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明英宗率领二十几万明军北上迎战瓦剌，不料在距离乾清宫119公里处的土木堡被俘，随行宦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扈从文武大臣阵亡者达67人。
消息传来，京师震动，朝中大臣对王振阉党展开了反扑，愤怒的大臣当庭打死马顺、毛贵、王长随等人。
1457年，徐有贞、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朱祁镇成功复辟，之后在京城智化寺祭祀王振，并于天顺三年（1459）立《英宗谕祭王振碑》：
......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迫今皇上复登大宝，录旧劳，昭旷典，以笃君臣之义，以励侍从之节。即诏招灵祭葬，蟒衣玉带，致赙建祠，撰碑颁勃，以旌忠义，尚全始终......
从祭文中可以看出，朱祁镇对他毫不吝啬的进行了歌功颂德，主仆情谊跃然碑上，这似乎和我们印象中王振的形象不大一样。
明朝有三大专权太监，分别是王振、刘瑾、魏忠贤，死后被立庙“追思”的，唯有王振一人。按说，“逼胁”明英宗御驾亲征，造成奇耻大辱，站在明英宗的角度应该将其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恨，但复辟后却立庙祭祀，无论如何，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那么，王振到底是有功之臣还是篡权宦官呢？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王振在历史上被人诟病之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弄权，二是胁迫明英宗亲征，外加肆意改变行军路线，以至酿成土木堡之变。
一、图谋专权
最突出的就是王振打击“三杨”。
正统初年，太皇太后张氏“专任三杨”，为防止宦官专权，她要求王振“逐日票查，如一事不由内阁而出自振，即召至廷，诘责之”。
这样就基本堵死王振专权的道路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正统三年，发生了一件案子，直接将杨溥、杨士奇牵扯了进去。
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那个驿丞是杨溥同乡，驿丞家人托关系找到杨溥，杨溥“欲坐谟抵命”。
但是，廖谟又是杨士奇的老乡，杨士奇反对杨溥的决断，他认为廖谟是因公杀人，不应该论罪。
王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人皆挟乡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
太后张氏“从之”。
但历史上对此事的评价是“自是振言售，渐摭朝事”。
正统五年七月，王振抓住杨荣贪污的把柄，使人劾其“受宗室贿，请覆按之”，导致杨荣“忧愤卒”。
杨士奇放纵家人，横行乡里，长子稷“傲狠，尝侵暴杀人”，有“横虐数十事”。言官对他交章劾稷，英宗“封其状示士奇”。杨士奇狼狈不堪，“以老疾在告”，无奈离开朝堂。
可以说，是三杨自身不检点的行为，给了王振及明英宗机会。通过这一系列操作，内阁票
拟权基本上被剥夺，结果就是“凡有章奏，悉出内批”，权力的天平逐渐倒向了王振，或者说是明英宗。
本质上讲，在这种权力再分配过程中，是天子在夺大臣的权，王振只不过是明英宗夺权的抓手而已。
二、土木之变
彻底将王振钉在耻辱柱上的就是土木堡之变。
“因见大同有警”，“王振实劝成于内”，正统十四年七月，英宗被王振“逼胁”，御驾亲征也先。
结果朱祁镇的大军在外面转了一阵子，连个瓦剌人的影子都没找到，大军到达宣府的时候，风雨交加，群臣奏请驻跸，“王振怒，俱令略阵”。
到达大同时，王振想继续北上寻找瓦剌决战，太监郭敬接到军情，密告振王振“若行，正中虏计”，王振这才决定班师。
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既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
正是这个决定，最终造成六师尽丧、天子蒙尘的后果，那么，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朱祁镇为什么要御驾亲征。
1449年6月17日，令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三路军马，且被授权“相机剿杀”。
6月30日，破天荒的开了左顺门晚朝，令成国公朱勇在京挑选精锐45000人，由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统领，其中3万开赴大同，剩余驰援宣府，以增强宣大防线。
7月2日，收到瓦剌“欲来犯边，其势甚众”的情报，派遣给事中、御史往北部各边镇赏军，同时，令兵部统计京营中马匹情况，这说明，朱祁镇此时已经开始积极备战了。
7月11日，边报再次传来，虏寇分道南下，他们兵分四路：也先犯大同，右参将吴诰迎战，在猫儿庄兵败战死；脱脱不花可汗略辽东；阿刺知院侵宣府，围赤城；西路寇甘州，诸守将凭城据守 。
次日传来更可怕的消息。
总兵官武进伯朱冕、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都督石亨率大同兵马与也先在阳和城外摆开战阵，结果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是唯一幸存的将领。
在这种情况下，英宗命郧王朱祁钰居守，然后在16日兵发京城。
可见，朱祁镇的御驾亲征绝非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当时的形势，让他觉得敌人已经是兵临城下了，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明朝的那帮文人却龟缩在城内不出，朝廷更挑不出能击败瓦剌的统帅，朱祁镇只能硬着头皮出征，这样虽然存在凶险，但至少可以给前敌将士打气。
再看下让王振身败名裂的回军路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这种错误的行军路线被认为是明师败绩的根本原因。
但是近代史学家对此产生了疑问，《明英宗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是研究明史的权威资料，但是关于土木堡之变的记载，里面涉及的时间和地点存在多处谬误。
到达大同后，郭登建议由紫荆关回京，遭到明英宗拒绝，从情理上讲，二十几万大明锐士，一个瓦剌兵都没有干掉，就这么回去了，传出去不是令天下人耻笑？京城那帮官员定会嘲笑他朱祁镇是“兵不血刃将军”，几十年后的明武宗就是这下场。
明英宗在白登（今山西大同）启程后，向蔚州方向进发。为何？前几天，阳和城外发生一场激战，明军全军覆没，几万将士尚曝尸荒野！此举再次遭到大臣的拒绝，他们坚决要求速速回京。
这下彻底把朱祁镇惹毛了，于是就有了兵部尚书邝垫被责罚“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释”的事情，但是，毕竟满朝文臣上奏，或许是军心已泄，朱祁镇便同意回京。不过，住了一晚上后，朱祁镇还是心有不甘，转而向宣府进发，再度寻找瓦剌兵。
而王振为了挽回朱祁镇的面子，只好出来顶缸，说是当初邀请圣驾去他家游玩，才决定走蔚州的。那么，现在又不去了，只好又改口说是怕踩了庄稼。实际上，能破坏多少？大不了赔付就是了，那样的话，王振脸上不是更有光？
因此，保护庄稼的说法，明显就是一个幌子，士大夫阶层故意将其放大了而已。
朱祁镇被俘后，在瓦剌军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乃为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不意留在此。
朝臣的嘴比刀子还厉害，当时或许就已经开始传言朱祁镇率大军出来目的就是游山玩水。
土木堡之败，其根源在于明朝的军事制度出现问题了，这里面涉及士卒，更和文武官员分不开，自始至终，文臣都在避战自保，倒是朱祁镇像个二愣子似的不断寻找敌人。王振对此次战败负有责任，但不是全责，一股脑的把罪责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1、明英宗在某种程度上讲，算是一个“好人”
朱祁镇被俘后，他的生母孙太后想用财物将其赎回，因此发动宫中捐款，这其中最积极的就属朱祁镇的结发妻子钱皇后了。她把身边能变卖的都贡献了出去。
钱皇后一度认为朱祁镇之所以战败，很可能就是自己德行不够，为弥补既往过失，她日夜在宫中焚香祷告，累了就直接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希望通过这种自残来换取朱祁镇的归来。
没过多久，她的一条腿就失去了知觉，有只眼睛也哭瞎了。
一年后，当朱祁镇回到宫内，发现那个曾经光彩照人的皇后变成了眼瞎腿瘸的样子，几乎肝肠寸断，之后，两人被关押在南宫。
为了生活的好一些，钱皇后闲暇时间就做点女红，让人拿到集市上去卖，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七年，直到朱祁镇复辟为止。
当他重登大宝后，朱见深的生母周皇贵妃令蒋冕去游说，钱皇后病废之人，又无儿女，这样的人怎么能母仪天下？应该废掉她。孙太后亦是支持。
朱祁镇闻言大怒，直接把蒋冕贬斥，然后把这个患难与共的残废发妻再度立为皇后。
不仅如此，前朝胡善祥同样是因为没有子嗣“无过被废”，朱祁镇恢复她的皇后尊号。
对于王振，亦是有感恩的因素。
根据王振自撰的《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记载，他早年进宫，深受“太宗文皇帝眷爱”，以至于朱棣给他破例“得遂问学”。后来他又去侍奉太子朱高炽，因其“小心敬慎”，被“委以腹心之任”。
朱高炽即位后，对其“屡加显庸”，朱瞻基即位后因其“久在侍从”亦是“眷顾有加”。等朱祁镇“能知书”后，明宣宗又“命近侍以经书劝上读讲”，这里的“近侍”，指得就是王振。
从王振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表现来看，可谓是“勤诚益至”，他也真正做到了“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因此，明宣宗在驾崩前，“遂荷付托之”，这是何等信任。
朱祁镇称其为“先生”，客观的说，王振在宣德及正统初年对朱祁镇确实管教甚严。比如，《罪惟录》就有如下记载：
宣德中，使侍太子讲读，太子雅敬惮之。
到了正统初年，朱祁镇“尝与小臣击球，振至而止”，翌日，在书房中，王振跪奏：
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
朱祁镇闻言“愧无所容”。三杨闻之，也不由赞叹宦官中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应该说，此时王振的人品亦为三杨所折服。
兵困土木堡后，朱祁镇的这位“先生”最终“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
从王振入东宫侍奉朱祁镇，一直到他身陷土木堡，这二十余年，主仆可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果说为王振立庙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天顺元年二月，英宗为王振还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对马顺进行平反，令其子马升“世袭副千户”，七月，英宗又“命故太监王振家属在辽东铁岭卫充军者，放回京卫充军”。
明英宗的这一系列行为，很容易被人联想为“感恩”姿态。
2、权力斗争的需要
明英宗刚登基的时候，不过是个七岁的孩子，他的祖母张太后肩负起大明重任，不过，张氏并不干政，她非常信任杨士奇、杨荣、杨溥（号为三杨），采取了“有事遣中使诣阁咨议，然后裁决”的策略，此时的大明朝政几乎被内阁把持。
站在朱祁镇的角度，他自然不愿意皇权被内阁限制，就采取了王振的“以严御下”策略。
正统元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王骥等“议边事，五日未奏”。王振抓住机会，“教上召骥，面责之”，曰：
卿等欺朕年幼耶！即日执骥，并（侍郎邝）荃，下之狱。
没过多久，张辅因“回奏稽延”，遭到弹劾，明英宗考虑到张辅年纪较大，便放过了他，不过，其余那些“不举奏”的科道官各杖二十。
正统三年七月，礼部尚书胡淡、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刑部尚书魏源、侍郎何文渊等接连下狱，魏源这哥儿们比较倒霉，被放出后没几个月，于当年十二月又被抓了进去。
其实，在朝臣看来，这是王振或者明英宗在找茬，但是，话说回来，他们的确自身存在问题，才让人抓住了把柄，不然的话，王振怎么可能做到“屡摭大臣过”。
在恩威并举下，不少大夫开始依附王振。
徐唏因为“善结中官王振”，宣德十年九月，“假督工劳，超升之”，授兵部右侍郎，镇守甘肃，“小人附宦官得显擢始此”。
王佑貌美无须，王振感觉很奇怪，就问他你怎么没胡子呢？
答曰：“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
在此影响下，都督同知沈清、山西布政使石璞、吏科都给事中张睿、吏科都给事中孟鉴、福建参政宋彰、光禄寺卿奈亨、鸿胪寺卿杨善......都因对王振极力奉承而升官，以至“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
从朱祁镇登基到土木堡之变，其实整个决策都是由朱祁镇自己决定的，王振不过是个具体操作人罢了。如果全面否定王振，其实就是否定自己过去的一切，这是明英宗无法接受的。
结语
当年，王振为了感恩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而建了智化寺，不成想，它年后这里居然成了王振的家庙。二十余年，这对主仆结下了深厚情谊，因其“贤劳”，以至“昕夕不忘”，王振的权力膨胀，表面是司礼监与内阁争斗，实质则是天子同大臣之间的权力再分配。纵观正统一朝，王振所作所为确实达到了朱祁镇的目的，因此，在其复辟后，无论是“君臣之义”还是“侍从之节”，为王振立庙祭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