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一个拳种，在民国时期逐渐风靡大江南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太极拳理论著作的涌现;各种太极拳组织的相继成立;流派纷呈以及出现了众多家喻户晓的太极拳名家等等，难怪有人曾说，“盖此时代为太极拳之黄金时代也。”
回顾太极拳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全面分析其盛行的原因，对于准确把握太极拳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对今后太极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1 中西体育文化对抗下的选择
民国时期，西方体育与中国的传统体育都得了一定的发展，“一方面，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仍然在继续得到流传与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不断出现的社会变革，随着清末日益增多的西方教会的教育活动，西方体育开始在中国被大量引进。”。但是作为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分支，中西体育文化孕育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当两者共同发展]时，必然会存在激烈的碰撞。20世纪20年代及以前的“新旧体育”之辩和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便是最为突出的表现。
当时有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各国的体育运动，因风俗习惯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他国的体育运动，未必就适合我国的国情，力主对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加以深入的研究，从我国实际出发，找出其在时间上、能力上、经济上都适宜的运动来，而武术就成了中西体育对抗下的一种选择。武术从民间习练的“把式”，一跃而成了“国术”。提倡者极力证明传统体育较现代体育更优越，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国术乃普及全民之运动，有天然之活泼，非若外人之体操拳术等技，只及一部，且有呆滞之弊”“国术”与“外人之体操拳术等技”相比，“国术”的优越性被宣扬的淋漓尽致。
武术作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之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成为中西文化对抗的一个文化代表，而太极拳作为当时武术中发展比较好的一支，在其身上表现的也较为突出。民国时期“致柔拳社”的成员陈志进曾将太极拳与当时所流行的各种体育项目作过一番比较。他认为，太极拳与西方的“柔软体操”相比，“柔软体操传自泰西，遍行于学校军队之中，与八段锦相似，亦无防身御侮之能。而练之者亦少兴趣，不过国人震于泰西之传授，极端迷信，而行之数十年，绝无成效之可言。若练太极拳，练熟之后，习惯成自然。终身练之，无论士农工商，每日有一小时之工夫，即能。而练柔软体操者，一出学校，一离军队，每日自练者，有之乎？若太极拳，即会之后，得其趣味，自有不能舍之之意。”
在他看来，太极拳与西方体育相比，不仅能够“内强其身，外防侮辱”，而且练习太极拳的兴趣会与日俱增，西方体育却因为开展范围比较窄，脱离军队之后便不能够持久，而且不适合所有年龄阶段的人练习。这与其说是比较，不如说是单纯的“表彰”太极拳的优越性。吴派太极拳家吴图南也认为，“至於欧美式之运动，固亦强身之一道也。然其动作激烈，设备复杂，未免失之于贵族化，故不足取也。且在同一之时间与地方，不能使全体同时练习，已失去练习机会均等之原则，至若欧美式体操故能多数人同时练习，乃其迳走直线，与生理诸多乖谬，亦未能尽美尽善。”这其中饱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也明显存在着“褒中而抑西”的倾向，但也说明了太极拳作为中国固有的体育项目，在一段时间内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更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1.2 国弱民疲的无奈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饱经战乱，民不聊生，加上西方列强为了打开中国尘封的大门，罪恶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并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使得鸦片贸易变得合法化，导致上至达官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吸毒成瘾，不能自拔，使得国人的体质遭受巨大的摧残，自始蒙受了“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呼。
伴随着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开明之士逐渐认识到了体育的价值与功用，积极的倡导体育，希望籍此以图强。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对体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提倡与实施之间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为以西方体育为代表的近代体育的开展设置了障碍。正如陈立夫在全国运动会日刊中所说：“据我们观察所及，近数十年来，由欧美流入的所谓运动，多数不适应我国的国情和需要。第一，现在流行的各种田赛、径赛以及各种球戏，严格的说，仅是学校的体育，而不是国民的运动，除了学校的学生以外，极少数人来参加这种运动，而学生在中国是占人口总数最少数的;第二，这种运动根本是贵族及缙绅阶级的运动，而不是普遍民众的运动。试问在中国有几处球场和游泳池的设备……”。
在当时，体育运动成了一种奢侈品，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当然是少之又少。因此，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拳术就成了锻炼身体的首选，“国术不受经济之束缚，不拘贫富，不拘忙闲，随时随地，皆可练习，语云穷文富武，似以贫人不能习武，殊不知习武所费，只以食量增加而已，然人之强健者，食量必较常人量大……其次则鞋袜稍觉耗费，然非若西式拳术，需四五十元之手套者可比，故练习国术，不必另制衣履，即可施行，此易于普及之良技也。”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武术相对于西方体育来说，更为经济，更能适应当时广大人民的体育消费水平。可以说是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体育的发展，而促进了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其中当然包括太极拳，在一段时间内的广泛开展。
1.3“以武救国”的政治需要
民国以来，鉴于国势的危急，战祸的激烈，各界人士认识到萎靡的精神，荏弱的身体，是不能抵御强敌自强自立的。于是，提倡体育实施体育之声日高，国民体育之风蒸蒸日上。而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也备受关注，一时间全国上下形成了习武以救国的观点。上层人士也纷纷投身于“国术”的宣扬，“自从民国纪元以来，朝野奋发之士。咸怵于国势之不振，民气之消沉。亟思有以振动而策勉之，于是乎於斯技也。大有突飞猛进之象。而最感兴趣者。反多高冠博带之士夫。”“国术”成为国人另眼相看的“法宝”。“国术是强身强种自卫卫国之术，国术是体用兼备之术，□□育人之技，可以强身强种，可以御人□□，练习后，白兵格斗之手段自精，不论平时战时，皆有功效是也”，国术成了强健体魄、救国图强的手段。
太极拳作为“国术”的一种，“以武救国”为太极拳的盛行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加之众多的太极拳著述紧扣时代脉搏，以健身救国宣扬太极拳，如吴图南在《太极刀》一书中说：“倘自今以往，国人能全体一致，提倡国术，互相探讨，加紧锻炼，不出十年，国民体质均可强健，则健全之国家，亦可因之而产出，庶我中华民族，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帝国主义自然闻风败走，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待废而自除，此非达到自由平等之地位也乎？”正是太极拳与国家危亡的紧密结合，以至于“当道诸公，提倡国术，不遗余力，用以振奋民族，尚武精神，引起国人之注意，而一般行政机关，学校法团，尤重于太极拳，风行所至，几遍全国。”由此可见，太极拳的盛行，从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是“当道诸公”政治意念的延伸，反过来，也是太极拳盛行的原因之一。
自杨露禅进京到杨澄甫广传太极拳，适值国运不济，国人体质衰落，各界仁人志士纷纷提倡强身御侮、强国强种。而杨露禅祖孙三代，为适应医疗保健需要，修订拳架，形成架势宽松，动作柔缓的杨派太极拳，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太极拳以健身为主的发展宗旨。
民国时期太极拳发展基本延续了这种发展宗旨，1921年蔡元培在为许禹生刊登在《体育季刊》中的《太极拳势图解》所作的序中称赞其书“手此一编，病夫无恐。”陈微明认为“太极拳是使强硬者复还为柔软之术，是反死机回于生机之途。”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就是，“夫太极拳者，非为神秘怪诞之幻术。亦非保镖护院沿街卖艺之技术也。乃自然界中一种自然自卫运动法、自然健身治疗法。”原本是用来技击的武术，倒成了一种健身手段。正如武术诗人、八卦掌名家，湘潭人杨敞(1886年-1965年)诗曰：“当初谁知太极拳，谭公疗疾始流传。功令推行太极拳，于今武术莫能先，谁知豫北陈家技，却赖冀南杨氏传。”正是太极拳积极调整自己的拳架，确立太极拳注重健身的发展宗旨，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才使得太极拳有了“于今武术莫能先”的地位。
2.2 技术体系的完善是太极拳盛行的基础
2.2.1各个流派的共同发展
太极拳流派或称“派”是太极拳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太极拳不同技术风格、特点的拳种和拳系的一种具体分类形式。从明代河南温县陈家沟太极拳一脉的出现，经过三百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到民国时，已经发展成为以陈、杨、武、吴、孙为主体的太极拳五大技术流派。太极拳主要技术流派的形成是其成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民国时期，先是杨派太极拳独领风骚，在全国享有盛誉;由武禹襄所开创的武派太极拳也在其三传弟子郝为真等人的努力，传播甚广;在杨派太极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吴派太极拳也是代有传人，在民国时期也成为太极拳重要的一支;孙派太极拳在郝为真所传授武派太极拳的基础上，融形意、八卦、太极为一体，1919年编著出版《太极拳学》，标志着孙派太极拳的形成;而陈派太极拳作为一种较为原始的太极拳流派，也由1924年陈派太极拳家陈照丕、陈发科的先后进京，融入了整个太极拳的发展潮流之中。
各大流派的在民国时期的彰显，极大的丰富了太极拳运动的技术形式，凝练了太极拳的技术风格和特点，并且造就了一大批太极拳名家，共同促进了民国时期太极拳的发展。
2.2.2 技术内容的规范
太极拳的技术内容主要包括套路、器械以及对练(推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太极拳如其他拳种一样，在传统的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下，无论是技术内容、套路名称还是技术要领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这无疑对于太极拳的传播与发展会产生很大的阻碍。
民国时期，各个流派的技术内容均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面向社会，如杨派太极拳家杨澄甫所出版的《太极拳体用全书》、孙派太极拳家孙禄堂所出版的《太极拳学》、吴鉴泉在康健杂志所登载的整套太极拳动作及名称，陈鑫的《陈氏太极拳图说》、陈微明的《太极拳剑》等等，这些著作当中多数拍摄了各自流派的定型拳架、描述各个动作的技术要求、涵盖了推手、器械等技术，使得各个流派的太极拳技术有了一个参照和准绳，使得太极拳的技术向着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是太极拳自身科学化发展的具体体现，也为太极拳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武术作为一种低俗文化，习武者地位卑微，一般民众也不屑于习拳练武。太极拳与其他拳术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境遇，其发展也一直是有术无学，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清末，武派太极拳家武禹襄开了文人研习太极拳的先河，其后继者李亦畲在其基础上也有发展，并形成了以《老三本》为代表的早期太极拳理论，但是相对于整个太极拳的发展来说，这种情形却是凤毛麟角。而到了民国时期，太极拳的学术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理论著述不断涌现。这些理论著述阐述了太极拳的技术、源流、功能等多个方面，改变了以往“代有名家，苦无专书。辗转流传，扬镳分道。有志之士，虽竭毕生精力以求之，每徘徊歧路，劳而无成。是以强国健身之术，仅资市井闾巷茶余酒后之谈”的窘况，而且这些作者“尤以文人学士研究是拳著述日多。”如杨澄甫的弟子陈微明曾任浙江求是书院舆地学教授、清史馆纂修等职，是一位颇有学识的文人;《太极拳考信录》的作者徐震善国学，曾任武汉大学和暨南大学国学教授，还有唐豪、吴志青等人。这些“文人学士”致力于“使武术成为有系统、有学理之体育”。他们参与太极拳的研习，并著书立说，使得太极拳从一个单纯的“术”，成为一个“术学并举”的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太极拳的品位，使得习练太极拳成为一种时尚而高雅的运动，并广泛地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
中国近代，由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民族屈辱感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武术界的爱国人士，也希望通过武术来强健国人体魄，振奋民族精神，大量的武术组织便不断孕育而生。太极拳界也是如此，其中较为著名的有1926年5月陈微明在上海创立的致柔拳社;1927年武汇川在上海成立的汇川太极拳社;1926年9月叶大密在上海成立的武当太极拳社;1932年吴鉴泉在上海成立的鉴泉太极拳社。这些都是一些专门的太极拳组织，此外还有众多的武术组织将太极拳作为教授内容。
3 结论
正如列宁所说的：“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至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意见所迷惑，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是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么产生的，在发展中经历了那些阶段，并依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是怎样的。”[14]纵观民国时期太极拳的发展，是时代赋有了它发展的契机，同时也是太极拳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结果。以史为鉴，太极拳必须紧扣时代的脉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积极调整完善自身的发展，为大众健身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