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生于山东蓬莱县一个小生意人的家庭。青年时考中秀才，因得罪当地土绅，1898年到天津入聂士成的武卫军当兵，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
1906年，吴佩孚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吴佩孚是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位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China ”。
生平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出山，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命曹锟率部入山西，镇压山西革命党人。部队从石家庄沿正太铁路入晋，目的地是井陉。当时是深夜行车，车过了井陉但没有停。原来炮兵第三标标统是革命党人，故意使列车开往由革命军占据的娘子关，想将曹锟的这个炮兵团全部吃掉。这事被吴佩孚觉察，及时将车上的革命党人制服。随后，又带人控制了车头，令司机把火车退回井陉车站，此时，协统卢永祥等才大梦初醒。
随后，曹锟乘坐的列车也到达井陉，得知情况后惊呆了老半天，接着盛赞吴佩孚能当机立断，平息事变，当即提升吴佩孚为炮三标标统。井陉事变给吴佩孚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从此，他成为曹锟的亲信和得力部将。
民国成立后，吴佩孚依然在曹锟部任职。
1916年1月，西南护国军兴，吴佩孚随曹锟入川作战，升任旅长。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时，随曹锟参加“讨逆军”，任西路军前敌总指挥。
1918年南北战争时，任第三师师长，随曹锟入湖南作战，攻岳州，陷长沙，4月占领衡阳。
5月底，第一路军司令曹锟以养病为辞回天津与段祺瑞讨价还价，第二路军司令张怀芝也回到山东，入湘的北洋军由吴佩孚直接统率。
6月，吴佩孚在衡阳与滇桂军阀信使往还，暗定停战协议，通电主和。
8、9月间，吴佩孚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称武力统一政策实为“亡国的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段祺瑞政府陷于孤立，成了众矢之的。吴佩孚从反皖的目的出发，极力使自己以一个“爱国将军”的姿态出现，大谈军人的天职是“救国救民”，甚至还高谈“劳工神圣”，允许共产党人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因而，使他获得良好的名声。
1919年11月下旬，吴佩孚又与西南军阀签订了密约，即救国同盟军草约。草约总纲为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其宗旨是：军人以卫国保民为天职，无论何时，国内争战，不得牵功武力，惟须弭患无形，以尽保民之责务。并须保全现之主权，兼收回已失之主权等等。此草约充满了“爱国精神”，实质是直军与南军结成反皖同盟的标志，也为吴佩孚北上讨段消除后顾之忧。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和吴佩孚成为北洋直系的首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促使了掌握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与直系、奉系的矛盾加剧，直皖战争已不可避免。
1920年5月，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返，至直隶保定。
7月，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出任“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在奉系的援助下率部打败了皖系，迫使段祺瑞下台，直、奉两派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
直皖战争之后，吴佩孚获得“常胜将军”的美名，声望急速上升，由师长升任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
1921年8月，升任两湖巡阅使。由于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的矛盾日益激化，到了1922年初，双方已决定兵戎相见。
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祝贺吴佩孚的生辰，聚集洛阳，商讨对奉系作战计划。
10月10日后，奉军相继开进关内。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
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势力退出关外，直系不仅占领了黄河、长江流域的许多地盘，而且控制了北京政权，曹、吴赶走了大总统徐世昌，推出了黎元洪作傀儡总统。吴佩孚由于军功被授予将军府孚威上将军，他拥有的嫡系武力，尽是全国精锐之师，一共有五师及一混成旅，吴佩孚依旧兼第三师师长，驻防洛阳。
吴佩孚虽身居洛阳，实际操纵“直系中央”政治，甚至连他的老上司曹锟，也得看他的眼色行事，每一次国务总理更迭，都由曹锟派专使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
几年前，吴佩孚为了对抗皖系军阀，争取民心，曾大谈“救国救民”、“劳工神圣”，允许共产党人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但时至今日，吴佩孚完全剥下了伪装，由他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遭到吴佩孚的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举行总罢工表示反抗，并将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
2月4日总罢工开始，全线各站工人一致行动，使长达一千余公里的京汉铁路顿时陷于瘫痪。罢工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
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命令其部将湖北督军萧耀南等在郑州、江岸、长辛店等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四十余人，造成“二七惨案”。经此惨案，吴佩孚的凶残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几年前，吴佩孚也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称之为“亡国的政策”。但是，当他大权在握时，也积极推行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计划把全国分为9个军区，编全国军队为40个师，军政大权归中央。
1923年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联合直、鲁、豫、晋、陕、甘、苏、皖、赣、鄂10省，在英美支持下，一面准备打到关外与奉系张作霖作战，一面把势力伸面南方，勾结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
1923年4月，吴佩孚在洛阳大办其五十大寿，各省军政要员前往贺寿的有七百多人。康有为也亲来致贺，并送了一副恭维得体、传诵一时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寿联把吴佩孚当时春风得意、趾高气扬的境况描绘得十分逼真。
1923年10月，吴佩孚帮助他的老上司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本来，吴佩孚对曹锟的“总统梦”不以为然，以吴佩孚的威望和实力也完全可以取曹锟而代之。但是，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深受儒家“上下”、“尊卑”、“主从”等封建道德的束缚，终究还是服从了他的那个昏庸的上司。
由于吴佩孚极力推行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使各地军阀纷纷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相抵制，并形成了奉粤皖反直三角同盟。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率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随之爆发。曹锟急电吴佩孚火速入京。9月27日，吴佩孚到达北京，28日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誓师。
点将誓师本是一件庄严慎重的大事，但吴佩孚只身穿便服，吸着纸烟，还歪坐一旁，随便宣读了讨张电文，接着宣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萃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朝阳、平泉;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由于他事先没有认真考虑，把很多重要单位遗漏了，使得部下要起而提醒。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充分反映了他骄傲轻敌的心理，他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初，直、奉两军在榆关(山海关)展开决战。正当双方酣战之际，早已同吴佩孚矛盾激化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0月22日晚率部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吴佩孚在榆关前线闻变，大惊失色，直军亦随即土崩瓦解，吴佩孚的精锐几乎被奉军全歼，仅率万余人突破重围疾趋天津，回师讨冯，但在杨村一战，又损兵折将。吴佩孚急盼的江苏齐炎元、浙江孙传芳、湖北萧耀南、河南李济臣等直系援军又中途受阻，无法北上。到11月3日，奉军和冯军逼近天津，吴佩孚不得不率残部二千余人分乘三艘兵舰自塘沽出海南下，狼狈遁逃。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吴佩孚的轻敌，加上冯玉祥的倒戈，使吴佩孚落得个泛海南逃的可悲结局。他当然不甘心失败，南下到南京，到汉口与齐燮元及萧耀南商议由黄河上游与长江流域各省在武昌成立“护宪军政府”。齐燮元表面应允，事后又反悔，并与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蔡成勋、杜锡珪、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李炳之等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此时的直系将领都急于自保或联省自保，并不想刺激风头正盛的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失败后众叛亲离，无处落脚，在苦闷中饮酒作诗，“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可自由。”最后，他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避居。他自己也很难预料，能否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然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竟也会发生。如同段祺瑞蛰居四年后有人将他捧上临时执政的宝座一样，无兵无钱的吴佩孚也在倒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的奉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北京政权，奉冯两派亦不断扩张势力，尤其是奉系，多次向关内进军，到1925年9月，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
此外，邢士廉等部进驻上海。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到直系的利益，使得直系将领们不得不谋求联防自保。
江西督军方本仁，首先发起湘、鄂、赣三省联防。湖南督军赵恒惕开始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岳州居住的吴佩孚乘机鼓动赵恒惕，“我们何不来个湘、鄂、川、黔四省联防呢？”赵恒惕觉得这主张不错，就答应了。很快，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组成，公推吴佩孚为盟主。不久，豫、陕、晋亦加入，四省联防扩大到七省联防，吴佩孚的声威一下猛增。
浙江督军孙传芳，原来曾联奉自保，此时也乘势而起，组织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并用这五省联军与吴佩孚的七省联防合流，推吴佩孚为盟主。
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发表通电，决心“再与天下群雄共角逐”。
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听说吴佩孚东山再起，挥兵北上“讨贼”，急忙央求张作霖和冯玉祥出兵，讨伐吴佩孚。但在此时，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异常尖锐，势同水火。
1925年11月，冯玉祥串通掌握奉军大半精锐之师的郭松龄和时任直隶督军的奉系将领李景林，结成反奉三角同盟，并签订了“反奉密约”。
11月下旬，郭松龄倒戈，发动反奉战事，向张作霖发起突然攻击，杀得张作霖措手不及，险些束手待毙。12月，张作霖得到日本关东军之助，杀败了郭松龄。从此，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当吴佩孚挥军北上讨奉之时，张作霖暗中向吴佩孚修好，希望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冯玉祥。吴佩孚因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弄得自己浮海南逃，早已恨透冯玉祥，今见张作霖的态度，便决心与之合作，共同讨冯。这样做，也符合英、日等帝国主义欲压制国民军及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要求。于是，吴佩孚将“讨贼军”改为“讨赤军”，联合奉军夹击国民军。史称“国奉战争”。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的压迫下，通电“引退”。
1月4日，将全权交给张之江，准备赴俄游历。
1月9日，段祺瑞发表冯玉祥为考察欧美农业专使，另委任张之江继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由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京畿及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等省区军事长官。
吴佩孚与奉系联合之后，并得到英国的援助，即向国民军发动进攻。
1926年1月下旬，由寇英杰部及靳云鹏部合攻河南，3月初全部占领河南，国民军岳维峻率残部西逃。另外，东北的奉军占领山海关，山东的奉军李景林部越过马厂北进。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固守北京。
4月初，北京被直、奉军在包围，鹿钟麟为缓和与直系的矛盾，释放了曹锟，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但吴佩孚不为所动，要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
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把守南口。此后，国民军与奉直联军激战于南口达四个月之久，终于失败，退往西北。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表示要捐弃前嫌，还交换兰贴，结为兄弟。但是好景不长，1926年7月6日，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直指湖南。
7月11日，已攻克长沙，随即向湖北推进。吴佩孚急忙率数万精锐于8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25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固守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备要冲。
汀泗桥位于咸宁以南，东面为山岭，其他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吴佩孚企图凭借天险顽抗，等待北方大部援军开到，再进行全力反攻。他亲临前线，往返指挥，还派出八个大刀队督阵。但北伐军第四军英勇善战，经两昼夜血战，于8月27日夺取了汀泗桥。吴佩孚仍想固守贺胜桥，亲乘装甲火车在桥北督战，仍派出大刀队督阵，但很快也被北伐军攻破防线。吴佩孚只得退回汉口。
不久，北伐军兵临城下，吴佩孚的部将刘佐龙率部起义，武汉三镇相继失守，吴佩孚只好率残部败退河南。此时，吴佩孚结拜兄弟张作霖不但见死不救，而且派兵占领了直隶全境，阻止吴佩孚进入直鲁地区。吴佩孚东面、北面无去路，又处在南面北伐军和西面冯玉祥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的夹击之中，虽然尚号称有二十万之众，但将士已无斗志，纷纷瓦解。
1927年3月17日，奉军占领郑州，吴佩孚只好率领随从卫队西行入川，投奔四川军阀杨森，从此，他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结束。
吴佩孚在四川生活了五年，似乎又回复到“秀才”的本来面目，终日读书、写作、吟诗、画梅。他先后住过白帝城、万具、广安、大竹、绥定等地，其中在绥定住得较久。吴佩孚并非不想东山再起，但当时中国的政坛已由国民党新军阀所操纵，他只能抒发一些英雄末路的慨叹。
1931年底，吴佩孚由四川入北京，受到“世侄”张学良的盛大欢迎和殷勤接待，从此，吴佩孚蛰居北京。
本来，军阀头子的晚年不必多提，但吴佩孚的晚年却需要大书一笔。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说明他对中日和议所持的态度。
1939年1月30日，130多名中外记者聚集在吴公馆，而公馆附近军警林立，特务往来。吴佩孚首先出示亲笔撰写的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确是他的所为。接着，吴佩孚明确地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吴佩孚的鲜明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之后，大汉奸汪精卫多次劝说吴佩孚与他合作，日方要员包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也一次又一次促请他“出山”，甚至决定划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河北六省的地盘，交请吴佩孚主持一切，但吴佩孚始终不为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