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小麦的地区，不论是关中平原，还是后来华北平原的一些农耕区，农民们不得不连年耕种，最后让土地陷入万劫不复的盐碱化境地。大批农民失去了稳定的粮食收入，揭竿而起就不可避免了。
只有读懂了中华大地上的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的古代历史。
有了粮食，人才有了赖以生存的条件，人得以生存了，才有了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税收。古代中国最大的经济秘密是，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
用狗尾巴草填饱肚子
要读懂中国历史，我们得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狗尾巴草和粮食能扯上什么关系？其实人类驯化的各种农作物，不论是麦类、粟类、稻类，还是其他粮食作物，大都属于禾本科，而禾本科植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野草。说句玩笑话，我们现在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吃草。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中国人驯化狗尾巴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万年前。粟，按照我们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谷子，我们早晨喝的香甜的小米粥就是用粟做的。反过来说，狗尾巴草是粟的野生种，也叫莠，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粟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的词典里有“良莠不分”的说法。
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粟、黍和菽，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它们的现代说法分别是谷子、黄米和大豆。从读音上看，这三种作物名称很相近，为什么古人会如此称呼这些农作物，是件有趣而令人费解的事情。三种作物最重要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耐旱和耐贫瘠植物，而且生长期又比较短，非常适合中国北方旱地种植。而且，先秦时期农业技术很原始，可谓是刀耕火种，所以这三种非常皮实的作物就率先从百草中脱颖而出，被古代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当时的主要食物。
夏朝和商朝曾被人们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可见这种家养狗尾巴草的重要地位。不过，当时人口还比较少，人口密度很低，天底下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泽，人们可以获得的食物来源是相当多的。有人统计过取材先秦的诗歌集《诗经》，305篇诗歌中，有141篇492次提到动物，144篇505次提到植物，许多动植物都是当时人们的食物。就拿《关雎》一文来说，就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句子。所谓“温饱思淫欲”，吃不饱肚子，怎么能有力气唱歌弹琴追美女呢？
这种田园诗般的时代注定要远逝，就像童年很美好，但终究要流逝一样。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必须开垦更多的荒地，专门种植那些产量比较大的作物，以满足大量人口的食物需求。
这其实就是有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观点，人口数量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1、2、4、8、16……而从环境中获得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是以算术级数上升的，1、2、3、4、5……人口总是增长得更快，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悲观地认为，只有战争和疾病才能干掉多余的人口，解决人口和资源之间增长速度不一致的矛盾。
但是，如果打不赢别人，抢不到更多的地盘；又没有爆发瘟疫导致非战斗减员80%，人们总不能像北欧的旅鼠那样，在鼠口爆炸的压力下纷纷跳海自杀吧？尤其是土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之后，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了。除非远遁山林，否则人们必须琢磨，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如何获得更多的粮食，装满自己的粮仓。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而面对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粟这种产量很低的作物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就在这时，小麦闪亮登场了，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纷纷成为小麦的狂热粉丝，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然而，小麦却不是我国驯化的作物，它的故乡在遥远的西亚，那里也是人类最早的农业起源地。距今约1万年前，那里的人们在平地上种小麦和大麦，在山坡上放牧山羊和绵羊。那时候的人们获得一种新的农作物的喜悦之情，不亚于我们今天获得一部苹果新型掌上电脑的感觉。此后，小麦的种子迅速地从西亚向四周蔓延。
小麦到达中国的时间不详，不过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发现的，在古墓的一个草编的小篓中装着小麦作为随葬品，距今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当地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磨麦器。新疆的发现提醒我们，小麦很可能是从西亚经过新疆传入我国北方的。史书上也曾经记载，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约会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可见当时小麦已经是全亚洲人民的大众情人。
商、周时期，小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粟，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以粟为尊贵之物，看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不过，嘴巴最终还是决定了脑袋，即使在古代原始的耕作制度下，单位面积小麦产量估计也是粟产量的两倍以上，如果水肥得力，产量会更高。
到了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取代粟，开始在各国的粮仓中成为主角，特别是秦国。
战国七雄之中，秦国位于西方，从地理上看，靠近西域，所以当地接触到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很早。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非常适宜种植小麦。所以秦国最后做大，并统一天下，是有着优良的环境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秦国的军队有多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就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年作战，经济基础则是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
这一点，司马迁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1/3，民众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就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到了汉朝，国家的管理者非常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许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在关中平原上大力推广小麦种植。
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动荡岁月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迎来了所谓的“文景之治”。《汉书》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积攒了大量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烂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数不胜数。
后人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后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持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等因素。这些解释固然都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关注更为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有许多种，有自耕农，有佃农，有农奴，但就古代中国来说，农民中的主力军是亿万小自耕农。如果这些自耕农的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仅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使皇帝再勤俭节约，以德治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够存留下来。正是因为在文景时期，借助着和平年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小麦，才使得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打下更多的粮食，于是可供上交的皇粮也就更多了。
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一些“盛世”，在那些以儒家思想为纲领的史官笔下，无一例外都是仁政的产物，是人品问题。但其实，有些“盛世”根本就是官样文章，吹出来的，而有些“盛世”则另有原因，并不是用一句“皇上圣明”就能概括的。文景之治就是一例，两个皇上并没有推行什么出色的政策，也就是节日的时候扶一扶锄头，摆个POSE而已。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有多少小麦可以重来
自秦国开始，关中平原能够长期稳定高产，还得益于郑国渠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界的黄金时代，当时什么稀奇古怪的思想都有，有主张兼爱天下的墨子，就有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郑国渠这个工程，就是韩国策划的很搞笑的一个阴谋。
战国七雄之中，韩国紧邻秦国，实力却最弱，随时有被强秦消灭的危险。走投无路之时，韩国想出来一条“妙计”，派遣本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鼓动刚上台的秦王嬴政在渭河流域开凿一条水渠，灌溉关中平原的万亩田地。兴修水利可是大工程，此计如果成功，短时间内秦国就没有财力、物力来进攻韩国了。
当时秦国虽强，但水利人才匮乏，郑国的到来让秦王喜出望外，立即让他主持这项战国时期的“三峡工程”。秦国的资源和人力被这个大工程卷了进去，的确没有力量开战了。没想到5年之后，韩国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掉郑国。生死关头，郑国对秦王说，我的确是间谍，但是如果水渠建成，却对秦国大大地好。我只不过让韩国多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却会让秦国万年受益。
要说秦王嬴政真是经济学的高手，立刻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依旧让郑国主持修水渠。历时十几年，水渠建成，名叫郑国渠。郑国这个超级大卧底能够名垂千古，完全是因为秦王广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远见。
说郑国渠的事情，其实还是要谈谈小麦。小麦属于耐旱的作物，所需的水分并不多。修建郑国渠，灌溉只是一个次要作用，主要的作用是用水冲掉田地中积攒的盐卤。黄河流域的农业区都属于季风气候区，季风来的时候雨量充足，但季风不来的时候却很干旱，土壤水分蒸发很快，却把盐卤留在土壤中，年复一年，农田就出现盐碱化，肥力大大降低，最后无法耕种。
古代中国人选择了种植小麦，同时也就选择了与盐卤作长期的抗争。虽然有郑国渠这样的水利工程来缓解盐碱化的趋势，土地肥力的下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个补救措施就是休耕，种一季就休耕一段时间，待土地肥力恢复后再种一季。休耕就意味着放弃了一段时间的粮食产量，对于古代中国的小自耕农来说，生活中一段时间没有收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种小麦的地区，不论是关中平原，还是后来华北平原的一些农耕区，农民们不得不连年耕种，最后让土地陷入万劫不复的盐碱化境地。大批农民失去了稳定的粮食收入，揭竿而起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次导致王朝覆灭的农民起义，都发源于小麦的种植区，比如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于山东莒县，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于河南洛阳，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爆发于河套地区，隋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山东、河北、河南，唐末的黄巢起义爆发于山东，明末的李自成起义爆发于陕西米脂……这些起义的导火索可能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有土地盐碱化的阴影。
唐朝是小麦最后的光辉岁月。在安史之乱前，沿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北方地区的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60%，南方地区则占了40%。当时北方地区基本上是小麦的种植区。唐朝对耕地的开发几乎达到了当时科技的极限，唐朝人口不到今日中国的4%。但耕地面积最高时可能达到了8亿~12亿亩，和今天全国18亿亩相比，已达到了50%左右。贞观之治其实和文景之治类似，都是长期战乱后，王朝利用和平时期扩大了小麦的种植面积，获得了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唐朝用占今天约50%的耕地，养活了占今天4%的人口，耕地看着似乎绰绰有余，但北方地区的耕地产量却已经是日薄西山。继粟产量不足引发的第一次粮仓危机之后，小麦产量下滑引发的第二次粮仓危机，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水稻坐上小麦的沙发
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对水稻一点儿都不陌生，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当时生活在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的古人就放火烧掉湿地中生长的灌木，在湿地中种下水稻类的草本植物。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7500年左右的时候，海平面曾经上升，从这些河湖的入海通道倒灌过来，我们的先民们于是筑起堤坝，阻挡海水侵袭，保卫自己的稻田。
和小麦起源于狗尾巴草类似，稻种也来自先民们对草类的筛选。不过对于江南地区的先民来说，他们当时主要以打鱼为生，每天享用海鲜大餐，多么惬意！而种水稻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他们其实并不太在意稻米作为食物的充饥功能，而是喜欢把稻米放入陶罐中发酵，获得美味的酒。当时食物来源丰富，人口又少，嘴馋也许是先民们种水稻的最初目的。
即使后来江南地区人口增加了，水稻成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稻米的产量依然不是很理想。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水稻的种植需要技术，需要在特定的日子栽培、特定的日子插秧，古人想掌握水稻种植的整套技术，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古代长期没有找到高产的稻种，而且一年只能种一季。当时没有现代的基因技术，培育一个新的稻种全靠一代代地筛选，一代代地尝试，一遇到战乱，科研工作可能就付之东流。
就在小麦无力养活中国人民的关键时刻，越南人民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友情赞助了一种优良的稻种——占城稻。占城稻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具有高产、早熟、耐旱三大特点，生长期很短，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从种到收，只需要2个月时间！
宋朝初年，占城稻被泉州商人从东南亚带到了福建等地，开始迅速占领长江流域的农田，宋真宗甚至专门派人到福建取稻种发放给其他地区种植。宋朝农民们发现，现在可以在农田中采取麦、稻轮种了，由于引进的水稻成熟期很短，所以可以一年中种一季水稻，再种一季小麦，单位亩产大大增加，休耕的次数也大为降低。而且水稻田经常浸泡在几十厘米深的水中，避免了麦田因为水分大量蒸发造成的盐碱化问题，土地肥力可以保持基本稳定。
优秀稻种的引入和推广，直接激发了宋朝时期中国人口的大爆炸，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北宋时期，全境人口约有1亿人，如果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方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北方地区人口一倍。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人口北多南少的局面彻底被扭转了。这个变化相当重要，因为国家的税收来自自耕农，南方地区人口数量多，就意味着来自南方的税收在国家税收中占的比重就大，国家的经济重心必然转移到了南方地区。从北宋时期开始，经济重心就从黄河流域逐渐过渡到了长江流域。农民的粮仓中，稻米取代了小麦，成为粮仓中的主角。
水稻抢占了小麦的沙发之后，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立刻体现了出来。北方歉收，有南方的水田保障粮食供应；南方歉收，有北方的旱地提供粮食来源。尤其是在大运河工程投入运营之后，南北粮食的调动更加方便了，救济灾民的效率提高，国家因此变得更为稳定。关于大运河的作用，本书第五篇有专门的叙述，此处不再赘言。
小麦统治粮仓的时期，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中国开始算起，到北宋王朝建立时的公元960年，中国一共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等十个时代，平均每百年多一点就会改朝换代一次。如果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那些短命的小王朝分开计算的话，朝代更迭的时间就更短了。
当水稻成为粮仓的主角后，中国一共经历了北宋、南宋、元、明、清五个王朝，如果算到公元1911年止，在950年的时间中，每个朝代的寿命接近200年。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北宋和它之后的王朝都因为广种水稻而延年益寿了。
农作物的生长有固定的周期，比如北方地区一年一熟，南方地区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在经济重心位于北方的时候，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长城南下侵袭，中原王朝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自己的农业生产被打断了，而且还要花精力抗击入侵者，各个王朝都纷纷表示压力很大。当水稻崛起，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后，中央王朝再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时候，就显得从容不迫了，毕竟游牧民族很少能南侵到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不会伤及粮食生产的根基。
但是反过来，由于经济重心在南方，中央王朝要北伐塞外，从南方调集人力、物力也十分困难，这也导致北宋之后的中央王朝往往难以对外开疆拓土，比如北宋与辽的对抗，南宋与金的对抗，以及后来明朝与蒙古的对峙，中央王朝都没有力气把疆域扩展到长城北面。
越南人民贡献的占城稻，让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宋朝首次突破了一亿大关，然后就进入了缓慢增长的时期。直到明末清初，国土面积虽然扩大了许多，把东北地区、蒙古高原、新疆和西藏都装了进来，人口数量也不过在亿左右晃荡，农耕区的人口基本上还是维持在宋朝的水平。毕竟粮食产量决定人口数量，可以耕种的旱地和水田，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种上了庄稼，新开垦的农田很有限，占城稻的产量也已经达到极限。
中国的人口数量要再创新高，只能期待新的农作物上场了。
感谢玉米棒子，感谢印第安人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给欧洲的殖民者带来了黄金白银，以及大量有待开发的土地。欧洲人一下子阔了起来，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准备好了迎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然而，哥伦布的发现似乎并没有在东方的中国引发激荡，中国甚至在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块美洲大陆。
其实，世界是一个整体，美国大平原上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会引起南美洲的一场风暴，这就是混沌学所说的蝴蝶效应。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仅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美洲的一些农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它们是：玉米、地瓜(即番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
这些农作物中，玉米棒子和地瓜对粮仓的贡献最大。明末清初的时候，不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能够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基本上已经开发完毕了，以当时的亩产，也只能支撑1亿多人口生活，再多生一批人，就得饿死一批人。就在这时，美洲的玉米和地瓜经过漫长的传播道路，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了中国。
玉米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农作物，北到俄罗斯、加拿大这样的苦寒之地，南到南美洲腹地的原始丛林，都可以种植玉米。所以玉米进入中国后，许多原来无法种植小麦的干旱、贫瘠之地也可以开垦了。相对于小麦，玉米的产量更高。虽然从营养价值看，也许要略逊于小麦，但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填饱肚子比营养价值要更重要。明末清初的这段日子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向无主的丘陵地带，他们在山坡上种植玉米，在山脚下种植地瓜，粮仓充实了，多要几个孩子也能养活了。
美洲印第安人贡献的农作物不仅填饱了中国人的肚子，还改善了中国人的伙食。古代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畜牧业不发达，于是肉类很少，虽然鸡蛋、鸡肉和猪肉含有丰富的动物蛋白，但贫苦农民却难以享受得到，底层自耕农的食谱中除了主食之外，很少会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富含植物蛋白的大豆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蛋白质需求，而且相对来说，大豆价格便宜量又足，是自耕农们改善伙食的好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中国人喝牛奶会拉肚子，喝豆浆却没事的原因，因为中国普通大众经过几千年的素食食谱熏陶，肠道中缺乏分解牛奶成分的酶。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花生和向日葵，给底层农民们提供了摄取蛋白质和油脂的其他选择，而且花生和向日葵同样可以在贫瘠的山区种植，这真是古代中国人的福音，两者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人们重要的零食。稍感遗憾的是，这两种作物提供的蛋白质也还只是植物蛋白。普通中国人(游牧民族除外)开始有能力消费牛奶制品，仅仅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辣椒让人涕泪横流还大呼过瘾，这种作物也是拜印第安人所赐，古代中国人的饭桌上又多了一种颇为下饭的调味品，而且辣椒巨大的需求量还激发了规模可观的辣椒生意。
从美洲传来的烟草作为嗜好品，在中国同样受到了欢迎，不论是上等人还是普通农民，许多人都喜欢饭后吞云吐雾一会儿，种植烟草让许多底层农民获得了比种庄稼更高的收益。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蝴蝶效应，在古代中国激发出更多的耕地和更多的人口。如果我们把清朝开始时中国人口按亿计算，那么仅仅100年后，经过康乾盛世，中国人口轻松地实现了翻番，突破了3亿。在本篇前面部分已经谈到，文景之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小麦种植的推广，那么所谓的康乾盛世，是否和玉米、地瓜的推广有关呢？
清朝的康乾时期，其实和汉朝的文景时期很相似，都是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更相似的是，农作物品种上有了重大的变化，文景时期是小麦逐渐取代粟成为粮仓中的主力军，而康乾时期是玉米、地瓜进入粮仓，与水稻、小麦一起充实了粮仓。如果没有玉米、地瓜、花生等作物的引入，康熙和乾隆就算是天纵奇才，也没有办法把已经达到极限的中国人口翻一番。
假如玉米和地瓜早一百年进入中国，在明朝中期就养活了更多的贫苦农民，也许吃饱了肚子的李自成就不会带领流民起兵，后金铁骑也根本没有机会中原逐鹿。历史不能假设，但从逻辑常识上看，康乾盛世是建立在玉米、地瓜的基础上的。没有3亿多自耕农上交的皇粮，清朝贵族们哪有架着鸟笼捧戏子的潇洒呢？
不要迷恋所谓的盛世，那都只是一些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