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汉阳、汉口因长江与汉江的交汇而各自在水一方，但这三城在历史上并未被江汉水系阻隔往来，而是日益紧密地发展成为一个联合体，构建起今日大武汉的城市核心。在这个经历了两三千年演变的漫长过程中，武昌、汉阳和汉口的城邑发展构成了大武汉建城史的主要内容。
晚清武汉三镇鸟瞰图
商代盘龙城：大武汉地区的第一座城邑
在滚滚长江和汤汤汉水之畔，武汉地区城邑文明的帷幕开启于遥远的殷商时期。66年前一场特大洪灾冲刷出了一座商代古城的遗址，人们在厚重泥土之下的城址内发现了宫殿、民房、墓葬、作坊等遗迹，它就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盘龙城。
据考证盘龙城始建于第九代商王太戊时期，距今已有悠悠3500年的久远时间。盘龙城是公元前16至13世纪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长江流域地区形成的中心城市，是当时商王朝在南方的政治据点、军事据点和巡守南土的行都。
这座被后人以“盘龙”命名的商代城邑，虽然并没有在史籍中留下文字记载，但它掩蔽于千年尘埃下的厚重历史锦袍终被揭开。它是武汉地区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建城痕迹，是武汉城市发展不断枝繁叶茂的最初之根。它的发现，向世人展示了夏商两代的疆土已经南抵长江，它诉说着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已在夏商时期相交融的景象。
所以，盘龙城不仅是武汉早期城邑文明的发端，也是武汉早早奠定在中国腹心地区的中心地位的见证。
武汉盘龙城遗址
商代的盘龙城存在了约200多年的时间，在其荒废之后的今日武汉黄陂和新洲一带出现了一个长子国，其都邑据推测可能建在今天的黄陂鲁台山，因为那里发现了较大规模的商周时期古遗址。除此之外，今天的武汉黄陂、蔡甸、江夏等地相继在晚商时建有鸡公城（遗址在今黄陂区六指街）、在西周时建有磨元城（遗址在今黄陂区刘沽塘）、在东周时建有作京城（遗址在今黄陂区李集镇）、在战国时建有马寨城（遗址在今黄陂区王家河镇）、在汉代建有临嶂城（遗址在今蔡甸区临嶂山）和武穆城（遗址在今江夏区土地堂乡）等城邑。
这些早期出现在武汉地区的城邑大都建在今天武汉核心城区的外缘，而武汉核心三镇区域城邑的真正出现则是始于东汉末年。
石阳与夏口：夹江起双城，三国兴武汉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江汉地区，犬牙交错着那个大争之世的多方势力，首先出现的便是荆州刘表与江东孙策在武汉一带的激烈争夺。公元198年前后，刘表的部将黄祖在今汉阳龟山之北的月湖附近，兴建郤月城作为江夏郡的郡治之所，这是汉阳地区城邑兴建的起始，其时距今已有1800余年。
郤月城在公元208年遭到战火毁坏后，刘表之子刘琦又在汉阳凤栖山建起鲁山城，仍旧作为江夏郡的郡治所在。此后在汉阳地区出现的城名，相继有石阳、曲阳、曲陵、沌阳、汉津等，终在隋炀帝时改汉津之名为汉阳，时在公元606年。汉阳之名从此沿用1400多年，一至于今而未再更易。
1868年汉阳城图
三国时期今武昌地区城邑的出现始于公元223年，武汉在这一年迎来了其建城史上的贵人——孙权。
当时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将其统治中心迁至南京上游的鄂县（今鄂州市），并于公元223年在临近鄂州的今武昌蛇山东北筑城，因为所筑之城正对夏水入口处而取名夏口城，这便是今武昌地区的城邑之始。名扬天下的黄鹤楼，最早就是当时建在夏口城内的一处高耸的军事瞭望台。
孙权筑城图
夏口城建成后被孙权作为江夏郡的郡治，其地遂借此之便发展成为地区军事重镇和行政中心，可以说是孙权奠定了今日武汉城市发展和作为地区中心的历史基础。与此同时，原先刘琦建在汉阳的鲁山城也已被孙吴所夺取，孙权随后将郤月城和鲁山城并为石阳城。
至此，石阳（汉阳）和夏口（武昌）夹江起双城，开启了武汉城市发展史上的两府对望时代，这标志着地区军事、政治中心在今日武汉核心城区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孙权将统治中心迁至鄂县后将其地名改为“武昌”（寓意“以武而昌”），所以今天的鄂州市又被称为“古武昌”，而夏口城所在的今日武汉武昌便相对应地被称为“今武昌”，那么夏口城的“今武昌”之名是何时得来的呢？
1869年武昌城图
夏口城在其后的南北朝时被称为郢城，在唐朝初年又被作为江夏县和鄂州的治所。鄂州在唐朝中期增设武昌军节度使，当初的夏口城所在地便自此兼有了武昌之称。在唐朝之后的元、明、清时代，今武昌相继是武昌路、武昌府的驻地，“今武昌”之名遂在数百年之间得以约定俗成。
汉水改道起新城：三镇鼎立取代双城望江
在明代成化时期以前，汉水在下游接近长江的那一河段汊流甚多，其水在今谌家矶、黄陂沙口一带分多口“南入于江”。到了成化年间，汉江因连年的大水而改道于龟山之北入长江，长江之北的汉阳自此分出了汉口。
如果说汉阳和武昌的双城望江是缘于军事需要，那么汉口的城邑兴起则是商业繁荣的结果。在汉水改道百年之后的嘉靖时期，借助漕运和盐运之利的有力带动，江汉岸边的商市已经繁荣到“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程度，汉阳府专门在那里设立巡检司进行行政管理。
明代《江汉揽胜图》中的武汉
但是在汉口这片水边初生的泽国土地上，其商业的繁荣遭受着汉水水患的严峻威胁，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都受到水患的极大制约。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百年之后的崇祯时期，汉阳通判袁焻于1635年在汉水北岸修筑河堤，这条被称为“袁公堤”的长堤阻挡了水患的肆虐，由此出现了河堤之内帆樯林立、商贾云集，茶楼、饭馆、客栈、风月场鳞次栉比的景象，大大助力了汉口城邑的飞速发展。
晚晴汉口地图
“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由此发展起来的汉口镇在清初从明末大战乱中快速复苏，被赞誉为“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在《大清一统志》中获得了“楚中第一繁盛处”的极高评价。
随着汉口的商贸繁荣和经济飞升，大武汉的城市发展由双城望江迈入了三镇鼎立的新时代。长期以来，居于长江南岸的武昌一直是地区的省级中心，而东濒长江、北依汉水的汉阳则一直是所在府、县的治所。最晚就位的汉口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武汉城市建设的重心，并在1923年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直辖市——汉口市。
民国汉口商业街
风云更迭、潮涌沉浮中合“三镇为一市”
在明代嘉靖年间，汉阳龟山的禹功矶上建起一座与武昌蛇山黄鹤楼隔江对望的晴川阁。此阁在明代万历年间由时任汉阳知府程金重修，在记其事的《重修晴川阁记》一文中有“武汉之胜迹，莫得而观其游焉”之句，这是第一次由武昌、汉阳联称出“武汉”之名的文字记载，时在公元1573年。
在其三百三十九年之后的1912年，民国领袖孙中山畅想武汉三镇的城市发展，他说：“武、阳、夏（汉口）三镇宜连成一片，应在江上建筑大桥，或凿隧道，联络三镇为一市”。这一设想在1927年得到实现，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在这年合并组建为武汉市，并在那个风云更迭的大时代中成为临时首都。这是三镇历史上的首次合一建市，标志着三镇在行政体制和城市建设上一体化的开始。
1929年武汉市区计划图
此后的二十余年间，武汉三镇的城市建制虽然分分合合几经变更，但这一地区的城市联体已经不可逆转。1929年，当时武汉制定的市区计划图按照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和教育区对武汉三镇的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规划，其中的一个特色是将教育区全部集中设置在武昌，这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大学城的规划理念。
1945年，在当时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发布的《武汉区域规划实施纲要》中，对包括武汉三镇以及邻近八个县域的大区域制定了数以百计的规划章则，其中极具前瞻性的亮点是将武昌定位为“政治文化城市”、汉阳定位为“园林住宅城市”、汉口定位为“工商业城市”。
1954年武汉规划图
1949年以来的武汉，坚定地走上了“把武汉三镇作为一个城市”的建城新时代，不断地将大武汉的城市结构由“离心分散”调向“集中向心”。随着一座座汉江大桥、长江大桥的建成联通，武汉的圈层式向心城市结构显现出来。历史上两府对望、三镇鼎立的这一地区，真正成为了一座向心凝聚的中心都市。
主要参考资料：《武汉》（皮明庥、郑自来编著），《武汉三镇城市形态演变研究》（刘剀著），《简明武汉史》（皮明庥主编），《历史的印章：武汉老地名》（董玉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