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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生前酿成土木堡之变,死后被立庙祭祀,...

1449年,明英宗率领二十几万明军北上迎战瓦剌,不料在距离乾清宫119公里处的土木堡被俘,随行宦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扈从文武大臣阵亡者达67人。

消息传来,京师震动,朝中大臣对王振阉党展开了反扑,愤怒的大臣当庭打死马顺、毛贵、王长随等人。

1457年,徐有贞、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朱祁镇成功复辟,之后在京城智化寺祭祀王振,并于天顺三年(1459)立《英宗谕祭王振碑》:

......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迫今皇上复登大宝,录旧劳,昭旷典,以笃君臣之义,以励侍从之节。即诏招灵祭葬,蟒衣玉带,致赙建祠,撰碑颁勃,以旌忠义,尚全始终......

从祭文中可以看出,朱祁镇对他毫不吝啬的进行了歌功颂德,主仆情谊跃然碑上,这似乎和我们印象中王振的形象不大一样。

明朝有三大专权太监,分别是王振、刘瑾、魏忠贤,死后被立庙“追思”的,唯有王振一人。按说,“逼胁”明英宗御驾亲征,造成奇耻大辱,站在明英宗的角度应该将其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恨,但复辟后却立庙祭祀,无论如何,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那么,王振到底是有功之臣还是篡权宦官呢?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王振在历史上被人诟病之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弄权,二是胁迫明英宗亲征,外加肆意改变行军路线,以至酿成土木堡之变。

一、图谋专权

最突出的就是王振打击“三杨”。

正统初年,太皇太后张氏“专任三杨”,为防止宦官专权,她要求王振“逐日票查,如一事不由内阁而出自振,即召至廷,诘责之”。

这样就基本堵死王振专权的道路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正统三年,发生了一件案子,直接将杨溥、杨士奇牵扯了进去。

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那个驿丞是杨溥同乡,驿丞家人托关系找到杨溥,杨溥“欲坐谟抵命”。

但是,廖谟又是杨士奇的老乡,杨士奇反对杨溥的决断,他认为廖谟是因公杀人,不应该论罪。

王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人皆挟乡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

太后张氏“从之”。

但历史上对此事的评价是“自是振言售,渐摭朝事”。

正统五年七月,王振抓住杨荣贪污的把柄,使人劾其“受宗室贿,请覆按之”,导致杨荣“忧愤卒”。

杨士奇放纵家人,横行乡里,长子稷“傲狠,尝侵暴杀人”,有“横虐数十事”。言官对他交章劾稷,英宗“封其状示士奇”。杨士奇狼狈不堪,“以老疾在告”,无奈离开朝堂。

可以说,是三杨自身不检点的行为,给了王振明英宗机会。通过这一系列操作,内阁票

拟权基本上被剥夺,结果就是“凡有章奏,悉出内批”,权力的天平逐渐倒向了王振,或者说是明英宗

本质上讲,在这种权力再分配过程中,是天子在夺大臣的权,王振只不过是明英宗夺权的抓手而已。

二、土木之变

彻底将王振钉在耻辱柱上的就是土木堡之变。

“因见大同有警”,“王振实劝成于内”,正统十四年七月,英宗被王振“逼胁”,御驾亲征也先。

结果朱祁镇的大军在外面转了一阵子,连个瓦剌人的影子都没找到,大军到达宣府的时候,风雨交加,群臣奏请驻跸,“王振怒,俱令略阵”。

到达大同时,王振想继续北上寻找瓦剌决战,太监郭敬接到军情,密告振王振“若行,正中虏计”,王振这才决定班师。

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既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

正是这个决定,最终造成六师尽丧、天子蒙尘的后果,那么,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朱祁镇为什么要御驾亲征。

1449年6月17日,令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三路军马,且被授权“相机剿杀”。

6月30日,破天荒的开了左顺门晚朝,令成国公朱勇在京挑选精锐45000人,由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统领,其中3万开赴大同,剩余驰援宣府,以增强宣大防线。

7月2日,收到瓦剌“欲来犯边,其势甚众”的情报,派遣给事中、御史往北部各边镇赏军,同时,令兵部统计京营中马匹情况,这说明,朱祁镇此时已经开始积极备战了。

7月11日,边报再次传来,虏寇分道南下,他们兵分四路:也先犯大同,右参将吴诰迎战,在猫儿庄兵败战死;脱脱不花可汗略辽东;阿刺知院侵宣府,围赤城;西路寇甘州,诸守将凭城据守 。

次日传来更可怕的消息。

总兵官武进伯朱冕、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都督石亨率大同兵马与也先在阳和城外摆开战阵,结果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是唯一幸存的将领。

在这种情况下,英宗命郧王朱祁钰居守,然后在16日兵发京城。

可见,朱祁镇的御驾亲征绝非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当时的形势,让他觉得敌人已经是兵临城下了,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明朝的那帮文人却龟缩在城内不出,朝廷更挑不出能击败瓦剌的统帅,朱祁镇只能硬着头皮出征,这样虽然存在凶险,但至少可以给前敌将士打气。

再看下让王振身败名裂的回军路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这种错误的行军路线被认为是明师败绩的根本原因。

但是近代史学家对此产生了疑问,《明英宗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是研究明史的权威资料,但是关于土木堡之变的记载,里面涉及的时间和地点存在多处谬误。

到达大同后,郭登建议由紫荆关回京,遭到明英宗拒绝,从情理上讲,二十几万大明锐士,一个瓦剌兵都没有干掉,就这么回去了,传出去不是令天下人耻笑?京城那帮官员定会嘲笑他朱祁镇是“兵不血刃将军”,几十年后的明武宗就是这下场。

明英宗在白登(今山西大同)启程后,向蔚州方向进发。为何?前几天,阳和城外发生一场激战,明军全军覆没,几万将士尚曝尸荒野!此举再次遭到大臣的拒绝,他们坚决要求速速回京。

这下彻底把朱祁镇惹毛了,于是就有了兵部尚书邝垫被责罚“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释”的事情,但是,毕竟满朝文臣上奏,或许是军心已泄,朱祁镇便同意回京。不过,住了一晚上后,朱祁镇还是心有不甘,转而向宣府进发,再度寻找瓦剌兵。

王振为了挽回朱祁镇的面子,只好出来顶缸,说是当初邀请圣驾去他家游玩,才决定走蔚州的。那么,现在又不去了,只好又改口说是怕踩了庄稼。实际上,能破坏多少?大不了赔付就是了,那样的话,王振脸上不是更有光?

因此,保护庄稼的说法,明显就是一个幌子,士大夫阶层故意将其放大了而已。

朱祁镇被俘后,在瓦剌军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乃为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不意留在此。

朝臣的嘴比刀子还厉害,当时或许就已经开始传言朱祁镇率大军出来目的就是游山玩水。

土木堡之败,其根源在于明朝的军事制度出现问题了,这里面涉及士卒,更和文武官员分不开,自始至终,文臣都在避战自保,倒是朱祁镇像个二愣子似的不断寻找敌人。王振对此次战败负有责任,但不是全责,一股脑的把罪责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二、明英宗为何祭祀王振

1、明英宗在某种程度上讲,算是一个“好人”

朱祁镇被俘后,他的生母孙太后想用财物将其赎回,因此发动宫中捐款,这其中最积极的就属朱祁镇的结发妻子钱皇后了。她把身边能变卖的都贡献了出去。

钱皇后一度认为朱祁镇之所以战败,很可能就是自己德行不够,为弥补既往过失,她日夜在宫中焚香祷告,累了就直接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希望通过这种自残来换取朱祁镇的归来。

没过多久,她的一条腿就失去了知觉,有只眼睛也哭瞎了。

一年后,当朱祁镇回到宫内,发现那个曾经光彩照人的皇后变成了眼瞎腿瘸的样子,几乎肝肠寸断,之后,两人被关押在南宫。

为了生活的好一些,钱皇后闲暇时间就做点女红,让人拿到集市上去卖,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七年,直到朱祁镇复辟为止。

当他重登大宝后,朱见深的生母周皇贵妃令蒋冕去游说,钱皇后病废之人,又无儿女,这样的人怎么能母仪天下?应该废掉她。孙太后亦是支持。

朱祁镇闻言大怒,直接把蒋冕贬斥,然后把这个患难与共的残废发妻再度立为皇后。

不仅如此,前朝胡善祥同样是因为没有子嗣“无过被废”,朱祁镇恢复她的皇后尊号。

对于王振,亦是有感恩的因素。

根据王振自撰的《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记载,他早年进宫,深受“太宗文皇帝眷爱”,以至于朱棣给他破例“得遂问学”。后来他又去侍奉太子朱高炽,因其“小心敬慎”,被“委以腹心之任”。

朱高炽即位后,对其“屡加显庸”,朱瞻基即位后因其“久在侍从”亦是“眷顾有加”。等朱祁镇“能知书”后,明宣宗又“命近侍以经书劝上读讲”,这里的“近侍”,指得就是王振

王振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表现来看,可谓是“勤诚益至”,他也真正做到了“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因此,明宣宗在驾崩前,“遂荷付托之”,这是何等信任。

朱祁镇称其为“先生”,客观的说,王振在宣德及正统初年对朱祁镇确实管教甚严。比如,《罪惟录》就有如下记载:

宣德中,使侍太子讲读,太子雅敬惮之。

到了正统初年,朱祁镇“尝与小臣击球,振至而止”,翌日,在书房中,王振跪奏:

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

朱祁镇闻言“愧无所容”。三杨闻之,也不由赞叹宦官中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应该说,此时王振的人品亦为三杨所折服。

兵困土木堡后,朱祁镇的这位“先生”最终“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

王振入东宫侍奉朱祁镇,一直到他身陷土木堡,这二十余年,主仆可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果说为王振立庙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天顺元年二月,英宗为王振还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对马顺进行平反,令其子马升“世袭副千户”,七月,英宗又“命故太监王振家属在辽东铁岭卫充军者,放回京卫充军”。

明英宗的这一系列行为,很容易被人联想为“感恩”姿态。

2、权力斗争的需要

明英宗刚登基的时候,不过是个七岁的孩子,他的祖母张太后肩负起大明重任,不过,张氏并不干政,她非常信任杨士奇、杨荣、杨溥(号为三杨),采取了“有事遣中使诣阁咨议,然后裁决”的策略,此时的大明朝政几乎被内阁把持。

站在朱祁镇的角度,他自然不愿意皇权被内阁限制,就采取了王振的“以严御下”策略。

正统元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王骥等“议边事,五日未奏”。王振抓住机会,“教上召骥,面责之”,曰:

卿等欺朕年幼耶!即日执骥,并(侍郎邝)荃,下之狱。

没过多久,张辅因“回奏稽延”,遭到弹劾,明英宗考虑到张辅年纪较大,便放过了他,不过,其余那些“不举奏”的科道官各杖二十。

正统三年七月,礼部尚书胡淡、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刑部尚书魏源、侍郎何文渊等接连下狱,魏源这哥儿们比较倒霉,被放出后没几个月,于当年十二月又被抓了进去。

其实,在朝臣看来,这是王振或者明英宗在找茬,但是,话说回来,他们的确自身存在问题,才让人抓住了把柄,不然的话,王振怎么可能做到“屡摭大臣过”。

在恩威并举下,不少大夫开始依附王振

徐唏因为“善结中官王振”,宣德十年九月,“假督工劳,超升之”,授兵部右侍郎,镇守甘肃,“小人附宦官得显擢始此”。

王佑貌美无须,王振感觉很奇怪,就问他你怎么没胡子呢?

答曰:“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

在此影响下,都督同知沈清、山西布政使石璞、吏科都给事中张睿、吏科都给事中孟鉴、福建参政宋彰、光禄寺卿奈亨、鸿胪寺卿杨善......都因对王振极力奉承而升官,以至“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

从朱祁镇登基到土木堡之变,其实整个决策都是由朱祁镇自己决定的,王振不过是个具体操作人罢了。如果全面否定王振,其实就是否定自己过去的一切,这是明英宗无法接受的。

结语

当年,王振为了感恩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而建了智化寺,不成想,它年后这里居然成了王振的家庙。二十余年,这对主仆结下了深厚情谊,因其“贤劳”,以至“昕夕不忘”,王振的权力膨胀,表面是司礼监与内阁争斗,实质则是天子同大臣之间的权力再分配。纵观正统一朝,王振所作所为确实达到了朱祁镇的目的,因此,在其复辟后,无论是“君臣之义”还是“侍从之节”,为王振立庙祭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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