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所以名垂千古，主要在于众多军民宁愿投海也不愿投降元军，一直被后人看作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那么，历史上真有如此多的人殉国吗?
据史料记载，崖山之战后一天，即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七日早晨，海上浮尸十万。陆秀夫的尸体被百姓们找到后安葬了;小皇帝赵昺的尸体则被元军寻得，只见一眉清目秀的小儿身穿龙袍，头戴皇冠，身上还挂着一个玉玺……
之后，元兵将玉玺交给张弘范，张弘范确认这小儿是赵昺，派人寻回，然而赵昺的尸体已经下落不明。据说被百姓埋葬在了广东深圳赤湾村里，至今仍存。崖山海战后，宋室覆亡。元将张弘范命人在崖山岩壁上雕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
陆秀夫的纵身一跳，不仅跳出了一段“神话”，还将自己载入了史册。
也许，这段场面过于惨烈，连元代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详细记载。只是，在《宋史》的文字之中，简单地描述了当时跳海的人数有十万之多。文字记载虽然不够详细，但已经为历史提供了足够的考据。
然而，单凭这一点，就能确定当时的场景，真如文字描述的那般数字庞大吗?
其实，在陆秀夫跳海之前，先是逼着自己的妻子跳了海，从自家做起，举家殉国，这一点连元朝的统治者都佩服不已。和陆秀夫一样，被人记住的还有刘鼎孙，但是，这位先生跳了两次，才最终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想来，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这么一跳，主要是为了做一个“表率”，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老百姓：与其被元军杀了，还不如自行了断，这样更痛快一些。而这种举动放在现在来看，可以用“残忍”二字来形容了。
那么，这种大规模的“灭口”，仅仅是一种“忠君”或者“忠国”的表现吗?
其实，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冲突发展到极致后的一种结果，而正是战争才解决了这种冲突。要知道，从古到今，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平衡应该是最为公道的一种做法，而不是通过一场战争来创造“神话”，如果这样，那是不是场面越惨越好呢?
然而，可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亡国之际，宋朝军民长途跋涉了那么久，还会有多少人跟着呢?这个不难计算，首先，后宫人员本来就很少，再加上大臣，即使全家一起也凑不齐十万数字。所以，这十万数字的结论，极有可能是由于心理上的恐惧而产生的。
当时，由陆秀夫、刘鼎孙二人带头，已经给了跟随者心理上一个暗示，让他们在心中认定：自杀就是自己的唯一出路。虽然，大家对于生是如此的渴望，但是，在恐惧中也就只剩下了这么一条路了。
另外，也不排除是陆秀夫、刘鼎孙二人逼着老百姓跳海的可能。
本来，在他们的眼中天下都是皇帝的，老百姓也不过是皇帝的私人“东西”罢了。既然皇帝都不能活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世间?当然都得随着皇帝一起“走”了。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只能说明跳海事件是殉葬制度的一个延伸罢了。
这么看来，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有可能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陪葬悲剧。而用十万人陪葬，是不是有点太“暴力”了?与此同时，还被后世冠以“殉国”的大帽子，让大家觉得这一切都是“自觉”发生的。并且，老百姓一直都是是盲从的。
因为，他们认为官方说的话，即使不正确也得照做，根本就没有想过拒绝，因为，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似乎也没有其它选择。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听话呢?
当时，有个叫张世杰的人很有主见，觉得可以去别的地方再建一个政府。但可惜，张世杰的想法被其他人阻止了，并被迫离开了崖山。
然而，除了崖山，就没有其它退路了吗?
可能大家已经忘了，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海南，它再小，也能容下这么多人。但为何大家宁愿一死，也不愿去海南呢?是和面子有关吗?
其实，在宋代时期海南是收容流放人员的。曾经，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的海南岛儋州。可以说，在当时流放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了。所以，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后来流放海南的还有许多主战派的大臣。
所以，一想到自己要逃往海南这个流放之地，这些人是不是觉得有种打脸的感觉?明明有生路，却为了颜面，让大家陪着皇帝一起跳海，这种做法似乎有点过分了。
这里，我们暂且不管这十万数字是否属实，也暂且不管为何有那么多人一起跳海。其实，在很多人的眼中，崖山之战体现的爱国情怀也许就是皇权思想在作怪。在最后一刻，虽然，都要维护皇权的“尊严”，但这么一跳真的可以改变历史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纵身一跳的行为只不过是空耗生命罢了。
如果人口的消耗可以改变历史，那未尝不可尝试一下。但是，以这种“自残”的方式宣告自己“不服输”，只会让对方高兴。因为，在历史上，最难统治的就是“人心”。试想一下，一个国家，最有“节气”的那些人都没了，他们还担心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