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在说这个电报的事情，很多人非常的好奇这个电报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还有当时进入中国的具体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又面临了那些问题等等，更多的我们也不说了，大家对这些感兴趣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相信的分析揭秘看看了，期待大家加入哦。
当翰林院高材生第一次见到电报机，就被惊叹到了。
相比传统的驿站、信鸽和烽火，用电报传递信息可谓迅捷无比。电报的实际应用始于1830年代，随后便进入高速扩张期——1850年代，英国、法国与荷兰等国接通了海底电缆;1860年代，海底电缆横跨了大西洋。1870年，英国又敷设完成了自本土经印度至新加坡的海底电缆，东亚的讯息瞬间便能传回伦敦。
世界正在由电报联为一体，但电报线却迟迟无法进入清朝。1862年，俄国公使请求修建北京-天津的电报线路，1863年英国公使提出修筑恰克图-海口的电报线路，均被总理衙门否决。明面上的否决理由，是总理衙门对电报的运作原理“尚未能逐层了然”，须待弄明白了之后再讨论;以及认为民众会以妨碍风水为由群起破坏电报线，继而引发外交纠纷。
台面下的真实忧虑，则见于总理衙门1865年向各省将军督抚下达的指示。指示要求他们竭尽全力阻止电报的进入，理由是洋人有了电报线路后，相隔数千公里也能瞬间传递消息。朝廷的公文还没送到，洋人便已先得到风声，必然会给国防与外交带来巨大的麻烦。
所以，当丁韪良在1869年成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时，清朝内部仍然没有半根电报线。
同文馆的职责，是教授清廷挑选入馆的旗人子弟，让他们学好英语、天文与算学。但丁韪良对这些学生的期望不止于此。他见识过电报的便捷，所以一边教10个学生英文，一边向他们介绍如何使用电报。丁说：“我因为想把这宗新奇的发明介绍到中国来，自己曾经在费城上课听过讲，并自费随身携来了两套器械，一套是Morse制的，一套是备有字母盘的，容易学习。”
教学生如何收发电报容易，让清廷同意引入电报这项技术却要困难得多。丁韪良的计划是走高层路线。他前往总理衙门，请求他们“派人到我家里，来看我做电报实验”。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派了四个汉人前往。奕䜣选这四个人，是因为他们曾协助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彼此多少有些交情，对“洋学”的成见也会少一些。但实验没有引发丁韪良期望中的反馈，他观察到，这些人对电报这项新技术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
“我作实验的时候，他们只是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
相比正在极大地改变世界面貌的电报，包括翰林院高材生在内的这四位参观者，更喜欢丁韪良提供的“带磁性的鱼、鹅”之类的玩意，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制造精良，为之“抚掌欢笑，叹为神奇，玩了很久”。丁只好感慨说，这些人在文学上是成人，在科学上却还是个孩子。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电报技术在1860年代的重要性。
丁韪良担忧这四位“科学上的儿童”提供的报告，可能会产生与期望相反的效果，让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对电报生出更多的偏见。于是又决定带着电报机前往总理衙门，请这些官员亲自下场体验。那是一个清晨，总理衙门的众大臣集体围观并上手操作了电报的收发。丁韪良回忆说：
“一切进行都很顺利，各老大臣都和秘书们是一样的孩子气，不过秘书们是弄着带磁性的鱼、鹅玩，他们却是弄着电机玩，时而发送信号，时而把铜丝缠住身体，时而闭塞电路，时而接通电路;看见电花飞跃，报鎚上下，则狂笑不已。作完实验，照例就在衙门早餐，是时在座的客人除我以外，只有赫德一人。”
现场表演很成功，众大臣对电报机兴趣浓厚。用餐中，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丁韪良说，这场表演是一件“有益的小事”。丁韪良不同意赫德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户部大臣董(恂)看来也不是一件小事，他常常来看电机，仔细研求，居然学会了发报的方法。他又帮我制成一套字母，报针指着两种记号便可拼成一个字，简便得很。大学士文祥也认为我的电机有用处，来看过多次。”
董恂和文祥对电报机的兴趣，似乎给丁韪良带来了某种错觉，仿佛电报技术的引入即将成功。但赫德的判断才是更准确的。这场成功的表演确实只是一件“有益的小事”，距离将电报引入清朝还非常遥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丁韪良将电报机放在总理衙门一整年，以提醒众大臣不要忘记此事，结果却是电报机落满了灰尘，电报建设没有任何消息。失望的丁韪良只好去总理衙门将电报机带走。他有些难以理解，为何奕䜣、文祥与董恂这些人，明明对电报很感兴趣，却始终无意推广这项技术。
其实，整个1860年代，清廷内部一直在讨论引入电报技术的利弊。洋务重臣中也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比如沈葆桢在1865年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洋人用轮船送信，已经比中国的驿站邮递快出许多，利用这个时间差，洋人在公事上给大清制造了许多麻烦，“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观听”，如果再允许洋人设立电报线，让他们用电报传递信息，再刊发在报纸上，便可以迅速造谣，我们用驿站去核实、传递信息却慢得要死，麻烦会更大。1868年，总理衙门为应付中英修约，召集地方将军督抚共商国是，几乎所有参与讨论的地方督抚将军，都反对“允许洋人修筑铜线铁路”。
但沈葆桢们也明白，长远来看，电报技术终归是个好东西。沈拿长城来做比喻说：“秦筑长城，当时以为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现在搞电报修铁路对大清有害;但在未来，却对中国大大有利。那该这么办呢?只好是“如能禁使弗为，则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现在能抵制多久就抵制多久，等到抵制不住了，也不能让洋人来修，须由清廷自己来建造电报线路。丁韪良的电报机表演受到总理衙门的欢迎，电报建设却迟迟没有动作的核心缘故，便在于此。
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对陌生事物的畏惧而产生的鸵鸟心态。官员们但求无事，读书人又多怀有“固仍泱泱大国也”的心态，于是，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因电报技术发生变化，清廷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始终坚守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老智慧”，绝不放一根电报线入境。
但“古老智慧”却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下，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先是英国人利用清廷对国际法里的“领海权”缺乏理解，在1870年代初，以海底电缆的形式，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香港等城市用电报联结了起来。总理衙门面对既成事实无可奈何，只能以“线端仍不得上岸”为由，不许这些电报线离开海面进入陆地。洋人的办法，是在水面上安置一艘船，将电报线自水中引入船舱，以规避总理衙门不许线路上岸的政策。
再然后，便是在1874年的日军侵台事件、1879年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和1879年的中俄伊犁交涉中，清廷屡次因信息传递不畅造成重大损失。日军侵台事件发生后，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质问，却因为清朝没有驻日使领馆，与日本外务省也无电报连接，只能把质问的公文托付给一名顺道赴日的英国人。此人因个人事务在途中耽搁颇久，公文在路上竟然走了23天之久。等日方的回复抵达总理衙门，又过去了差不多40天。此时日军在台湾的行动早已结束。中俄伊犁交涉的情况也是如此，电报从俄国发出，经海参崴、长崎到达上海(借助洋人的线路)只需要一天，但上海与北京不通电报，用轮船送信要六七天，用驿站最快则要十多天。这直接导致前方交涉团队与后方决策团队之间长期存在一个月的信息差。俄国就中取利，收获颇丰。
这些沉重代价换来的，是1881年12月，清廷自建的电报线路终于正式进入天津;1883年9月，又进入了京城郊外的通州。
至于北京城内的总理衙门响起电报机收发信息的声音，已是1898年的事情了。此时，距离丁韪良尝试引入电报技术、而被翰林院高材生轻蔑回应“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已过去了差不多三十年。
参考文献：
[1]《海防档丁·电线一》。
[2]丁韪良:《同文馆记》。收录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172页。
[3]王庆元、王道成：《沈葆桢信札考注》，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192页、第215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三，第5页。
[5]刘海波、郭丽编著：《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54-57页。
[6]《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7]钱春霞：《台湾事件与清政府反应》，收录于《沈葆桢巡台一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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