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曾多年担任中央保健医生，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诊病。周总理曾称颂他为“高明的中医、又懂辨证法”。
蒲辅周——医验俱丰，德高望重
蒲辅周(1888～1975年)，四川梓潼人。其祖父为医生，辅周初习儒，后因经济原因而辍学，改从祖父习医，18岁时即悬壶应诊，同时又深入钻研《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后迁成都行医，因医术益精，名噪一时。
1956年调到刚成立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任职，任该院副院长，并被选列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治病的“御医”。蒲辅周除了精深的医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外，医德也是众口皆碑。
1949年前成都名医不少，各有专长，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皮肤、花柳、收疮接骨等应有尽有。名医们各有气派，有的诊费昂贵，平民百姓不敢问津。但蒲辅周平易近人，既有慕其医术而来的显贵，也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城市贫民。
他的医寓也不似一般名医们那样高大宽敞，仅仅是一所不起眼的民房，房前街道两侧一边停放着无数中下层病人临时雇来的陈旧黄包车，一边停放有钱人的私家车，因此很容易找到他的医寓。
蒲辅周从来是黎明即起，洗漱后便开始为早来的病人诊病，早餐经常是在诊闲时匆匆喝一小碗蛋花汤。他坐在堂屋正中的木圈椅上，前面是一张陈旧洁净四面有抽屉的方桌，左面和下方坐的是他的两位专开处方的高徒，右方则是供病人就诊的圆凳。
堂屋及过厅两侧便是坐满了候诊病人的长木椅，病人以到的先后次序就诊不分贵贱，只是病情严重、呻吟不止的病人，蒲辅周则提前为之诊治。蒲辅周的诊费是随病家自给，轻轻扫入其胸前抽屉中，三角五角，一元五元，甚至有一次付几十元的“高贵”病人。
但对衣衫破烂的穷苦病人他不仅拒收诊费，还要在处方上盖一个“凭此方到鼓楼北三街庚鼎药房捡药不收分文”的印章。有几次，穷苦病人向蒲老随地磕头感谢救命之恩，蒲辅周总是慈祥地用双手扶起病人安慰道：“再来吃付药就好了。”对于同乡人，蒲辅周坚决不收诊费，尤其是学生，他总是非常和气地说：“要好好用功读书，这钱就留做零用吧!”
蒲辅周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依病人看毕为止，他诊病的速度惊人，辨证施治准确，诊脉时便可说出病人的病痛，问病人还有什么病状，看舌苔后即指示徒弟按他说的汤头加减处方，然后经他审阅后交病人。两个徒弟轮流忙着开处方，因此他才能为众多的病人治病。不知多少穷苦平民在他免费送药的诊治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1945年夏末，成都连绵大雨，街巷庭院积满了水。许多小孩患麻疹，发烧不止，疹毒在皮下隐伏，发不出来，医生们用辛凉宣透法医治，不见疗效，患儿丧生者与日俱增。蒲辅周心急如焚，默思苦索几个夜晚，突然从中医运气学说中得到启悟，断定此次成都小儿麻疹，与多雨湿热的季节气候有密切关系。
于是改用温化之法，在方药中加进麻黄一味，使患儿疹毒豁然而出，热退神清而愈。此法推广，均获奇效，为防治麻疹病立了奇功，被传为佳话。
此后，蒲辅周又闻梓潼霍乱流行，日死数十人，即将自己平日积蓄和藿香正气丸处方寄去，嘱咐家人将处方多多抄写，公布各乡；汇款用来购药，按方配制，分成小包，半价散发，贫困者则分文不取，乡人深感其德行。
蒲辅周这种济世救人的高尚医德，值得人们怀念，真是“其人虽仙逝，美名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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