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五军自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于平江暴动，已经有一年之久的历史。但以交通不便，以致未得过上级的一次指示，在这种硬干的当中，必有不少的错误，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只于本年十月十四日，始接湘省委九月十日的来信，知道蒋冯战争〔1〕快要爆发，对湘赣政局的分析甚为详细，惟何键〔2〕部向铜鼓、修水、万载进攻殊非事实。目前湘鄂赣环境较前似为严重，实际并不十分厉害。鲁涤平〔3〕虽派队已到铜、修、万各县，这也不过是他们上台把戏，此虽不为乐观，的确较旧军要好得多了。省委对五军的工作指示，此间完全认为正确并决意遵照执行。×同志回省委，特将平江暴动前后经过一切情形和斗争中所得的教训以及现在五军工作概况逐条列后：
一、暴动前的情况：现在红五军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之一团。在一九二八年三月间因南县共产党机关破坏，即被反动政府捉去青年学生、工农同志三十七名，同时豪绅组织清乡委员会，此即杀了两个学生同志（周某年十四岁，王某二十四岁），该两同志非常努力工作，被捕在监狱者悉在屠杀之列。一团斯时驻防该县，目睹此况，异常愤极，即以大无畏的精神，张贴“枪决组织清乡杀人机关的土豪劣绅”等标语；于是南县豪绅大起恐慌，因此停止屠杀被捕同志。南、安、华、沅特委即派人前来与我们接头，要我们以保人为条件，同时有介绍入党等语。我们久恨国民党之恶劣，乃即允诺，并介绍士兵数名成立支部。鼓吹逆师长周磐创办随营学校，派优秀分子和有觉悟的士兵入校（党内秘密派送），同时找了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4〕等同志充当该校队长队副等职，学校亦成立有支部。无如该地特委不守秘密，今日来向军队要枪弹，明日要油印机等物，领去后在乡间大烧大杀，因此把军队和党闹成了半公开，幸未穿泡。及开往平江，至七月十九日，据友人来信，谓南县共产党机关被破获，搜出黄公略给共产党员的通行证，并有说×××等是共产党员等语；同时接到湘委通知云：南县的机关被破获，并有同志已自首，嘱其严防。斯时彭德怀巡视平南，即奔回平城，未至团部先抵电局。未几，长沙拍来密电，枪决黄公略等，知事机泄漏，危险迫眉。恰湘委派滕代远〔5〕同志才到两天，遂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士兵借闹饷之名，实行暴动，根据湘委的指示，造成湘鄂赣三省边境的割据区域。
二、平江暴动之经过及缺点：平江暴动是少数长官领导士兵闹饷，而非士兵有觉悟的行动。自七月二十二日第一营将平城挨户团〔6〕枪支围缴殆尽，反动机关人员一律捕获，刻下贴出了官兵待遇平等，打倒克扣军饷的军阀，改良士兵生活，每月发饷一十二元等标语，赶逐了一些反动军官。暴动的第二天，每人发给四元，士兵很高兴，即挂起红带子。至第三天正式宣布是红军，定名为“红军五军十三师”。各县有组织的群众与平江的党，一律抵城，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产生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群众高兴异常。第四日黄公略同志率兵西连前来平城，但他距城五里处命部队停止，只身进城，该队遂被反动长官诱骗叛走。第七日与敌在平垣激战一日，因众寡悬殊，以致撤退到平北。在平江暴动最大缺点是：（1）事先没与党发生关系，无群众参加，形成单纯军事暴动；（2）军队内党的组织不健全，同志数量又少又幼稚；（3）过于夸大革命势力，不知游击战争，以致硬战，损失太大，不知夺取群众，形成孤军少援；（4）各处没有响应，又值国民党形成统一的中国，所以反动派能用极大武力镇压。
三、退出平江后之概况：由平北至平东，据地方党部报称长寿街只有敌军二三百人，遂决定进剿该敌。不料张辉瓒〔7〕已到有三团之众，接触始明，是役又受很大损失，才知平江的党犯了极大的地方主义错误，才明白对革命势力之过高估量是不正确的。同时，晓得平江到逆军六团以上，故将部队向修水进展。到修水城截获同志数名，组织了党和苏维埃（质量不高），修城较大商家逃避一空，没收反动商店数家，分给工农（离城八九十里的工农都踊跃前来），并组织了少数工会农会。在七天后，赣军进攻，遂撤至铜鼓。敌昆追铜鼓，复退守平江之黄金洞。该区委强奸式的会议，瞒少敌人，坚决再攻长寿，激战一日未克，始知陈光中部有三团人驻守也。是役伤亡官兵甚多，子弹消耗几尽，乃退到黄金洞休息。不两日敌军进行围剿，地方负责人硬战死守，猛战三四小时，自力难支，乃退出斯洞。军队中因伤亡过多，负责人缺乏，党的领导力量异常薄弱，又值统治阶级暂时稳定，对革命势力的压迫不遗余力，军队因之动摇而叛变者不少。俟后接湘委来信，要五军与四军切取联系，至万载又受鲁涤平部两团人的打击，这时枪支不满千数，士气多不振作，只得掩护退却，幸未受大损失（仍经铜城回至铜平边界，因环境险恶，内部连长李玉华、团长雷振辉、参谋长陈鹏飞皆乘机叛变。雷振辉被枪决了，陈鹏飞逃走了，李玉华率领一连人叛变），这是九月间五军之最危险的关键！直到十月间才有十余天的安全休息，乘间召集浏阳、平江、铜鼓、修水四县代表大会，产生湘鄂赣边境特委，检阅过去工作，知道盲动主义的错误，并决定与盲动主义斗争。边界盲动主义以平江为尤甚，如破坏乡村的市场，反对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不顾到客观力量，并有死守硬战等口号。五军部队与各县赤卫队的混编，尚未完全办就（有一部分已编好）。湘赣会剿日益厉害，经过相当的奋斗，才冲出包围。这时经济困难万分，天气寒冷异常，官兵着单衣者很多。特委目此情况，甚为凄怜，故决一部在浏、万分散，一部向外游击，觅经济出路。这时部队因环境之关系退赴赣西与四军联络。 四军这时的困难，言之痛心，念之酸鼻！经济的困难，物质的缺乏（每日三分钱的伙食尚难接济，军衣无全套），有刻不容缓的须向外游击，但以赣西十数县之经济破产，都不愿意留守宁冈一带工作。后经前委多次讨论，乃决定第五军留守宁冈工作为宜，第四军即脱离宁冈向赣南进展。这是五军自七月退出平江城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经过的第一期。
四军离宁冈两天，湘赣会剿军就将井冈山铁桶式的包围好了，五军与之激战四天，实因寡难敌众（我军仅有步枪六百支，敌约十八个团），致被攻破。在当时环境，唯有向上犹、崇义移动，出路较为安全。全军沿山越岭的长期行进，并有三日难得一食之苦，官兵夫的疲劳，实难尽述。自退出后，在思顺、林潭、新城、九渡水等处皆与何键部及粤军接触，诸役伤亡官兵，消耗子弹为数甚大（每支枪平均不过五发）。又有周文山、胡凤璋等土匪，盘踞上犹、崇义、大余这三县最多，该土匪异常熟悉，时与敌军共来袭击。在上犹、崇义等县既难立足，遂转到赣南的边界，与赣南特委发生关系。到兴国休息三天，逆军刘士毅派五营人来进攻，我军未与抵抗，夜间摸出包围。后得赣南特委信，知于都城还有刘士毅之一营，斯时我军驻地离于都城一百五十里，以一天一晚之劳，竟将该敌全部缴械（此时我军原有步枪四百多支，人三百余）。此次我军伤亡官兵三十余人，敌伤亡百数人，缴获机关枪三架，步枪四百余支，子弹颇多，经济获得一个相当解决。将这些所得的枪，五军留机关枪两架，步枪一百余支，其余皆交当地党部武装工农。未数日赣南特委指示，由于都向安远推进，发动群众。在安远、瑞金也获得少许枪弹，筹款万余元，从此一切困难都得有相当解决。斯时蒋桂〔8〕冲突重演于武汉，朱毛〔9〕攻下汀州，阵毙郭凤鸣（旅长）。四、五军即时集合于瑞金，继至于都，经前委决议（扩大会）五军仍即回赣西，恢复湘赣边界工作，一面收集五军旧部，一面进至湘南工作。自到赣西（四月间），所收集的部队都是面如菜色，身似秋枝，无衣蔽体，无米充饥，除将物质予以补充外，并加紧抚慰与训练。将满一月，金逆汉鼎又派来部队进攻。五军为保持原有势力，根据前委指示起见，遂向湘南游击恢复工作。无如湘南党的组织又被党的盲动主义断送，党和群众组织一扫如洗，即民众虽好，多抱悲观，这是短期间难得恢复的最大原因。五军在桂东、桂阳组织秘密工农会十余个，但因胡凤璋、门炳岳两贼的压迫，故工作未得深入。乃到粤边之城口，我得物质的补充和子弹数万发，至仁化、南施亦得了些枪弹，并将中央六次大会决议案翻印分发于各地的党（仁化、南雄未接决议以前仍是盲动），与之详细讨论（各处党皆承认过去的错误，并颁力遵决议执行）。复由南雄经过大余等县回到宁冈，休息数天后，决向安福进展，于发动群众解决经济问题之举。不料在距安福城三十里之外，即碰到敌之工兵营与少数靖卫队〔10〕，与之激战三四小时，敌人败退，五军尾追抵城，该敌死守不退，致未攻下。翌晨全部开往宁冈，在途中复遇敌之七十四，是役凶猛尤甚，计伤亡官兵一百六七十之众（阵亡参谋长刘之志，纵队司令官贺国中亡于前一战），敌共伤亡三百余人，缴得敌人步枪八十三支，俘虏数十人即放。候十余日，金汉鼎部之六十九团、七十团和工兵营齐来进攻。我军为避免硬战，又加湘鄂赣边特委派来之交通员某同志云，要五军前来会商要事，尤以建立两个边特的交通机关计，故于七月七日由宁开动，八月十四日抵万载，始与湘赣边特发生关系，并得其指示向万、修、铜等县发动群众进行组织，纠正盲动主义的残余。五军自井冈山冲出敌人所谓“会剿”的包围与赣南特委发生关系后，是为五军奔走逃命之时期。攻下于都获得较大军事胜利，统治阶级开始动摇，是五军恢复工作产生新的气象时期。五军前在修水、铜鼓、通山、武宁、崇阳各县虽然发动了和组织了一些群众，都是水上浮萍，未曾深入；惟修水西乡、铜北乡（平江）颇较深入。但形成公开的割据后，经“湘赣会剿”，将赤色区域内的房屋烧成千里皆焦，革命民众被迫逃到外地，致使修水组织大部被其击溃，所余留的寥寥无几！平江工作前较深入，全县工作已解决三分之一，党员已普遍全县，但最大缺点与错误是犯了革命急进病和盲动主义（没收一切土地，烧毁几个城镇等），因此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反对。这时，五军的党亦甚幼稚，既不知道革命正确路线，又不懂得党的新的策略，所以变为盲子骑瞎马的硬干。自接中央六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后，始将该错误纠正大部分了。
四、军队组织：军部为五军的最高指导机关，统辖五个纵队以及军特务大队、军医院、红军随营学校（中央特令办的，现有学生五十名，三月为一期）、政治部（因组织不甚明了，以致组织非常简单，务望指示！）等。其纵队部的组织，相等于营，直辖三个大队及政治部、军医处等，大队的编制等于连。军部、纵队部、大队部皆成立有士兵委员会。
五、党的组织：（1）组织系统：军委统辖五个纵队委，四个直辖党部（军特务大队、随营学校、军医院各一个，军司令部与军政治部共一个）；纵委直辖五个支部，各大队成立支部各一个，纵队部与纵队政治部共成立支部一个，军医院处成立支部一个。支部成立支干会，支部以下分小组，中队成立小组。（2）党部执委：军委团部队分散游击，短期间难于集中，现军委由边特委指示（同志九人成立临时军委）九人组织之，内分书记、组织科、宣传科、青年科、兵运委员会（各科设科长一人，兵委会设书记一人），其余四人为委员。纵委七人组织之，另候补二人，内分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青年委员、兵运委员。支部干事会五人组织之，内分书记、组织干事、宣传干事、青年干事、兵运干事。小组只设组长一人。（3）党员数量与成分：全军人数约三千，党员约六百，但在医院休息者和伤兵数十人。党员中的农民同志百分之八十，知识分子约百分之十六，其他是工人与小贩和贫民等。（4）党员的质量与教育：五军现在的成分农民占大多数，又加之是文化落后、穷乡僻壤区域的农民，所以党的政治水平线异常低落，且迭遭反动派的摧残，阵亡牺牲者实在不少！故训练新的人材与牺牲有经验的负责同志，往往相差甚远。现在全党活动分子不过百分之十五，因此五军下级干部不仅不能领导士兵群众，个个担任着组织宣传工作，即在本身方面亦有许多缺点，干部人材之缺乏，为五军目前最难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于教育方面，除将上级所发到的各种文件、六全大会决议、中央告同志书等已经分发所属党部详加讨论外，并时常办有短期训练班，但以同志程度之差异，则对六全大会决议多有不能完全溶化和彻底适当的运用，致使盲动的残余以及不正确的观念难免不有少数的遗毒存在。
六、五军目前的困难：五军目前的困难，即是物质与人材成了五军涉水燃眉似的吃紧问题。因为湘鄂赣边界十数县的经济已完全破产，如修水、铜鼓、万载、浏阳、平江、莲花、宁冈、遂川、永新、上犹、崇义、安福等县，所以五军的经济毫无出路。现在五军官长兵夫，每月每人计发伙食三元，零用洋二元，共需一万五六千元；他如中西药费，宣传品费，办公费等每月需洋四五十元。至于湘鄂赣边界与赣西边两个特委党的津贴费，每月总在五六千元，总计起来无论如何的节省，每月需洋二万五六千元。五军现在所能游击到的地方，都是上面指出经济破产的县份，尤难到政治经济中心地点。然而五军须臾不可少的巨款，实在无法预防经济的恐慌。故当此天气寒冷之际，官长兵夫多着单衣者，而棉衣现无办法解决！又加反动派对革命区域内的封锁，真是不遗余力，所有西医报纸等物很不容易办到。五军自暴动起，一直到现在，在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中，牺牲生命的为数八百名之谱。牺牲中最重要分子如贺国中（团长）、黄纯一（团长）、刘之志（参谋长）、张荣生、罗立、向国安、刘福生、罗柱生、余光耀、余福生、郭英等数十同志，都是大、中队长，这些同志的确是党的新进健将，是五军干部的精粹，他们对革命人生观的确定，对艰苦斗争中的精神，可说百折不回，无意气、无条件的努力，为同志所钦敬。其余所牺牲的干部同志总在一百四五十人，都是勇敢积进分子。所以，现在的五军不独不能扩大其组织，并且有难维持现状的模样。刻下虽用很大的力量正在积极训练、加紧培养当中，总有远水难救近火之虞！又加万恶的反动派时常逞其余威，对红军大肆压迫，对革命势力任意摧残，因客观环境的险恶，难有继续不断经常训练的可能，殊为恨极！所以欲想挽救五军目前的危机，惟有请省委与中央速派大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前来不可。
七、红军游击战术：在各地革命势力发展未平衡，离全国范围总暴动期间尚远的时候，红军唯一的良好战术，即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对于地主武装，应尽可能的不定期的予以极大的摧残并要消灭之。因为地主武装阻碍革命势力，屠杀革命同志，破坏革命区域，较诸逆军凶恶尤甚。在环境较好的时候，宜迅速集中部队，进占政治经济中心地点。应有经常性的扩大红军的宣传，加紧民众组织，增进革命势力与政治影响。如遇敌人进攻和会剿时，则用有计划的适当的分散，但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过大则行动不敏捷，难免不遭意外的硬战；过小则类穿山甲，倘遇挨户团、靖卫队都难抵御，并只在赤区内做到打埋伏的工作，难进到白区域内发动群众。红军经常驻扎一处，更容易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实施封锁和压迫。在湘鄂赣边与湘赣边区域的红军共二三百支枪，以三四十人一般为适宜，其势可战胜各处挨户团，可抵御逆军一两连。在敌人进剿时，可乘间逃窜至敌人之背后击其虚处，使敌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虞！敌军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如到万分险恶敌人追击不已时，须准备向导多人，分置前卫后卫，利用秘密式的夜间行营，稍至数十里远的地方或至普遍有组织的区域作短期间的休息，并力将消息封锁，勿使泄漏，使敌军失掉目标，遗忘去向。假若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纯粹战斗兵一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加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或可夺取枪弹和军用品，但这种工作，消息须特别灵通方能办到。如有特殊的任务，亦可以有时间性作小的分散工作。如肃反、打土豪等，适宜于一二十支枪为一股，方能使行动灵敏迅速。总之，红军在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进而言之，部队如分散过小，则不能达到有时间性的目的，容易失掉良好机会；同时，下级负责人如不健全，不但难于达到游击的任务，反使部队散漫腐化起来，甚至有走向流氓土匪式的危机。又为解决物质问题，以力量之所限，难到更大的区域内去，不免有点失实的乱干，所以有些地方小资产阶级中有“真红军好，假红军歹”的笑话。
八、五军失败中所得所见的最大教训：第一，是公开割据保守观念，其事实如井冈山（隘口作好了坚固工事，行路只能走单行）和平江、醴陵（恃险地筑工事死守）、仁化（沿城筑寨）等县的失败都是铁证。以井冈山地势的天险，平、醴、仁等县群众的勇敢，尚难保持长期割据的胜利，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敌人军事势力与我们武装力量，众寡悬殊。如敌人进攻井冈山而言，敌人作战时可以换班，消耗子弹有接济，伤亡官兵有补充，有西医诊治，而我们往往都成反比例，很难持久抵御，以致保守归于失败！第二，是地方主义，足令红军有瓦解的危险，同时有断送民众的毅力。如五军在平江时，第一次地方党部请求进攻长寿街（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令赤卫队瞒没敌人之数量，说敌只有二三百人，待接触时已有朱耀华三团之众，这次被打得落花流水，几难收拾！而平东的党不但不将散兵收集，反将散兵的枪支缴了，反令赤卫队将士兵暗杀，希图扩大赤卫队的武装组织。同时地方同志有在红军里拖枪一杆回县者，党部即赏洋一元，因此使红军里的士兵对工农怀疑和怨恨！第二次进攻长寿街（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受黄金洞（平江东部）党部请求，说敌不过一营，待接触后乃知有陈光中之一师，是役损失几使全军覆没到尽。第三次进攻长寿街（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地方党部肯定的报告只有挨户团数百，再催乘机进攻，已经接触，又有逆军一团（团长姓李）与挨匪，是役损失亦不少。至后询问真相，党部负责人坚决否认有逆军，直到大公报登载阅了以后，他们才遁辞横辩。五军守井冈山时，如早一天退出，还可少受许多损失，但地方负责同志，力争死守，直到敌人冲开关口路了，才无条件的分散五方。这些事实都是证明当时地方党部并没有把帮助红军行动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工作。这以后一定要特别严厉纠正过来，不然，不仅有害于红军，同时有害于党。
九、红军的政治工作：红军在目前的任务还是争夺群众组织，扩大宣传的时期，要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和党内来，所以在红军里的同志，不单是武装斗争员，有时要担负着宣传组织的责任。红军凡到达某一处，必先予以广大宣传，继则散发豪绅财物。如遇有很大势力的土豪，民众不敢接受，恐怕红军开走后遭土豪的屠杀，如在这种情形下，须多派宣传员作各别的宣传，将工农的痛苦，红军的主张，民众的力量详细说明，要他们晚间去担谷子和搬运什物，引起他们经济斗争的兴趣。还有胆小的赤贫民众，可派遣土兵将豪绅的财物分途送给。同时尽量召集群众大会，从中找些接近我们宣传的贫苦工农（个别找得的也好），作更详细的谈话，由这里面派些勇敢先进分子，进行秘密组织，三五个工农就可以组织工农会。其必言者，就是发展的方法和秘密的技术。这些组织虽不十分可靠，下次重复兹土，他们报告消息较为确实。再说到宣传工作，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除将沿途和驻扎地的墙壁上用石灰或颜料写标语外，再以口头问答式的宣传。如红军初到的地方，民众受反动派的蛊惑，逃避殆尽，那时我们的办法：一面找些老弱的妇女格外和气的对她谈话，并给之以饭或其它一些东西，令其回家，嘱她将家属喊回。如小商人或小资产阶级未在家，我们必须将他们的物件拿了以后，即按物价给现金置之原地，并写明重量、价值和拿的原因以及勿再逃避等语。一面派赴附近山林中捉喊，对捉获的民众无论好歹（挨户团靖卫团丁等）都不加责惩，只予以详细宣传，令其回家。在作战时所俘虏的敌方士兵亦同样的待遇。这种事实的宣传，对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对揭破敌人的欺骗（见人就杀），获益甚大！
十、各地革命民众的情绪：五军游击所经过的区域颇大，湘东、湘南、鄂南、赣南、赣西、赣北、粤北等三十余县。鄂南在马日事变以前，农村组织和斗争有相当的成绩。在南昌暴动时，鄂南民众进攻咸宁、通山、鄂城等县，很奋勇的自起响应，尤以通山孤战数月，至万载危，难守时，他们还积极地集中九宫山，作最后艰苦斗争，延至四十三天之久始被敌破，致使负责人被害者甚多，所余剩的革命民众形成群龙失首的模样，以致瓦解。一九二八年十月，五军到达通山，一般农民与工人对共产党与红军仍有深刻的认识，如报告消息、当侦探、送信等等，都非常踊跃，毋稍迟怠。多数农民尤说：现在是豪绅反动派的世界，但我们总有还礼的一天。不过，少部分感觉无出路，对革命抱悲观。五军在通山、通城、崇阳数县只工作九天，即被逆军压迫而脱离。湘东：平、浏工农斗争有深长的历史，虽受挫折与失败，但他们对革命的要求甚为迫切。五军在平江暴动后，他们更兴高采烈，如雨后春笋似的发展，不到三四个月，组织就普遍全县；但因党犯了革命的急进病和盲动的错误，至今春失败，几乎完全消灭。然农民大多数，虽被反动派压迫成立守望队、难民团等，对革命认识还是很好。五军（一九二九年十月）第三次进攻长寿街时，沿途对红军都有很勤恳热烈欢迎的表现，亦有少数表示消极；同时一般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人亦具有革命情绪，因受豪绅地主特殊残酷征发所致。全县地主武装已购有步枪一千六七百之多，每月需款甚巨，加之平江是个经济破产的县份，豪绅地主为保持这些武装力量计，除向工农剥削外，并对小资产阶级极端压榨，如购枪费、养枪费、门牌费、麻了捐、良民证费、放行证费……等，故平江民众在豪绅地主割宰之下，自觉非革命无出路，现在已恢复了一些秘密组织。赣北的修水、铜鼓、万载、萍乡、袁州、宜丰等民众要求革命非常迫切。目下除铜、修、万有组织外，萍、袁各县尚乏人领导，宜丰正在萌芽中，然则萍、袁文化较高，地主收租亦特别厉害，且有许多矿产（石、煤）。 自安源失败后，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较前更甚，该处交通便利，红军不易去发展，江西的党，少力顾及。这个地方是赣北、赣西的咽喉，在工作取直线联系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安源工人无人去领导，真是可惜。以上诸县都是湘鄂赣边特委指示之下的区域，这几个县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下：铜、修、万文化非常落后，认识字者不过百分之五六，装饰古朴，姓氏观念、土客籍界限非常浓厚。平、浏较好。通山、宜丰、浏西等处，洪家组织〔11〕甚大，成分除流氓外，有贫苦工农杂其间，有一部分已在我们领导之下，有一部分现在观察中。浏、铜、宜产纸甚大，工人力资每日不过四五百钱，工作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且这几县是丛山峻岭，田少山多，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地主的，普遍收租利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之工农生活非常简单，并极贫困，而革命情绪随之增高。湘赣边如宁冈、永新、莲花数县，为红军第四军新发展的，其组织有相当的普遍，遂川、茶陵、酃县亦有零星的组织。但湘赣边社会经济情形，复杂异常。如宁冈民众特别懒惰，嗜好鸦片者占百分之五十，洪家组织甚大，王佐、袁文才〔12〕等为首领，土客界限、姓氏观念甚浓厚。产物颇丰富，生活较易，宁冈全县约六万人，每年可收谷八九十万担，而自耕农富农占多数，故该邑民众对革命观念甚为薄弱。莲、永农民生活较苦，地主收租亦过半数，其革命情绪较宁冈有过之无不及，且群众常发起自动斗争，莲花尤甚。酃、茶两县民众为盲动主义者所断送，酃县县委被铁桶似的包围，力难冲突以至反水。赤卫队全县叛变，革命民众随波逐流的减少，现在不到二百人，党员不过二三十人。茶邑叛变甚少，然被敌人极端压榨，亦无形中几将消灭。据现所有组织的区域，亦不过十五分之一了。湘南自朱、毛（一九二八年三月）退出后，所有组织根本塌台。今年五月间五军游击桂阳、桂东时，所见民众对革命者皆有抱悲观的态度。但因生活的痛苦，豪绅的压迫，土匪（胡凤璋）的横征暴敛……他们对这些事，不但不愿接受，并且有怨言与反抗的表示，倘有人去领导，还有恢复组织的可能。粤北之仁化、南雄皆有小块的组织，但与上级的关系不密切。今年五月间五军到南雄，民众多逃走，经过相当的宣传，始认识红军非土匪，同时发生革命思想。这时，当地党部未与上级通音讯已有六个月了，致使大烧大杀的口号，不独未变动，并且仍在努力进行中。五军团驻日不久，社会情形因之少深切的察考。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斗争，好吸鸦片，识字者很少，装饰奇异古朴，男女多劳动，生活困苦，豪绅剥削特别严重，洪家亦有力量，并有半公开的贫苦团、三鼎会〔13〕、救贫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内农民占多数。惟恨豪绅如用姓氏族长名义及其他毒辣手腕，把这些有组织的农民利用为他们自卫的工具，如五军三月在安远县被民团〔14〕围数次。他们每一次来的人数，总以万计，且执大龙红旗。最后一次，他们中了我们埋伏之计，捉获农民许多，诘之来源，始知他们生活痛苦，难找出路，为赚豪绅三百元而来的。斯时，我们不仅未予惩罚，并且作最详细的谈话，又宰猪筵之以酒饭，给以银钱，令其回家。到斯日午后，这些民团不期的解散了，并有倒戈绅豪之举。其他各县，如赣县、兴国、宁都、信丰等十余县，群众非常勇敢，如信丰在一九二七年有数万群众围城，欲夺地主武装二百多支步枪来武装自己，经半个月之久而败。然五军经过该土，一般农民还是成千成万的爬山越岭来看红军，喊云“这是自家的队伍”。
十一、湘鄂赣和粤北党的缺点：这几个区域的党，其组织非常疏松散漫，有些地方的党与群众的组织混合不清，党来包办苏维埃，或者党来命令政权机关，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已成了牢不可破的口头禅，而党在群众中只起核心和领导作用的方法，完全置之九霄云外。有些地方党的指导机关，系知识分子包办，以致争领导权，闹意气种种弊端特奇异闻。有些地方党的机关指导虽参加有工农同志，但近形式主义，不能起领导作用，且少实际训练。有些地方党的组织忽视秘密，负责人不参加生产（连同志也有不参加生产者），服装好华美，好象“鹤立鸡群”，令群众一见则知，并且自觉荣耀。有些地方党的地方观念特别浓厚，如甲区有钱剩，乙区无饭吃，倘向借措，甲必借词推诿，甚至上级机关提拔之，亦同样应付，尤有“以金钱买党籍”，引起下级间的派别纠纷。总括起来，以上弊端的结果，致使党不明了群众意见，无异脱离群众，增加党内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便找目标，促使组织的危险和负责人经不起白色势力的镇压，增进同志的怀疑和发生不好的观念。这些弊病而整齐者，莫若宁冈。该地党员负责人，多有赌钱吸鸦片的恶习，以赤卫队为抢劫的工具，时常不管自耕农、小商人，甚至佃农，都不分皂白的捉来，罚一二石米谷或数十元后释解，以致弄成有所谓米土豪，谷土豪之讥笑，对豪绅的真相异常模糊。还有更好笑的，什么“牵牛政策”，即是某乡的农民被豪绅利用而不革命的，他们令其赤卫队率领赤色区域内的农民将那胖猪、耕牛、白羊以及鸡、鹅、鸭、兔等物一概拿个干净，打成大包给牛驮回，甚至有人捉来，“有钱见父母，无钱见阎王”，使一般工农群众多说是土匪，而不认为是赤卫队和红军。这种“抢产主义”的来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所赐，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和个人信仰唯一的良策。因他两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袁文才为红四军三十二团团长，四军离井冈山时，他任参谋长，到赣最危机时，他就私行回家，现任宁冈县县委书记，包办一切。王位先为三十二团二营营长，五军离井冈山后，已把他的枪支编了带到外面游击，欲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图之。不料袁王二人老奸巨猾，守山成性，受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利益的结好，消除旧意见，结成新团体。至五军来湘鄂赣边时，他更利用湘鄂赣边地方主义，造谣五军回平，不得来了，反被袁王的老部下拖回枪支近百数（内有一大队党代表乘打仗时拖去六十多支枪），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反形成土匪的尾巴！
十二、建议和请求：中国革命，在地势上，文化上，就现在的革命情绪上，都已形成向南渐北的趋势。我们为响应这个趋势，必须先准备力量夺取粤闽为根据地，便于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才能很快的促成中国革命。同时我们为保障和巩固割据的胜利起见，务必先将割据地的周围的工作做好才行，因此有下列几点建议：
1．赣委应注意发展萍乡袁州的组织，尤其是萍、袁之间的宣风、卢溪（宣、卢已有小的组织）一带，因该地为赣北赣西交通之要津，亦为赣北赣西党所联系的咽喉，赣南之上犹、崇义（已有县委共六支部）、大余亦注意发展。该数县与粤北之仁化、南雄的党为取联络必经之路，只要把这个区域内的工作发展了，就可从鄂南之通山、通城，赣北之铜、修、万，以及赣西之莲、永、宁与赣南之信丰、兴国、崇义等数十县都可取得直接的亲密联系，进一步与赣东的党和红军取得联络，形成对南昌的大包围。另一方面，与粤北之仁化、南雄以及闽之长汀等县都可能发生关系。
2．湘委应迅速派人恢复湘南工作，与韶关、仁化取联络。因这区域是湘鄂赣闽革命前途上占非常重要地位，亦是保障所拟先期夺取粤闽胜利的塞口。
3．在白赤对垒之下，而不能脱离敌人包围的红军，欲想应敌自如，以及战胜敌人，扩大组织，必须统一指挥；若受地方主义和保守观念的限制，不独难期以发展，反易失掉当时红军的任务，甚至易受无限危机。如四军二次回湘南，送掉了二十九、三十两团之众；五军屡次攻长寿街和死守井冈山的严重失败，皆是地方主义反映的结晶。尤其是现在的湘鄂赣与湘赣边界所有的武装，宜即实行统一指挥，打破地方主义和死守观念。
4．红军的组织，赣南的红军，独立二、三两团，根据赣南的情形，可移至安远、龙南、虞南、定南、寻邬等去发展组织。该两团的官兵多是赣南人，语言使地方民众听则了然，若将三南等县的工作做好了，有下面几处优点：（1）可保障和扩大红军的组织。因该处地势是丛山峻岭，绵亘数百里。（2）该地民众生活极苦，性质刚勇异常，且富服从性，民众有枪者甚多，常自截缴溃兵枪支，倘一组织起来，必会成为无产阶级中的英勇战斗员。（3）这个区域与闽西之长汀、武平、上杭，粤之南雄都毗连县份，可取直接联络。第四军暂时应在闽赣边工作为宜，以便与东江党和红军取联络。同时与赣南的红军联系起来，并相机游击闽粤腹地。
5．五军拟留一个纵队和赤卫队集中在湘鄂赣边作盘旋式的游击，其余各纵队至湖南之桂东、桂阳、资兴、永兴与赣南之上犹、崇义、大余一带发展组织，并与广东之仁化、南雄、韶关取联络，进一步与四军相呼应。
注 释
* 本文是彭德怀给中共湖南省委书面报告节录，当时他任红五军军长。
〔1〕蒋冯战争是指当时即将发生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
〔2〕何键（一八八七——一九五六），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军三十五军军长。
〔3〕鲁涤平，参见本书第4页〔2〕。
〔4〕黄公略（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三月任湘军独立五师随营学校副校长。一九二八年七月参加并领导了平江起义，任红五军第二纵队队长、红五军副军长。黄纯一（？——一九二八）毕业于广东黄埔军校高级班，一九二八年三月任湘军独立五师随营学校大队长。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六月调任独立五师一团三营九连长，是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任红五军的团长，一九二八年七月红五军从平江突围时牺牲。贺国中（一九○四——一九二九）湖南湘乡人。一九二○年投入湘军当兵，参加过北伐，后到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三月任湘军独立五师随营学校教育长，是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历任红五军的团长、党代表、军委委员、纵队长等职，一九二九年在江西安福作战时英勇牺牲。
〔5〕滕代远（一九○四——一九七四），湖南麻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沙从事农运工作。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与彭德怀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党代表。
〔6〕挨户团是当时农村武装组织的一种。“挨户”是形容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把持，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7〕张辉瓒（一八八五——一九三一），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八师师长。
〔8〕蒋桂，蒋指蒋介石，桂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
〔9〕朱毛即朱德、毛泽东。
〔10〕靖卫队是反动的地方武装。
〔11〕洪家组织，当时这种组织成分有流氓无产者，有贫苦工农，拥有武装，曾反抗压迫他们的官僚地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有的洪门组织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由于这种组织的落后性，也易被地主豪强操纵和利用。
〔12〕王佐（一八九八——一九三○），江西遂川人，原井冈山农民自卫队的首领。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他和江西宁冈农民军首领袁文才率部接受改编，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后，担任三十二团副团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袁文才（一八九二——一九三○），江西宁冈人，原宁冈农民自卫军的首领。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带领宁冈农民自卫军接受改编，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红四军建立后，任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并任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特委委员、红四军参谋长等职。
〔13〕三鼎会是封建迷信组织，教徒多系劳动群众，其上层掌权人物多与地主豪绅相勾结。
〔14〕民团，参见本书第4页〔1〕。
《彭德怀军事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