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都是相对比较宽容的。确实，相比几位荒唐的前任，他的确有许多可敬之处（比如勤奋好学、不贪女色、勤俭节制等）。但如果把明朝灭亡的锅全部甩在前任身上也似乎有点不太公平。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勤奋的人未必都能办好事，崇祯皇帝的弱点和他的优点一样明显，而且对国家的治理产生了不可逆的负面作用，正是他性格中的缺陷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这一点不应当被忽略。
一副烂摊子：摇摇欲坠的大明
朱由检接手的是一副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从军事层面上说，国家面临着后金军与农民起义军的双重压力，为此朝廷只能一次次的增加税收来筹集军费，这就使得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生活苦不堪言，以至于流寇越剿越多。另一方面，明末社会矛盾已经积攒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贵族和大商人兼并了大量的土地，掠夺了大多数的社会财富，许多自由农被迫卖身为奴。再加上朝廷各个集团之间（比如阉党、楚党、浙党等）的明争暗斗，无形中消耗了政府的资源，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国家早已是摇摇欲坠，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如果我们将明朝比喻成一个病人的话，那么此时他需要的是缓和的“治疗手段”，也就是休战议和，轻徭薄赋，恢复社会生产力，再徐图进取，然而却偏偏又遇到了朱由检这个激进分子当政，这天生爱折腾的性格最终将政权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过度好面子，听不得反对的声音
朱由检即位的时候才17岁，虽然天资聪慧，看问题很有主见，但毕竟还是一位少年。这青春期的叛逆、冲动等毛病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可以理解，但要命的是他还是一个极度好面子的人，容不得一点质疑的声音。他刚即位的时候，有位名叫刘鸿训的大学士说了句“主上毕竟是冲主”（冲主就是“年幼的君主”之意），这里面可能多少也有点轻视意思。朱由检对此耿耿于怀，他并没有想过以自己的能力来使他臣服，反而一直想要置他于死地。后来以“锐意任事”由头将他发配到代州充军，之所以没杀他是因为“诸大臣苦劝得免死。”
正因为他好面子，所以经常容不下逆耳之忠言。崇祯九年，大学士钱士升考虑到朱由检中兴国家的迫切心情，大胆撰写了《四箴》呈给皇帝，“其言深中时病”，其中有一段写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没想到这篇奏疏尽惹得朱由检相当不爽，认为钱士升是在批评自己，于是便在上面写了一道令他极为难堪的批语：“即欲沽名钓，前疏已足疏致之，毋庸汲汲。”把钱大学士吓得忐忑不安，最后思虑再三决定“引罪乞休”。朝廷就这样失去了一位有识之士。朱由检这种刚愎自用，睚眦必报的性格导致崇祯一朝对待大臣极为严苛，许多人因为害怕“不合上意”影响自己的仕途或生命受到威胁而不敢说真话。久而久之皇帝也就只能听到奉呈之语而难觅对国家有益的真知灼见。
急于求治，矫枉过正
从朱由检荣登大宝开始，他寻求天下大治的心情就相当急迫。只可惜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即使求治之心再急切，在处理具体问题上还是得按部就班的来，否则就容易出错。而急躁的心态经常让朱由检在制定政策时矫枉过正，而且自己还以此为理所应当，公开表示：“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从裁撤驿站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矫枉振颓”的负面作用了。
起初，明朝设立驿站是专为差遣命官和传递军情之用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和信息传播速度。但随着官场徇私之风盛行，许多有权势的官员滥发勘合马牌（就是驿站的通行证）送给亲朋好友办私事。而且驿站还得为这些人提供食宿，民夫们甚至还收到这些达官贵人的敲诈勒索。朱由检虽然警告兵部，要求从严治理，但制度的积弊绝非是一道敕令可以修正的。崇祯二年，就有刑科给事中刘懋上疏要求裁撤驿站，此建议深合皇上的心意，朱由检第二天就召集内阁和六部的官员以及刘懋讨论这件事。在御前会议上阁臣李标并不同意一刀切地裁撤，他说：“兵部复驿皆属切要，若着实奉行，驿弊自清”，但朱由检早已下定决心裁撤驿站，这御前会议与其说是商量倒不如说是通知，而且“圣谕严切，诸臣不敢违玩。”而刘懋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主办裁撤事宜的负责人，他也确实不负众望，把驿站勘合的类型由过去的51种减少到12种，这种大刀阔斧地改革直接得罪了许多既得利益者，因此他很快就在官场上成为了众矢之的，最后不得不告老还乡。
我们评价一项改革措施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就是看它的效果是否是正面大于负面，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朱由检是相当失败的。因为驿站虽然成为了贪官污吏的摇钱树，但它也为社会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裁撤驿站后，大量的民夫因此丢了饭碗，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去投奔农民起义军。后来攻占京师迫使崇祯帝自尽的李自成曾经就是是银川驿站的一名驿卒，朝廷裁撤他后又没有给他安排再就业，没有稳定收入的李自成无法偿还所欠下的债务，随后还杀死了债主艾诏，走投无路之际只能铤而走险，带着侄儿李过逃往甘肃投靠了农民军。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崇祯帝急躁的性格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没有预料到裁撤驿卒之后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变相地使他们成为了农民军的争取对象。
自以为高明，实则刚愎自用而不自知
崇祯皇帝是个聪明人，这聪明人一般都很自信，但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却是自以为是。当时的御史陕嗣宗的言论鲜明地反应出了朱由检身上的这种性格缺陷。他说皇上有“五不自知”，其中一条为“渐近于予圣而不自知”，这“予圣”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高明的意思。朱由检表面上召开御前会议听取臣下的意见，实际上却使臣下凛凛于救过不及。虽然处理政事堪称勤勉，但只听说阁臣修改票拟来迁就皇上，从来不闻皇上放下面子接受阁臣的建议。
持有如此观点不仅是陕嗣宗一人，顺天府尹刘宗周的言辞则更为犀利。他在《除京兆谢恩疏》中也说得相当明白。对于当时朝廷屡禁不止的贪腐行为，刘宗周明确地指出“然贪风不息，为其所以导之者未尽善也。”而未能尽善的原因就是皇帝恃一人之聪明，凭一己之英断，过于自用。朱由检处理事情功利性太重，一旦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对于大臣轻则斥责免职，重则施以刑罚，当时皇帝将大臣投入锦衣卫诏狱是犹如家常便饭。如果再不奏效就起了猜忌之心，最终导致言路闭塞。崇祯一朝基本上就是皇上一人独劳，没有诸臣辅佐，这在整个明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优柔寡断，在安内与攘外的选择中迷失方向
每个处于危机中的政权都会面临安内与攘外的抉择，朱由检同样也不例外，虽然他是一位独断专行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崇祯九年，满洲军突破了长城防线，兵锋直指京师，导致北京及周边地区戒严。满洲军退走后，原兵部尚书张凤翼担心受到皇帝的追究，畏罪自杀。于是兵部尚书这个重要的职位便空了出来，那么该有谁来接任呢？朱由检想起了丁忧在家的前任宣大总督杨嗣昌，于是马上下令“夺情起复”，在觐见皇帝的时候，杨嗣昌依靠自己的雄辩术让朱由检直呼“恨用卿晚啊！”，于是他趁热打铁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总结一下就是攘外必先安内，荡寇必先保民，并且得到了皇上的允诺。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杨嗣昌与朱由检的蜜月期，而前线也是捷报频传，崇祯十年，张献忠兵败接受了熊文灿的招抚。崇祯十一年，李自成也在潼关南原遭到了五省总督洪承畴的重创，仅带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眼看着流寇之患即将解决，朱由检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攘外”的问题，他认为因为明军精锐都集中在内地剿匪，让敌国（清朝）对东北地区虎视眈眈。这话刚一出口，杨嗣昌立马跳起来反对，并且举出东汉皇帝曾经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与匈奴休战，实现了北方边境的安定。这话的意思非常明显了，就是与清军议和，彻底平定国内的流寇。我们必须承认，杨嗣昌的主张是当时对明朝最为有利的办法了。但这件事却在朝野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都指责杨嗣昌忠孝两亏。其实这时候朱由检心里是偏向杨嗣昌的，但是他并没有那种力排众议的能力，看到大臣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的批判议和的提议，他也不想自己被言官们的唾沫给淹死，因此并没有明确支持杨嗣昌。
事实上这些动辄以“华夷不两立”对皇帝和有见识的大臣进行道德绑架的官员，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时候一没有坚守自己的气节，二没有以身殉国，反而心照不宣地成为了“帮凶”。这一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原本即将被剿灭的流寇再度活跃了起来，崇祯十一年底，李自成赶往谷城会见张献忠，后者劝其投降，李自成只是连说了两声“不可”，而张献忠也没有捉拿李自成，反而送给了他一些武器马匹，助其重振旗鼓。事实上两人都是各怀鬼胎罢了，张献忠知道李自成不会投降明军，他只不过是在暗中为自己扩充实力，准备随时复叛而已，而李自成知道张献忠并非真心投降朝廷，他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创业，所以不会再度寄人篱下。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果然在谷城再度起义，抢劫了军需库，释放了城内的囚犯，打的熊文灿是措手不及，而在商洛山的李自成得到消息后，随即与张献忠分道扬镳，此后张献忠进入四川，李自成进入河南。朱由检这才又想起了杨嗣昌，命他以内阁大学士前往督师湖广，可以用尚方宝剑先斩后奏，而且在亲笔的谕旨中写道：“速荡妖氛，救民水火。”然而此时的局势早已是今非昔比，洪承畴被调往蓟辽督师，孙传庭被贬为平民，杨嗣昌独木难支，自玛瑙山大捷以后，明军再无胜绩，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攻占了杨嗣昌督师的衙门所在地—襄阳，并且处死襄王朱翊铭，一个月后杨嗣昌病死，自此所谓的安内战略宣告失败。
性格之缺陷，王朝之悲哀
平心而论，崇祯皇帝身上具备了成为一个明君的素质，他没有明太祖的残暴，没有明武宗的荒淫，没有明神宗的怠政，更没有明熹宗的昏聩。他性格上的缺陷或许在太平年代会被优点所掩盖，但在动荡不堪的王朝末世，却成为了加速政权灭亡的一个驱动因素。毋庸置疑，朱由检所接手的政权早已是千疮百孔，不然他也不一定会如此的急于求成，对待大臣有极为苛刻，导致人人自危，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给了奸佞之徒可乘之机。但是他也的确不是一个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英主。套用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朱由检的良知早已被自己性格中的“魔鬼”所遮蔽，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虽非昏君却做出了昏君的事情，最终断送了大明的江山。这即是他个人的悲哀又是王朝的悲哀。
参考文献：《明史》、《明史讲稿》、《重写晚明史》等
文：兰台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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