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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改革催生一个强国,本人却惨死,被非议...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过一个极其戏剧化和讽刺性的情节: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后,一帮旧贵族告发商鞅意欲造反。新继位的国君秦惠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连夜逃到秦国边境,准备投宿旅店。

店主不知道眼前这名落魄的逃亡者是何人,只是一再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明才能住店:“商君有令,容留他人无证住店,店主要连坐判刑。”

商鞅长叹一声:“哎呀!想不到我的新法,贻害到了此等地步!”

最终走投无路的商鞅,下场很惨,有的史书说他被杀后遭车裂示众,有的史书说他直接被处车裂之刑而死。

司马迁说,商鞅这是作法自毙,活该。

两千多年来,关于商鞅及其变法的是非,毁誉无常。由于司马迁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儒家在帝制时代的强势地位,作为法家实践者、改革家的商鞅,基本处于毁大于誉、贬大于褒的状态。

那么,商鞅究竟是否被污名化了呢?

商鞅剧照

1:

任何时代,那些看人很准、眼光够毒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

商鞅就是这种人。

他名义上是卫国国君之后,实际上顶多算个没落贵族,也要像当时的游士一样,凭一张嘴推销他的政见换口饭吃。

史书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对李悝、吴起在魏国的变法十分钦慕。公元前365年左右,在他大概30岁的时候,商鞅跑到魏国当了相国公叔痤[cuó]的中庶子(家臣)。

公叔痤发现商鞅是个奇才,就趁着魏惠王探视自己病情的时候,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在我死后,可以让这个年轻人接替我的职位。魏惠王听后,沉默不语。公叔痤又屏退左右,跟魏惠王耳语,说,大王如果不用这个年轻人,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为别国所用。魏惠王点头答应。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召来商鞅,把刚才的事情跟他讲了一遍,然后说,我是先君后臣、先公后私,魏惠王要杀你了,你赶快逃跑吧。

商鞅却从容地对公孙痤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他没有立即离开魏国,魏惠王果然既没想重用他,也没想杀掉他。

虽然性命无虞,但商鞅的内心应该是悲凉的:没有什么比自己被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更让他难过的了。

公元前361年,公孙痤死后,商鞅获悉西边的秦国刚继位的新君秦孝公正在诚意求贤,便带上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而去。

当时的秦国僻处西边,中原诸侯会盟都不带它玩,把它当作夷狄。秦孝公很有志向,想要恢复300年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重夺失去的土地,最主要的,要让中原诸侯瞧得起。说白了,秦孝公要搞变法图强,这也是整个时代的趋势,魏用李悝,韩用申不害,楚用吴起,都是如此。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上制度变革最剧烈的时代之一。这不难理解,诸侯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是牵引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弱国求存,强国争霸,何其惨烈。于是,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

商鞅入秦后,四次面见秦孝公,陈述治国之道:

第一次谈尧舜帝道,秦孝公听得快睡着了;

第二次讲禹汤文武之王道,秦孝公还是昏昏欲睡;

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这才打起精神,觉得还行;

第四次详谈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

商鞅的师承虽然有儒家的影子,但他的偏好和主业是法家,而且他是带着《法经》入秦的,但他为了试探秦孝公的信仰和决心,不惜多次“钓鱼”,言不由衷地大谈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最后才讲到重点。

其实他早就看出秦孝公想要什么,秦孝公要的是一套速效的强国之术,你不要跟我讲百年大计,我要的是立竿见影。

好巧,你想要的,我正好有。

商鞅通过放长线钓大鱼,跟秦孝公达成了共识。舞台搭好了,就等他登场。

▲秦孝公剧照

2:

但对秦孝公和商鞅来说,他们还有共同的障碍需要面对。

秦孝公的意图很明显:“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我想变法,让秦国强大起来,但我怕天下非议。所以他很聪明地把商鞅推到前台,作为自己变法的一个工具。

商鞅秉着秦孝公赋予的权力,当然也要顶着一切冲向秦孝公的压力和非议。这是他们二人在无形中达成的契约。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与商鞅进行了一场“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大辩论。历史上,每次变法改革之前,都会有对立的双方进行类似的辩论,但有意思的是,辩论的议题永远是“要不要变”,而不是“怎么变”。这就导致双方都容易走极端,不愿变的人会失去更多,而主张变的人往往在最后遭到反扑,也会失去很多。假如双方辩论的焦点能集中在“怎么变”上面,或许会是更好的博弈,但这只是“假如”。

事实上,这是一场结果已定、纯属象征性走过场的辩论。旁观者都知道,法是秦孝公要变的,但旧贵族代表还在纠缠这一点,说不能变啊不能变。商鞅则很明确地拿强国利民说事儿,只要是强国利民的事,没什么不能变的。他的原话是:“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谁能击中秦孝公的内心,已经不言而喻了。

随后就是我们从小熟知的“徙木立信”。变法开始了,为了向民众传达国家诚信、令出必行的决心,商鞅命人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给予十金赏赐。没人信,赏金提到五十。有一人抱着试试的心态,结果真的拿走了巨额赏金。

世人一直都以徙木立信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但商鞅为什么会采用这么无聊的方法来建立诚信呢?搬一根木头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钱,而且从南门往北门搬木头的意义何在?这根本就像是江湖术士凭空构建的一个场景,而不是现实需要的生活或劳动场景,难怪围观的人很多,但动手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所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很荒诞不经。

但这或许才是商鞅的本意:你们不用管这件事合不合逻辑,也不要质疑,你们只要照着做,就能获得超出预想的好处。

我要推行的变法,就是另一个场景的“徙木立信”,听话的人有糖吃。

至此,商鞅通过辩论搞定了贵族阶层,通过立信搞定了平民阶层,变法大幕拉开了。

史载,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变法的要点是,在户籍上实行什伍连坐,开告密揭发之先河;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建立二十等爵制。第二次变法的要点是,开阡陌,废井田,土地归为私有;废封建,立郡县,官自天子赏;统一度量衡;为统一思想、明确法令,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下令焚烧《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等。

总体来看,商鞅变法的主导思想来自管仲“利出一孔”的主张,就是君主控制一切利源,控制国人的一切获利机会甚至生存机会。

商鞅秦国设计的这个“孔”,就是耕战。老百姓响应国家号召,开荒地,种庄稼,并积极参军打仗,把这两件事做好了,就能获得国家奖赏,包括赢得爵位,实现阶层跃升。其他从事与耕战无关工作的人,不管是贵族、商人还是游士,则都在国家的打击和羞辱之列。

通过这个“孔”,商鞅实现了变法与秦国参与诸侯争霸的利益对接:打仗所需要的充足的粮食、英勇的战士,这下全都有了。尤其是“尚首功”制度,推崇在战场上砍下敌人的头颅来记功,以斩获人头的多少来确定赏爵的级别。这项制度,使秦人成为嗜战的战士,一上战场,“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据司马迁的不完全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秦军在历次战争中一共砍下了敌人140万颗头颅。

平民依靠耕战实现阶层流动的另一面,则是旧贵族的备受打击。

商鞅变法先用军功爵制剥夺宗室贵族的世袭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出身论那一套不吃香了,一切都要凭军功说话。再用“废封建,行郡县”的办法,加强国君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取消了贵族分封、建立“国中之国”的特权。这两点对秦国贵族构成致命打击,商鞅因此得罪了大批贵族,“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作为对抗,以太子驷(即后来的秦惠王)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为首,挑动太子去触犯商鞅之法。商鞅也不是好惹的,身为“铁血相国”,他为了确保法令的严肃性,决定对公子虔和公孙贾动刑,一个被处劓刑,一个被处黥刑。公子虔被打击后,闭门八年不出。而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惨死埋下了伏笔。

贵族被压制,但平民获得晋升通道。商鞅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实践平等理念的改革,而耕战制度,就是先秦的科举制呀。司马迁虽然很不喜欢商鞅及其代表的法家,但他还是在《史记》中对商鞅变法的反响给予了肯定:“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当然,我们需要分清,平民阶层跃升,只是商鞅实行强国之术的手段,而不是他的初衷。就像他需要打击贵族,确保国君一人的权威一样,他对平民同样没有好感,在他的言论和政策中,经常充斥着愚民的思想,通过刑(刑罚)与赏(封赏)两种手段,把百姓当作利用和控制的对象。这是商鞅被后世诟病的原因之一。

▲公子虔剧照

3:

商鞅的变法中,他唯一确保的就是君主(中央)集权。通过君主(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安排,驱动秦国国家机器,在战国时期后半段的群雄争霸中迅速崛起。

整个春秋战国,有两场改革见效特别快,一场是春秋末期范蠡治理越国,另一场就是战国中期商鞅秦国的变法。这两人都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让自己辅佐的落后穷国,一跃而成为强国。

而当时方兴未艾的诸侯争霸战争,及时地检验了他们改革的成效。越国崛起后,越王勾践发动灭吴战争,并成为“春秋五霸”最后一个霸主。而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向东收复失地和扩张,连连击败魏国。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的大概110年间,秦国同六国作战65次,其中58次获得全胜,拔城147座,攻占下来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后来,商鞅虽死,秦法未亡,终于在秦王嬴政时代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帝国。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业,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这说明商鞅变法的余烈,直到秦始皇时代,对于统一帝国的形成和专制王朝的建立,都有积极的影响。

商鞅本人也因为这场成功的变法而实现了年少时的抱负,风光无两。

公元前340年左右,商鞅在秦魏河西之战中使用诈术,俘虏旧时好友、魏国主将公子卬[áng]。此战之后,魏国割河西之地献秦求和,魏惠王后悔不迭,说我恨当年不听公孙痤的话呀。

此战成为秦魏两国实力转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此战的胜利,秦孝公封商鞅于商地,号为“商君”,这是商鞅(原名公孙鞅)在后世被称为“商鞅”的由来。

秦国历史上很少裂土封侯,商鞅是首例。以一人而封侯拜相,至此,商鞅可以说是权倾秦国

危机逼近。

一个叫赵良的人,在商鞅最红的时候去劝他归还封地,退隐山林。据赵良说,商鞅秦国的强力改革,招人忌恨,树敌太多,以至于每次出门都要十几辆车跟随,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卫士,没有这重重警卫,商鞅连门都不敢出。所以赵良才劝商鞅改弦更张,急流勇退。

商鞅不听,他是一个典型的“恃力者”,迷信武力,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及本人在秦国的影响力充满了信心。

但他的对手,以公子虔等人为代表的旧贵族,也非等闲之辈。当年被商鞅处以劓刑之后,公子虔闭门不出长达八年,静待时机,其隐忍和冷静可见一斑。

这一切,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后,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吕氏春秋》记载,秦孝公病重之时,有意传位于商鞅商鞅不敢接受。

太子驷继位为秦惠王后,各种攻击商鞅的流言蜚语开始传到这个新君的耳朵里。从根本上而言,在商鞅变法的20年间,他与秦惠王并无直接的矛盾,相反,他加强君主集权的举措,对任何一个继位的国君都是有利的,他是秦孝公的功臣,也可以成为秦惠王的功臣。秦惠王唯一担心的是,商鞅权力太大,怕他会以臣欺主。攻击商鞅的旧贵族,正是抓住这一点,向秦惠王进谗言:“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

然而,就在对手欲置他于死地的关键时刻,商鞅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继续采取铁腕手段,镇压反对者,而是软了下来,向秦惠王请假送老母亲返回故里。他可能希望暂时离开是非之地,来平息各种恶毒的诽谤之言。

公子虔则瞄准这个时机,出手了。在商鞅告归之后,这名当年的太子老师,向自己的学生秦惠王告发说“商君欲反”。“欲反”,想要谋反,没有既定事实,但稳准狠。公子虔这一招堪称历代罗织“莫须有”罪名的鼻祖。

秦惠王于是发兵追捕商鞅

另一边,奉母返回魏国邺地的商鞅,遭到邺令的拒绝,不得入境。理由是商鞅在两年前的河西之战中以诈术俘虏魏公子卬,完全丧失信义。

商鞅只得返回秦国,知道自己被追捕,开始了逃亡,然后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这次逃亡,商鞅还是想跑到魏国,但魏国不让他入境,怕秦国怪罪到魏国头上引发争端。

据历史学者晁福林分析,无处可逃的商鞅,最终回到自己的封地,发动自己手下七八万兵力,北出进击实力较弱的韩国,图谋在韩国西部地区发展。秦惠王发兵追击,商鞅兵败,被诛杀于渑池(今河南三门峡)。

史书对于商鞅的死,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他被车裂而死,有的说他死后被车裂,但不管如何,施以车裂的酷刑,可见秦国的贵族们对他恨之入骨。先秦最著名的一代改革家,把一个穷国改造成强国之后,自己却落了个惨死结局,悲矣!

▲秦惠王剧照

4:

对于商鞅的褒贬毁誉,并未随着他的惨死而终结,在此后2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总是适时地被痛骂,或被怀念。

有学者说,商鞅治国理论对中华制度文明影响巨大,以秦国(秦朝)遗产的形式,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从国家建设及其历史影响上看,先秦诸子无人能出商鞅之右。

商鞅死后,他所制定的制度依然长期被奉行。秦国人也并不认为商鞅是个逆贼,而认为他是秦国的英雄。秦昭王时,范睢说商鞅“义之至,忠之节”,蔡泽也说,是商鞅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

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封商鞅为“圣人”。这跟我们现在对商鞅的认识相去甚远,但也不难理解。毕竟每一派学说都会追捧本派的牛人,只是后来儒家获得主流学说地位,我们也就自然认同了儒家体系的“圣人”,而商鞅则以残酷无情、作法自毙的面目被后人记住。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关于商鞅的评说,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构建出来的?

▲《大秦帝国》剧照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说,在后世影响极大。无疑,他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但他同时有自己的偏好——他是一个儒家弟子,对法家相当反感。所以他在为商鞅作传时,一方面肯定商鞅变法的成效,另一方面却对商鞅个人全无好感,说他“天资刻薄”。

更典型的例子来自司马光。这名撰写《资治通鉴》的大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政坛保守派,极力反对同僚王安石推行变法。在他政坛失意,以编撰《资治通鉴》度日的时候,他自然要把历史上的变法者作为影射王安石变法的工具。所以,《资治通鉴》基本承袭了《史记》的内容,却把《史记》褒扬商鞅变法的内容全部删掉,仅留下贬低商鞅的文字。

商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有个人的局限,也有时代的局限,他对民众力量的轻视,对严刑峻法的热衷,都可以供批判和反思。但关键是,他死后的命运,已经无法被自己掌控,只能随着历史沉浮。每当这个国家面临改革的关头,他就会被作为一个符号被祭出来。

西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上,朝臣桑弘羊等人与各地召集来的儒士,围绕盐铁是否应由国家专营一事进行激辩。这是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一次经济改革会议。双方都知道,引用历史资源对于自己的立论很有帮助,所以就都找到商鞅身上。

作为改革一方的桑弘羊,极力推崇商鞅,说商鞅变法“收山泽之税”,使秦国强起来。反方则说,秦朝国祚短暂,正是商鞅变法害的,我们可不能学。桑弘羊逮住反方的漏洞,反驳说,商鞅死后100多年,秦朝才灭亡,跟商鞅没有半毛钱关系。秦亡的原因应是秦始皇父子君临天下,“邪臣擅断,公道不行”。将秦亡之因归结为商鞅变法,就等于把商亡之因归结为伊尹之过一样,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荒谬的。

就像这场盐铁会议一样,历代围绕着国家改革,都会拿商鞅变法出来说事儿。前面说了,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通过写史书贬低商鞅,以表达对当下推行的变法的不屑。而作为变法一方的主导者,王安石却对商鞅惺惺相惜,他写诗说: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2300年来,商鞅是历朝历代改革者的一个镜像。但凡改革者,都会推崇商鞅;保守者,则无一例外非议商鞅。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其构建的理想社会在上古三代,在遥远的过去,这个理想经过王莽改制的折腾之后,大家都知道是不靠谱的。所以以后提改革,大家都会从法家,特别是商鞅变法那里寻找历史资源。这是历史上的改革者们拥护商鞅,并喜欢以商鞅自喻的主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外儒内法是传统中国的普遍政治形态。外儒是见得人的,内法是得藏着掖着的。强调仁政、德治等儒家理念,是一个王朝的面子;使用刑赏手段、“利出一孔”等具体措施,则是一个王朝不能说的本质。所以商鞅虽然一直被使用,但他也一直需要受批判,受非议,这才能显示出一个王朝的王道。

与之相应的,各个时代以商鞅自喻的改革者,也难逃商鞅一样用后即弃的悲剧命运。从桑弘羊卷入谋反案被杀,到张居正死后被皇帝清算,每一个朝代几乎都有一个挽救帝国危亡的“商鞅”,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后堕入个人悲剧的深渊。

每个朝代的“商鞅”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但他们是做事的人,是解决问题的人,是愿意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这比起大多数只会抡起道德大棒打人,除此一无所长的“伪君子”,无疑要伟岸许多。谁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也无须辩论了。正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我看过一段关于商鞅被符号化的文字,谨引用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天下若治,他便背负苛政、刻薄的骂名;天下若乱,他便成了能臣效仿的先驱。往者已矣,商鞅作为历史人物早已盖棺论定,对其个人的毁誉渐渐地与他本人和那个时代无关了。

希望真正的商鞅能够被世人看见,而不要被一直遮蔽下去,也希望每个时代的改革者,都不用再重蹈商鞅的悲剧宿命!

参考文献:

[战国]商鞅:《商君书注译》,高亨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郑良树:《商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朱立、端木佳睿:《商鞅历史形象毁誉之探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晁福林:《商鞅史事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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