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孙中山，相信大家都在熟悉不过了，他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者。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长久以来，关于孙中山先生的死因，普遍说法是肝癌晚期不治。然而根据一些历史文献考证，从医学角度来说，孙中山死于肝癌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孙中山究竟死于什么病症呢?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大喜过望，电贺冯玉祥等人“义旗事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丞欲决定，拟即北上，与诸兄晤商。”很多人担心“北方时局动荡，形势险恶”，不赞成孙中山贸然动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离粤北上宣言为统一中国，先往上海发表主张，如北方能同意，然后与之合作”。11月10日，《北上宣言》出台，概括起来就是两项政治诉求，一是召开国民会议，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
令人遗憾的是，孙中山北上途中病倒了，滞留天津期间总也不见好转，德国医生施密特提议，不如前往北京实行手术。12月31日，下午4点钟，一列火车缓缓驶入前门东车站，孙中山强打精神，执意步行下车，向欢迎的人群含笑致意，随后乘车入住北京饭店。为了进一步确诊，施密特与协和医院的医生们建议通过外科手术探查病情，但孙中山没有接受，只答应使用保守的内科治疗。
1925年1月20日以后，孙中山的体温和脉搏出现异常，毫无规律，接下来的情况更糟糕，眼球开始呈现黄晕，甚至不能饮食。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临床判断“肝脏作脓，侵及他部，非施行手术不可”。26日下午，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外科主任、美国医生邰乐尔主刀，代理院长刘瑞恒亲自担任助手，施密特、克礼及其他医生悉数到场，还特别允许汪精卫、孙科、孔祥熙等人进入手术室。
结果令人沮丧，孙中山的肝部坚硬得像块木头，癌细胞早已四处蔓延，在场多数人担心“施刀割去，立时殒命”，只得吸出部分脓液，立即缝合。手术后的头几日，孙中山的病情有所缓解，但在短暂的稳定后再次急转直下，刘瑞恒、克礼只得全盘尽告不治病状。
孙中山决心勇敢战胜病魔。协和医院启用镭锭进行放射治疗，然而连续八九天累计放射四十多小时，病情仍无好转迹象。2月17日晚上，刘瑞恒代表院方郑重致函孔祥熙转孙中山家族，直言“孙先生所患为肝癌最末时期，已无生存希望”。18日中午，孙中山在宋庆龄、孙科、汪精卫、孔祥熙及克礼医生和医护人员护送下，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秘书处发布启事：“此次迁入行辕，专为养病，一并宾客概未接见。凡到访者派员招待，惟以询问病情为限，关于军国之事，暂时停止谈话。”
孙中山的病情牵动各方，党内元老纷纷聚集北京。李石曾、张静江、宋庆龄等说服孙中山，改服中药，再结合西药治疗。孙中山一生不信中医，但事到如今也只好不妨一试。
北京中医陆仲安曾给胡适、张静江治过病，疗效十分显著，汪精卫通过胡适延请其来，最初两剂中药确有效果，孙安睡良好，气色转佳，脚肿神奇般消失了。但第三剂下去，孙突然腹泻不止，“排出粪便其色甚黑”。克礼摇头说：“肝癌之扩散并未因服中药而停止，中药只可有益睡眠，减轻痛苦。肝肿日大，家属等勿存奢望。”
陆仲安束手无策，转请上海名中医唐尧钦、周树芬合诊开药，结果不特未能止泻，反而致使小便短赤，排泄困难，至此彻底停服中药。
何香凝从广州赶来帮助照料，看着躺在床上的孙中山和日夜侍病的宋庆龄，不禁眼泪直掉：“大家都很巴望孙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继续领导我们建设这个他亲手建立的国家。想念着革命的前途，人人心里都感觉惶急，生怕他的病万一治不好，将来怎么办呢?”
2月24日，孙中山痛苦地有些快要支持不住，医护人员轻声关照家属、党人：“先生处于极危状态，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的，现在恐怕已经是到时候了。”众人万分悲痛，公推汪精卫、孙科、孔祥熙、宋子文请立遗嘱，走到床前，四人均不知该如何启齿，似睡未睡的孙中山先开口：“你们有什么话尽管直陈。”
汪精卫想了想，委婉地说：“当先生进入医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假设不痊愈，我等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知道先生有信心抗病魔，我们也愿意帮助先生抗病魔，但在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些许教训，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
“我死之后，敌人更将向你们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你们软化，你们不怕吗?”汪精卫表示“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先生教诲我等甚久，应该相信我们”。孙中山闭目点头：“我已经著有许多书了，你们要特别注重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当场记下，随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政治遗嘱初稿，加以增补修饰，全文读给孙中山听，孙听完后无异议。接着又读宋子文草拟的家事遗嘱，孙亦赞成。
汪精卫本想请孙中山即时签字，但宋庆龄在室外早已泣不成声，孙对汪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的。”据何香凝回忆，汪精卫等人后来综合考虑，改“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山东医生王纶留学日本，推荐一种新药“卡尔门”，3月1日起连续注射五次，孙中山的脉搏、呼吸渐次平均，不过腹水增涨如故。勉强注射至第七次，王纶彻底失望，长叹“药力不敌病势，虽对症亦无效”。
3月11日晨，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开始散光，难过地提醒汪精卫：“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宋庆龄忍痛含悲地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仅不可以阻止你们，还要帮助你们。”弥留之际，孙中山一度比较清醒：“我这次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的。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
中午，宋庆龄托着孙中山颤抖的手腕，先后在政治和家事遗嘱上签下“孙文，3月11日补签”，稍后又用英文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下名字孙逸仙。病房的空气几乎凝结，汪精卫在笔记者下面签名，在场的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敬恒、邹鲁、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等九人，则在证明者下面签名。
3月12日9时许，孙中山口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9时30分，一代伟人溘然长逝。鲜为人知的是，尸检病理报告显示，孙中山的不治之症“实为胆囊腺癌伴有胆囊管梗阻，直接扩展到肝及横膈”。
历史证明，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奋斗终身，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始终在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由衷的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