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类奏折，康熙帝一般都写“知道了”三个字。可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竟然写成了“知道子”。他也没有多看一眼，就将朱笔批过的奏折装回了套封。
这一天，康熙帝打开一份奏折，是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718年1月11日)巡抚李发甲所写，奏报湖南秋收丰裕、十二月初四至初八瑞雪盈尺等。对于此类奏折，康熙帝一般都写“知道了”三个字。可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竟然写成了“知道子”。他也没有多看一眼，就将朱笔批过的奏折装回了套封。
李发甲乃至今天的读者看到“知道子”三个字，第一反应，肯定是——呵，笔误。的确，康熙帝在奏折上所写的“知道了”，至少一千三百次以上，只有这一次写错了。这是笔误无疑。
“奏摺(折)”亦是康熙帝朱批的常用字，但有两次写成了“奏習”。这也是笔误吗？
晒晒朱批上的“笔误”
仔细翻看康熙帝的朱批，会发现有不少错别字。康熙帝是用繁体字书写，以下除个别情况，只用简化字，达意即可：
“张云翰有几各(个)儿子？”/“不打(搭)浮桥，从卢沟桥回鸾(銮)”/“不暗(谙)节气”/“总兵关(官)朕即补去”/“浙江米价自溅(渐)平和”/“近京各处察矿沙(砂)原是有的”/“事关钱量(粮)”/“近夹(来)惟恐雨多了”/“若不关蜜(密)事无防(妨)”/“不可速(疏)忽”/“人心不服，讓(嚷)到京中”，等等。
康熙帝朱批中的这种错别字，主要有两种情况(划分不是绝对的)：
一是同声而错。如将节气的“处暑”写作“出暑”；“封疆大吏”写作“风疆大吏”；“满洲”写成“满州”；“以后”写成“已后”；“除根”写成“出根”；“犹恐失调”写成“犹恐矢调”；“皆无凭据”写成“皆无平据”；“难以凭信”写作“难以评信”；“治法甚好”，写成“知法甚好”；“尔灾非浅矣”写成“尔灾非潜矣”；“白莲教”写作“白廉教”；“沙漠”写成“少漠”，等等。
二是形近而错。如“口外”写成“四外”；“米價 (价)”写成“米贾”；“部费都免了”写成“部费都兔了”；将“兔脱”写成“兒(儿)脱”；宛大二縣 (县)写成“宛大二 懸 (悬)；地名的“漳泉”写成“章泉”；“夏”与“ 憂(忧)”不分；“左手”写成“在手”；“风俗不醇”写成“风俗不惇”，等等。
以上种种，似乎难以用“笔误”一概而言。康熙帝在奏折上写错别字，已不是新话题。古往今来，除了不会写字的人之外，人人都会写错字(包括笔误)。那康熙帝的错别字有什么值得深思之处吗？
勤奋习字 四处留名
北京故宫现在保存有顺治帝习字时的册页，就如同今天儿童的描红一样，时间约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到顺治十五年夏，也就是顺治十九岁到二十一岁之间，这表明此时顺治帝练习汉字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康熙帝也是此等水平的话，出现上面的那些错别字，倒真是情有可原。那么康熙帝的实际情况怎样呢？
康熙帝自己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这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五十岁时所说的一段话，推算起来，康熙帝十来岁即开始练字了。
他还说：“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
康熙帝赏赐题匾有那么多吗？是自吹自擂吧？——还真不是。据入值南书房的查慎行记述，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702年12月26日)，康熙帝在乾清宫，一次就发御书一千四百二十七幅，以备颁赐。四十四年八月，查慎行在避暑山庄看了记载有颁赐时间的带编号册簿，康熙帝所写“大而匾额、堂幅，小而卷轴、斗方、册页，以及纸扇”，已不下三万号。查慎行感慨：“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多者。”
康熙帝写字之早，之勤，之多，足堪称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保存的汉文奏折基本上都是康熙四十年以后的，换言之以上列举的那些错别字，大多也是在此之后写的。我们不禁好奇：天天写字的康熙帝，为什么还会写这么多错别字？
“不起稿”的背后
康熙帝颇为自负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们：“凡批答督抚折子及朱笔上谕，皆朕亲书，并不起稿。”朱批不起稿，就是拿起笔即兴在奏折上书写。而康熙帝颁赐的书法是可以起稿的，不满意就不必拿出来。
宋荦《迎銮日纪》一书，写的是他在江宁巡抚任上于康熙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接驾的经历。其中有许多康熙帝赐书法的事例，仔细分辨就可以发现，几乎都是拿来就直接赏赐的，也就是说事先已写好。
当然也有难得的康熙帝现场书写场景。如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1703年3月25日)在金山，宋荦乞求皇上为自己的一处田园赐写“西陂”二字。康熙帝说：“朕本好书，尔求之甚力，且尔七十岁人，朕不忍却。”然后“走笔”作“西陂”二大字。“走笔”表明宋荦目睹了康熙帝现场写字。有趣的是，康熙帝回到行宫之后，命侍卫从宋荦手中，将所写大字取走，而是将重新写的一幅，赐给宋荦。
关于康熙帝写字，下面两个故事很有名：一是康熙帝在泰山，本想题写“而小天下”，一落笔就将“而”上的一横给写低了，这时能文善书的宠臣高士奇在旁救场：“陛下非欲书‘一览皆小’四字耶？”
再一次是康熙帝南巡到杭州，欲题写灵隐寺匾额，一上来就将“靈 (灵)”字的“雨”字头写得太大，下面难以写就，又是高士奇书伪装磨墨，写“雲 (云)林”于掌心以示，救了驾。虽是野史，但似可以用来说明，康熙帝写字的“现场感”较差。
一般说来，起稿与不起稿更多的可能是会影响书法展现水平，与写字的正误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康熙帝的屡屡“笔误”，原因仅仅就是如此吗？
只有认真翻阅康熙帝的朱批，才能真正领会“不起稿”暗藏的玄机，因为不少朱批中保留有先写错、后来再改正的痕迹，而这在康熙帝的赏赐书法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如：
先写“麦秋已热”，后来将“热”字改为“熟”字；“情行着速报来”，“行”改作“形”；“西边用银，部可以发军帑，“军”改为“库”；“直隶山西爻界”，“爻”改为“交”；“总督”的“督”下面先是写成“貝”，而后又予改写，等等。
尽管最终改对了，但这些改写，分明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些字。朱批中数次出现“风疆大吏”，却也有写对“封疆大吏”的时候；“蜜奏”“蜜折”有一些，但也写对过“甚密”。另，“噬”“秧”“嫌”等字，他的写法只是跟着感觉走，如将“嫌”写成“女间”、“噬”写成“口堇”、“秧”写成“禾英”。以上种种，都表明他对汉字的掌握不稳定。
真的是“无一而不通”吗？
可以说，康熙帝不起稿的朱批中的错字，与书写审美的关系不大，却与他的汉文水平，大而言之，与他的学问有密切相关。虽然他曾自称，从八岁登极起，即勤勉好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而且是认真识字：“朕自幼读书，问有一字未明，必加寻绎，”直到明白于心为止。
康熙帝有时批评臣下“字言不通”，而他的朱批中也有字句似不通顺者。如：
苏州织造李煦刻《佩文韵府》，将样书上呈，康熙帝朱批：“此书刻得好的极处。”不知确切讲什么，反正知道是在表扬了。
康熙帝有次朱批：“此折奏的是，须要小心，不可绕害百姓。”或许他想写“残害”，由can(chan)音想到了“缠绕”，后不知怎的写成“绕”。莫非他在下笔的一瞬间，也是这么绕来绕去的？
康熙帝在一请安折上批道：“朕体安善。近闻尔之声名颇好，但身子虚弱多病，不出掺演等语，未知是真？”这“掺演”不知是什么意思？
康熙帝曾自诩道：“朕之清字，亦素敏速，从无错误。”自认为满文(清字)好极了，汉文掌握如何，他没有明确提及，但说过：“对于大臣所上的章奏，见有错字，必行改正。”俨然他的汉文好得也可以。现存奏折上，能够看到几处他改过的字，如：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1717年3月27日)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折中写有“御制法蓝盖碗”几字，康熙帝在“蓝”字旁用朱批写了“琅”字，他的改动是正确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1720年3月10日)江宁织造曹頫所上奏折里朱批道：“……磁器、法 月良之类……。”这个“琅”字他自己反而写错了！
更有不可理喻者。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提到“癸巳”，这是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在“巳”旁边，写了一“己”字。他分明是将对的改错了。
曾国藩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中称颂康熙帝：“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然而，康熙帝在“不起稿”的情况下写了那么多错别字，甚至连天干的“己”与地支的“巳”都分不清楚，这令他“无一而不通”的光辉形象，多多少少打了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