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康是后相的遗腹子,启的曾孙,禹的玄孙。在后羿“因夏民代夏政”,太康、仲康相继死去,后羿又把仲康的儿子后相也躯逐出去。这样,后相只得投奔同姓诸侯斟灌,在这种情况下,原夏王朝的一些拥护者也纷纷投靠斟灌氏。随后,寒浞阴谋杀死后羿,霸占了他的妻子、财产,掌管了夏的朝政。他又担心后相的势力壮大复兴,于是寒浞又派儿子过浇杀了斟灌,后相逃往斟寻。过浇又追杀至斟寻杀死后相。
后相妻已怀有身孕,在战乱中从墙洞中爬出,逃回自己的娘家有仍氏。不久后相妻后缗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少康。少康从小聪明过人,并在他母亲的教育下,立志要报仇雪恨,夺回自己的国家,复兴夏王朝。
这时寒浞已死,政权已由过浇掌握。当过浇听到后相有一遗腹子在有仍那里的消息后,即派人前去捕杀。少康逃往虞国。虞君把少康隐藏起来,并把纶地送给他。从而少康在纶地逐渐积蓄力量,终于“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同时,有原夏王朝联盟人员前来汇合,和招收斟灌、斟寻二国的残余人员,形成少康复国的力量。
少康历数后羿、寒浞、过浇的罪行后,杀奔夏邑推翻了过浇的统治,夺回了王位,恢复了夏王朝,经过三年的恢复生产和稳定局势后,即进行治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国力等一系列措施,促使国家的巩固与繁荣,因而国家威望很快得到了提高。即“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史称为“少康复国”或“少康中兴”。
少康能够中兴,从根本上说,既取决于少康的能力与手段,也有后羿、寒浞、过浇的腐败、贪婪、奸诈、凶残等违背客观要求不得民心的行为,只有从这二方面去观察,才能认识少康中兴的实质。
从少康方面考察能够实现中兴的原因有:
(一)从小接受他母亲的报仇雪恨,光复夏王朝的教育,和他过人的天赋,过浇对他的捕杀,更从反面激发他推翻过浇政权,夺回王位的坚定性。有虞氏就是看到了他的复国意志,所以把女儿嫁给他,并把纶地给他作为积蓄力量的基础。
(二)他的成长过程是接受磨练的过程。他管理过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他在有仍氏那里当过管理畜牧业的官,在有虞氏那里当过管理有虞氏饮食的官。因而使他具有一定的生产、生活知识和劳动者的感情。
(三)少康在纶地的经营中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发展生产,体察民情,积聚力量,即在纶地“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因此,这不仅积累了推翻过浇政权,夺回王位,复兴夏王朝的人力、物力,也为复国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经验。
因为,从氏族发展成国家,是直接参予生产、生活的单层次的劳动分工与组合,发展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的,既有剩余产品生产和剩余产品需求的矛盾,又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两种矛盾又不是相互分离,而是生产的一体化,消费的二重性,也就是生产是属于体力劳动者承担的经济层次,消费则既有体力劳动者的经济层次的需求,也有脑力劳动者的政治、思想文化层次的需求。
所以,脑力劳动从现象看,是与物质生产相脱离的权力层次,但从本质上看,又是剩余产品生产的需要。因为,要提高剩余产品的产量,首先,必须开发自然物质深层次的要素功能。如农业生产的水、肥、土和自然环境、农业工具的改进、创新等条件的创造;其次是建立一个安全、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再次是合理分配剩余产品。这些都是国家应尽的责任。
从原始社会到国家的建立,是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禹是从“禅让”取得王位的。夏启的取得王位虽然经过波折,但总是属于继承的,并非是他为社会做出贡献而取得的,因此,他并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而是属于继承他父亲的权利。所以在夏启主政时期就已经走上腐败,到太康时期则更为严重,而后羿、寒浞也同样没有把发展生产提高国家力量放在第一位。
少康则既有经受失国和过浇追捕的耻辱与患难,也有经营纶地奋发图强,和推翻过浇的统治,光复夏王朝的艰难历程。所以,在他夺回王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国力的措施,“三年,复田稷”。
可见,国家的建立,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发展成既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又有剩余产品生产与剩余产品消费需求的,生产的一体化,消费的二重性的对立统一体,它的表现形态,就是阶级矛盾。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发展剩余产品生产,缓解阶级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与安全。少康的发展生产、提高国力措施,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开创了夏王朝走向繁荣的历程。这就是“少康中兴”的根本原因。
《史记·夏本纪》没有记载这段历史,仅列出如下世系:“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纳,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缅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帝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羿、浞代夏政和“少康中兴”历史的失载,,后人认为是司马迁的疏略,这是对的。因为,这段历史反映的正是对国家本质特征的认识问题,是我国产生国家后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