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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徐志摩为了和林徽因在一起,竟然撮...

文|丹尼尔李  砍柴书院专栏作者

编辑|芈九

柴叔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民国开讲了》第一期,本期咱们邀请的人物是梁思成林徽因之间的“第三者”,是中国哲学届第一人,也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岳霖。

金岳霖

大家好,感谢邀请,也感谢我的好友徐志摩,无私推荐这个节目,就好像当年徐志摩为了离婚,无私地想把张幼仪介绍给我一样。

今天我来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有二:

一是让更多人了解我,作为民国的奇葩,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二是让更多人明白,我金岳霖痴情林徽因,这是心之所喜,情之所系,无非分之想,无占有之欲。发乎情而止与礼大抵如是也。

让大家相信这些,你就要

明白我是怎样的人。来吧!

奇葩一:穿衣着装不合时宜

柴叔说告诉我,寻找我花费了不少时间,其实我还是很好找的。

年幼时期的我,母亲带我走亲访友,她让我穿绿袍子红马褂,我觉得那太奇怪了,就像一个刚拔出的红皮萝卜,又土又丑,我死活不肯穿。后来母亲只能依我,由着我的喜好。

于是你看到那个穿着上有蟠龙,下有海水江崖图,前后左右开衩的长袍的是我。

辛亥革命到来时,清华的学子们人心惶惶,无心向学,纷纷离开学校。16岁的我,欣喜若狂,拿起剪刀三下五除二,给自己理了个光头。

我顶着“电灯泡”到处晃悠,一边走,一边吟诗一首:

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路人纷纷回头,给我以“疯子”的目光。

那个光头“疯子”就是我。

当我由学生变成老师时,清华园里出现了一个“套中人”。

他常年戴着一顶遮阳的鸭舌呢帽,一幅墨镜,拄着拐杖。如果再拿个破碗,说是乞丐大抵无妨。不过乞丐没有他那份绅士派头,也不会每日里把皮鞋擦的亮出个倒影来。

冬天的时候,他还会围着一条长长的驼色围巾,搭在笔挺的西装上,然后深一脚、浅一脚的向前走着,个子一会一米八,一会一米七八的变化着。

这个“套中人”就是我。

再后来我有些老了,领导建议我要多接触社会,于是我就穿着不合时宜的、清朝时期的长袍,带了一个马扎,正襟端坐在平板车上,双腿直挺挺的伸着,穿行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东张西望的看着。很快,人们也都看着我,我成了京城的一景了。

那个穿着长袍,不合时宜的人是我。

如此看来,我还是挺好找的,毕竟在人山人海里,一个扎眼的我总显得有些鹤立鸡群。

这么做是刻意为之吗?不是,我有我的想法。

只要我觉得是对的,一定不会因为别人的目光和说辞,轻易改变自己,即使特立独行,奇装异服,我依然如故,人来一世,不应该逐流而生,应该找一片自己的乐土,扎根开花。

奇葩二:母鸡难产请医生

我生于1895未羊年。我原本以为此生和羊有很大关系,没有想到却一次次和鸡有着不解之缘。

头一次买鸡,就因为我的“聪明”,害死了一对苦命的“鸳鸯”。

那时我赶庙会买了一对黑狼山鸡回来饲养。为了养的大而好,我翻阅了一些养鸡方面的书籍。功夫不负有心人,公鸡很快长到九斤四两,母鸡也九斤了。

我大喜,愈发得把它们当做宝贝。

冬天来了,

我没

得鸡笼,不忍心它们受冻,又去查资料看如何让鸡过冬,书上说可以喂鱼肝油,鸡会变肥耐寒。

我如获秘籍,赶快找来灌墨水笔的管子,捏着它们尖尖的鸡嘴,咕咚咕咚的灌进一管子鱼肝油。

我边灌边笑,明天公鸡打鸣时,鱼肝油会不会朝天喷射而出。

我安心的睡了一晚,这对苦命的鸡也睡了一晚,只是它们不安心地,一不小心地睡成了一辈子。灌进去的鱼肝油没有喷出来,倒是煮了一锅油油的鸡汤。

后来我和秦丽莲(美籍)同居时,买了蛐蛐来养,做了一番研究,斗蛐蛐胜了些场次,但蛐蛐养的再好,不能下蛋。

我干脆又买了几只鸡。为了赎上次的“罪过”,我家的鸡可以和我同桌共餐。以至于有时候我怀疑不是鸡和我共餐,而是我在和鸡一起吃鸡饲料。

对于鱼肝油,我依旧耿耿于怀。于是再喂鱼肝油时,我稍微灌一点,可还是出了问题,竟然有一只老母鸡喂的太肥,导致难产,三天下不了蛋,每天满院子乱跑,鸡脸都是痛苦。

我不能不管呢,我想起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医生,赶紧打电话过去。

“赵太太,抓紧过来一趟,十万火急”。

“有什么事?”

“你抓紧过来吧,越快越好”。

当时杨步伟应该是怀疑我女朋友秦丽莲怀孕,认为我让她过来帮忙坠胎,所以她立刻声明:“若是违法的事爱莫能助。”

“我想大约不犯法的吧,你们快点,事情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

赵元任夫妇很快就到了,我严肃的告诉他们那只老母鸡三天下不了蛋,难产的满院子乱跑,就差打滚了。

他们听了面面相觑,然后大笑了半天。

最终老母鸡被掏出了一个葫芦大的鸡蛋,真是老母鸡中的“战斗鸡”。

奇葩三:我是谁?我在哪?

北方有一种蛋,叫做忘鸡蛋。据说吃了此蛋,人的记性会变差。是否真有此事,我不得而知。

我所知道的是,我有时候真的会记性不好,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名字。

有一回,我打电话给友人陶孟和,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

我一下愣住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满脑子黑人问号,就是想不起来。我又不能说我忘了,那老年痴呆也太提前了,或者对方以为我是个大傻冒。

我“霸气”的说到,“别管我是谁,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

服务员回答更霸道:“不行!”。

我嘞个去,遇到狠人了,我请求两三次,服务员就是不松口。

我只好问我的拉车师傅,他也不知道。我说那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

车夫说“只听见别人喊你金博士”。

这个“金”字提醒我了,谢谢老祖宗赐予的姓,让我一下想起我是金岳霖。

这种“忘我”的事不止一次。

有次我去朋友家,到了人家门口按了铃,女佣出来了,问我贵姓。

我脑袋又一次短路,老祖宗估计出去旅游了,不在线提醒,我琢磨了一会还是放弃依靠自己,吸取上次的经验,求助场外。“你等一下,我去问下我的司机”。

我就看着女佣的下巴掉到了地上,估计是被我给吓到了,

心理

嘀咕着我家主人怎么认识这样的痴白。

这也就是她们这些人不知道我,像那些文化学者就会说:难怪金先生能够精悟哲理,神游方外,也许这就是道家所谓的“忘我”境界。

哪里哪里,我就是脑回路不一样罢了,否则怎么好意思做民国大奇葩呢。

奇葩四:我是有个性的老师

我记不住自己名字,学生的名字更是难以记全。

那时的西南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而我上课又喜欢向学生提问,和他们讨论问题,交流思想,这可如何是好?

我是金岳霖,这难不倒我。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继续回答问题。”

……

于是西南联大有了新的流行风尚,女生喜欢在外面套一件红色毛衣。

我可以提问题,学生也可以质疑我,向我提问题,我经常把他们当作学者,尊重他们。

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逻辑学家哥德尔发表了一篇论文,我很有兴趣,准备买来看看。

可是我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我说:“老实说,您看不懂的”。

我想了想,也确实如此,哥德尔是从数学入手研究逻辑哲学的,我并不了解数学,只得随口说道:“哦,那就算了”。

还有一次,我要去参加学术研讨会,主办方说可以带一名助手,我就想到最得意的学生王浩。

当我到宿舍去找他时,发现门上挂着牌子:周末学习,雷打不动,请勿打扰。

我笑了笑,就站在门口等着。

有学生路过,知道缘由后,不解地说:“您敲敲门不就得了吗?您是他的老师,再说您找他也是好事”。

虽然是这个理,但是我还是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要充分尊重他人的原则”。

我就这样等着,直到傍晚,王浩才走出门来,站的我腰疼。

奇葩五:天大地大不如我心大

有人说,我忘记自己名字,又把学生捧得那么高,把自己都给“丢”了,真是忘“我”。

我还是承认的,但我更觉得自己就是心大。不然也干不出那些奇葩事,不过接下来说的可能更奇葩。

有一天,我准备上厕所,发现手纸没了,我不着急找纸,倒是找了笔,给代理校长陈岱孙写了一张纸条: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在下如厕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先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只是区区一张手纸。

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后怕,万一他没有,又万一他不在,我该如何是好,蹲麻了双腿事小,不擦米田共事大,那就真成了清华园里的怪物,“臭”名远扬,够大家乐呵了。

再后来真有一次,大家看着我笑得直不起腰。

我这人有个习惯,上午不见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读书思考和写作。专注起来,我自己都害怕。

可是日本人不害怕,可劲的扔炸弹轰炸昆明,当空袭警报发出后,师生们都按照规定跑往荒山去躲避了。

我也听到了警报,但那会文思泉涌,正是写文好时机,岂能浪费,我就继续写着。

不曾想,几枚炸弹就落在学校及其周边。我被爆炸声一下给炸醒了,拿着笔,脑袋嗡嗡地走到楼外,满目疮痍,尘土漫天。

过了一会,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了,看着我提笔而立,神情茫然,平时一尘不染的皮鞋落满了灰尘,褶褶反光的眼镜片也暗淡了。

大家看着看着,一下都被我这“落魄”的样子给逗乐了,忘却了空袭的恐慌。

他们倒是忘却恐慌了,可我却记下了,以至于后来再空袭,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写《知识论》,每次空袭,我都把这份手稿带在身上,生怕给炸没了。

有次空袭警报来了,我带着手稿就往荒山上跑。空袭比较久,我干脆坐在手稿上等着。天黑了,空袭也结束了,我站起来就走了回去。

等我想起手稿,回去找时,手稿早已不见了踪影。六七十万字的手稿一命呜呼,我想去见马克思的心都有了。

幸好是一本枯燥的哲学,别人看不懂也就当手纸了,如果是一本琼瑶小说,估计我会成为“抄袭者”,哭成泪人。

心情平复以后,我只能咬咬牙,重新再写了一次,牙咬的都疼。

奇葩六:逐林而居,于世为异

牙疼也就算了,有时还酸?为什么这么酸,还不是因为林徽因

说起她,真得好好感谢一番,毕竟世人对我的印象,大概就是我痴情林徽因的事了。

说我痴情,无非就是我“逐林而居”,于世为异。还有就是我认识林徽因之后,一生未娶。

其实我也并非为了林徽因一生不娶。后来我和浦熙修有了感情,到了谈婚论嫁时,她被查出了癌症,一年后病逝。

或许天注定,我此生只有缘,而无份,注定光棍节快乐,一直都会伴随着我这个绅士派头的帅哥。

就不自恋了,还是说说我和林徽因的故事吧。

英国留学期间,就从志摩那里听说林徽因的名字。

那时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只知道志摩疯了一般,为了与发妻张幼仪离婚,还与“狐朋狗友”一起设计把张幼仪介绍给我,只为能够与林徽因结为秦晋之好。

可惜林徽因梁思成早就有了婚约,志摩也只好作罢。

1931年,徐志摩拉着我,敲开了北总布胡同三号门,我第一次见到了京城四大美女之一的林徽因,明白了志摩的疯狂,疯有所由。

我被林徽因这位“林妹妹”惊艳了,一见倾心,真是“极赞欲何辞”。

志摩要放下这段爱,去爱陆小曼,我接过了志摩的“疯狂”。

只不过我不是想得到林徽因的爱,我只是想付出自己的真情,谁让我这么喜欢“林妹妹”呢。

于是一段时间后,我也住进了总布胡同,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居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还经常帮梁思成接送孩子,这里俨然也成了我的“家”,以至于“一离开梁家,我就像丢了魂似的”。

这一住就是六年,后来梁思成林徽因到了昆明,我也跟着去了昆明。

有一天,我正在书房研究,突然听见空中飘来声音“老金”,我急忙跑出去看,以为他们夫妇又拌嘴了。

不料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房顶上坐着,梁思成看我出来,还在鬼喊“老金”。

我看着不太结实的房顶,着实有点担心,大声喊道:“你们给我赶快下来”。

梁思成哈哈大笑,林徽因也笑个不停。

他们还真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抗战胜利后,他们一家搬去了北平,邀我一起同住,我二话不说搬了过去。

我就这么一直追逐着林徽因,有她的地方就有我,直到1955年林徽因生病去世。

她去了,我无法再追随,只好作一对联,以慰情思,“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我一生见过太多美丽的女子,国外的,国内的。

但如林徽因这般,通晓中西,熟读古今的女子不多;有清晰的个人意见并付诸实践的女子不多;有高贵典雅气质并愿意放下身段亲力亲为的女子不多。

我痴情林徽因,更准确地说,我欣赏,敬佩,崇拜林徽因,人世间能遇到这样的亦仙亦凡的女子,值得我为之奔波,逐林而居。

这就是我,民国大奇葩金岳霖,希望大家记住的不仅仅是我与林徽因的一段往事,还能记住民国里一位有个性,幽默,特立独行的奇人金岳霖。

如果让我说一点寄语的话,我想说的是,朋友们,去寻找自己的与众不同,然后放大它,让它点亮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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