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古地图，在这个地图上详细的对各个地区进行记载。但是除了这些显著的信息外，这个古地图背后还藏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消息。
对百姓的生存环境进行观察、测绘，以利于他们的生产生活，这也是古代氏族首领的一项“民生工程”。在历代的绘画作品中，曾反复出现作为中华民族始祖——伏羲和女娲手持测绘工具或仪器的形象。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抚万民，度四方”，这一时期，黄帝和蚩尤两大部落在“涿鹿之野”发生过一场着名的战争，这次战争地域跨度较大，而且双方阵营都有许多部落参与，如果不使用地图，很难想象当时双方如何指挥调度。此外，《周礼》、《周易》、《国策》、《管子》、《孙子兵法》等先秦典籍中，也多次提到“图”及其作用。可惜即使庞大坚固如九鼎，也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地图里的政治：忍看画图移颜色？
在华夏文明早期，鼎被视为象征政权的立国重器，其政治寓意不言而喻。这种寓意的最初来源，是否与九鼎的地图意义有关已不得而知。与之相类似的，地图代表国家则另成一流，同样传承下来。
《论语·乡党篇》提到，孔子“式负版者”，版即版图。国家地图因为代表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秦国自战国时期以后，就把吞并诸侯作为既定国策，并最终在秦王嬴政手中得以实现，这期间，就发生过一件跟地图有关的着名故事。
大地测量：行到天文测绘
要画出地图，首先要进行测量，古人的测量方法由简到繁，发展出诸多办法。据《春秋纬》说，五帝之一的炎帝，为了度量大地而远涉几十万里。大禹也曾派遣太章从东到西、竖亥自北至南步量国土，可见当时步量（踏勘）是大地测量的基本方法之一，以至于几千年之后，还有人把地图命名为《禹迹图》，意即大禹的足迹。
依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当时有一种记道车，可以计算行路里程，东汉张衡将其改进后称为记里鼓车。这种车利用差速齿轮原理，行车十里则敲鼓一次，敲鼓满十则敲钟一次，大大提高了里程测量速度。
立杆测影是利用测量日影的长度推测距离、位置的方法。具体方法是：在同一天的中午，在南北方向两地分别竖起同高的表杆（通常高8尺，相当于1.88米），然后测量表杆的影子，并根据“寸影千里法则”（日影差一寸，实地相距千里）推算南北两地距离，并把夏至日的影长为1.5尺的地方视为方形大地的中心。据《周礼》记载，这个地点在阳城（今河南登封），这也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
地图的材质的变化跟书写材料的演进相始终。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中发现的《兆域图》，是以铜为质基。纸发明以前，帛是重要的书写材料，现存最早的帛地图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和《长沙国深平防区驻军图》。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质地图是天水放马滩秦墓纸地图残片，该图线划清晰，纸张质地均匀。该墓主人葬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这也是造纸术在蔡伦之前就已发明的证据。
我们今天的地图多为彩色，古代手绘地图也用色多样，随着技术的发展，套色印刷地图得以实现。此次展出的明吴国辅、沈定之撰的《今古舆地图》三卷，是现存最早的朱墨两色套印古今对照历史地图集，其中黑色字是当时的地名，红色字是古称。
天下之中与天朝上国：古人眼中的世界
古代华夏族人将世界称为天下，认为“天圆地方”，自己处在方形天下之中，所以自称“中国”，这个观念延续了几千年才破除，而“中国”的名称却一直沿用至今。古人的这种天下地理观助长了唯我独尊的天下政治观，并对我国历代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利玛窦和后来的传教士教会了中国人使用经纬度定位法。《山海舆地全图》显示地球为圆形，这无疑使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和中国的地图学说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人们用实地测量和西方的经纬线投影法，历时10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就是一幅我国在科学的地理观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绘制的实测全国地图，其意义十分深远。然而这种地理观当时只是局限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直到20世纪初“忍看画图移颜色”，“天朝上国”的迷梦才真正破除。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古地图中暗藏的秘密，现在我们使用的地图只是标注了国家、河流、山脉。但是古时的地图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其内容涉及到了地理、政治，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古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