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古亚述帝国在一个非常广阔和稳定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处的国家证据稳定之后崛起了。从公元前10世纪末期亚述王国时期的两百多年征服战争，再到亚述帝国建立之后纳西尔帕二世、沙尔马纳塞三世、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等著名君主的对外大规模征伐战争。这使得亚述帝国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地跨亚非两大洲的庞大帝国，并且相继成为两河流域、古埃及甚至是中亚部分地区的统治者。
亚述帝国在长期的暴力征服战争中，将其原来那种颇为落后的民族仇杀，以及财富掠夺的行径全部带入其中，这就使得早期亚述帝国的征服战争颇显原始性。
尤其是在在对那些文明较亚述帝国先进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这种原始民族的掠夺性和仇杀性更是暴露无遗。
这种无止境的杀戮和掠夺战争的行径，随着亚述帝国势力范围的扩大，以及受到先进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得到抑制，特别是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的改革，更是针对帝国军队这种惨无人道行径的一个强力纠正。
与此同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还将更为人性化和注重实际统治需要的移民政策应用到了新征服的地区，这样不但可以最大程度缓解民族之间的矛盾，还能够促使荒凉地区的经济开发。
不过，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文明战争和统治政策，并没有被后续的统治者所继承，继任的萨尔贡二世不仅没有遵循移民政策，相反他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杀人掠夺的战争。
不过，从他开始，亚述帝国更加注重对于人口的掠夺，帝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统治者也就不会轻易地屠杀民众，就这样亚述帝国的社会经济开始迅速发展。
到了帝国后期，各地的统治危机相继爆发，尤其是人民起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让帝国逐渐衰落并走向灭亡。
铁器的运用，促进了农业、军事的发展，也改变了奴隶的命运
亚述帝国在公元前10世纪能够迅速崛起并发动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战争，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亚非交界地区的主要文明国家都处于自顾不暇而无力应付亚述入侵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亚述帝国内部已经出现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铁器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逐渐在亚述推广起来，有了铁器的加持，在农业上，亚述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保证国家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平稳运行。另一方面，在军队配备中，使用铁器打造的战争武器能够让士兵拥有更强的单兵和集体作战能力，铁器打造的坚硬无比的盔甲能够保证亚述士兵在战场上的存活率。所以说，即便经过了初期两百多年的对外征服战争，亚述依然能保持强大的军队作战能力和军事有生力量，这和铁器的使用是脱不开关系的。亚述帝国时期，相继实现了对于先进文明地区和落后文明地区的统治，这就促进了文明发展地区的生产力不断向落后地区的传播。
铁器的发展使得劳动力缺乏，战俘开始逐渐避免被杀害的命运铁器的使用很快就扩展到了帝国统辖全境，这对于克服自然地理环境，发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亚述帝国时期，不仅仅耕地数量在成倍增长，而且那些多山、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也能够被民众改造成为肥沃的农业区，与此相配套的就是完善的农业水利工程设施。
再加上森林资源的开发、矿产资源的开发等等，这些都离不开铁器工具的使用和推广。
长期的大规模战争使得亚述帝国拥有数量极其庞大的战俘团体，一开始的帝国统治者只是对于这些战俘以及当地民众进行杀害。但是随着帝国建设发展需要巨大的劳动力，这就使得帝国统治者开始接收并利用这些战俘。
这些战俘根据帝国的不同需要被转换为了不同角色，有的去军队服役、有的成为国家或者私人奴隶，他们在帝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亚述帝国的奴隶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国的发展，但是也留下了巨大隐患
亚述帝国对于战俘和被征服地区采取歧视政策，这使得亚述帝国的征服并不稳定亚述帝国虽然掌握了巨大数量的战俘，并且将他们分配到帝国需要的经济建设中去，然而他们对于这些战俘的态度仅仅是为了满足帝国统治者主观上的需要。
有些战俘成为亚述帝国军队士兵，在冲锋陷阵之时，这些战俘往往排在最前面，甚至经常会受到亚述士兵误伤。那些转化为奴隶的战俘生活更加让人不忍直视，他们没有丝毫的权力，每天从事极为沉重的体力劳动，尤其是在进行帝国的国家工程建设时，死亡率非常高。不仅在使用战俘这方面亚述帝国统治者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统治地方民众时，亚述帝国统治者依然没有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那些征服地区的民众，帝国政府采取了严重的民族歧视政策，不仅仅不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还不断加重他们的赋税征收。这使得他们本来就已经十分困苦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由此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一直都很高涨。
奴隶制度使得亚述帝国变得危机四伏亚述帝国是一个奴隶制政权，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处于高高在上的状态，统治着广大的帝国奴隶，他们包括王室贵族、帝国官僚、军队以及宗教祭司，这些群体掌握着帝国巨大的奴隶资源和经济资源。
与此同时，在当时经济十分发达的巴比伦尼亚有着大量的工商业奴隶主，为原始的帝国奴隶主增添了一种新鲜的血液。被奴隶主统治的除了大量的奴隶之外，还有一部分的自耕农以及小工行业主。
这些人无论从权力、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不能和奴隶主阶层相提并论，帝国政府对于自耕农的赋税征收也是比较高的，他们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名义上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
就这样在亚述帝国时期，奴隶主与广大奴隶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与此同时那些稍有自由的自耕农和工商业者也在社会发展中成为这条主线的有力支撑者，并最终成为帝国危机爆发的潜在者。
错误的民族政策，民族矛盾加剧，亚述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
民族调整政策的失误，使得矛盾更加尖锐亚述帝国虽然成为当时世界上进入铁器时代以来的第一个大帝国，并且能够将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区成功统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但是在其帝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调控中央与地方、中央与新征服地区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一直都是帝国统治者的心头之病。
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除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改革能够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解决，其他统治者似乎都没能关注到。
但是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缓解民族矛盾的移民政策，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行的这种移民政策，很多情况都是将先进地区的民族前往落后地区进行开发工作，试想这样的移民谁又能够轻易接受并且付诸行动呢?
所以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移民政策有着很大的强制性，不服从移民的民众必然会遭到征服的杀害，因此换个角度来看，这种移民政策似乎也在是民族矛盾不断加重。
在帝国建设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和政府残酷剥削，引发的阶级矛盾不断显现。这是亚述帝国长期以来充满掠夺性质大规模战争的直接结果，在当时的叙利亚地区，虽然亚述帝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于该地区的统治。
但是叙利亚人民起义始终不断，他们对驻守在当地的亚述军队进行了长期的反击，使得亚述统治者一直难以实现对于该地区的管理。
不仅如此，亚述帝国内部统治集团的矛盾也成为帝国不断衰落的重要原因。公元前721年，帝国发生了宫廷政变，当时帝国的巴比伦总督伊丁二世得到了迦勒底人的鼎力支持，割据了巴比伦城，自立为王，与此同时伊丁二世还和当时亚述的敌人埃兰结为军事同盟。
在伊丁二世的影响下，北非的腓尼基、埃及等地人民纷纷宣布起义，亚述帝国一时间危机四伏。公元权653年，国王的兄弟在巴比伦再度起义，并且联合了亚述贵族、阿拉伯人、埃及等地区的支持，亚述帝国最终解体了。
亚述帝国的历程，给我们留下来诸多启示
亚述帝国能够崛起，说明国家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能够充分抓住当时难得的国际发展机遇，以及能够充分利用内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的优势，可以看出，帝国的出现，表明这些优势和机遇都得到了统治者的积极把控和利用。
不过正是由于亚述在向帝国这一形态的转变过程中，原始战争的性质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才导致了后来的危机。
任何战争一旦被屠杀和掠夺行为所充斥，这就表明这种战争一定会引发当地民众最大程度的反抗，即便能够通过绝对的军事进攻，和高压政策实现对于征服地区和人民的统治，但是这种已经深入骨髓的反抗情绪是不可能轻易消除的。
另一方面，亚述帝国固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如此大规模和远距离的对外军事征伐战争中，这对于帝国的经济是一次次巨大且严峻的考验。
一旦经济基础崩塌，那么帝国数个世纪的征服战争成果也最终会毁于一旦，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改革，针对的就是当时已经深陷战争泥沼帝国境遇的一次尝试性解决办法。
亚述帝国在统治和扩张方面都有着非常欠缺的认识和行为，这也就使得帝国尚未完全站稳脚跟就在内部人民起义和外部民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迅速崩塌。
帝国从建立到解体，统治者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征服地区民众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相反为了弥补长时间战争对于帝国经济实力的损耗，帝国统治者加强了对于各地民众的剥削，最终帝国难逃地方民众起义和统治集团内部争权而导致灭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