著名的有宣德窑的青花五彩，以人物为上；成化以“鸡缸”闻名，画斗鸡之状，人物和花卉也颇精雅；嘉靖后喜作“锦地花”；万历彩瓷，花卉内多捧回回字和西藏喇嘛字。
清代工艺装饰，宫廷和民间两种风格愈加明显，迥然不同：宫廷工艺，仿古、仿旧和仿真成风，形成一种繁冗巧密的风格，尤以乾隆以后最为典型；清代民间工艺装饰，健康、纯朴、清新，虽精细，但不繁琐，既壮实，又不显粗笨，和当时宫廷图案形成鲜明对比。清代纹饰内容，取材广泛，写生折枝花鸟特多，组织结构灵活，有缠枝、散点、折枝、满地规矩花、锦地叠花、一枝花、过枝花等。清代纹样的主要特点是，运用国画作装饰较常见，吉祥图案更为盛行，吸收外来因素出现了一部分新形式。以纯国画形式作装饰，在清代达到高潮，到晚清，甚至成幅的人物、花鸟和山水，在瓷器、织绣、漆器和石刻等方面都能见到。吉祥图案的产生，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发展至明清，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题材内容多样，综合运用了政治、经济、风俗、历史、宗教、文学和民间传说等各方面因素，作为构思基础。形式主要有三种：以名称谐音表达，以图案形象表示，用附加文字说明。吸收外来花式、技艺和画种，创造了一部分内容形式独特的新装饰：丝织方面的大串枝朵花织锦；瓷器上的“洋画”和“洋采”（亦称新来）；刺绣仿制油画，创造了 “乱针”绣法，也称仿真绣、美术绣。
我国历代的纹样，代代相承，又代代相异。代代相承，表现了我国一脉相承的民族传统；代代相异，反映了各时代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新石器时代的纯正朴实；奴隶社会的神秘威仪！封建社会初期的战国、秦汉，写实倾向兴起，由精细转为雄伟；魏晋南北朝矫健、刚劲、质朴；隋唐在多样变化中充分表露出民族的特质，具有丰满富丽、雍容大度的风采；两宋典雅秀丽，柔美洗练；元代流 露出蒙古民族的特色；明清纤细巧密，好繁琐而略精神。这些风格和特色的形成，直接或间接，反映了某一时期经济基础的变革和政治的兴衰。每一纹饰的产生、发展、繁荣以至衰落，和这些变革和兴衰或多或少有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