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万历皇帝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他早年在首辅张居正的辅佐下，励精图治，开创了有明一朝最辉煌的盛世，史称“万历新政”，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压抑了十年的不满和愤怒一起爆发，他开始了对他的师相的全面清算，当他亲政后，特别是中晚年时期，万历皇帝甚至多年不上朝，不接见大臣，历史学家对万历皇帝这种倦政的奇怪现象进行了多番考证，依然是众说纷纭，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万历皇帝如此倦政呢？
第一种设想是比较传统的，那就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就没有了约束，开始沉迷酒色，厌倦朝政。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皇帝消极怠政，昏庸无能，往往与沉迷酒色密切相关，甚至还有人说他躺在皇宫里抱着女人抽了三十年的大烟。他确实是一个好色的的皇帝，这个皇帝的身边尽是女人，当然了，如果是单纯的好色倒也好说，主要是他的“好色”影响到了整个大明王朝的发展。
在万历皇帝的私生活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宠幸郑贵妃，为了宠幸郑贵妃，他将恭妃王氏(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以及皇后置于脑后，按说后宫争宠是常事，然而，王恭妃与郑贵妃之争，却使大明王朝深陷复杂的政治危机之中，最终导致党争不断而覆灭。
万历皇帝对皇后并没有兴趣，于是与宫女王氏有染，生下皇长子朱常洛，王氏母凭子贵被封为恭妃，不过万历皇帝对王恭妃并无感情，他真正爱的是郑贵妃，并与郑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在生子之后，郑贵妃立马加封为皇贵妃，而王恭妃直到许多年后方才加封，万历皇帝对待二人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皇帝是倾向于立朱常洵的，可是，册立长子为太子是基本原则，朝中大臣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向万历皇帝建议立长子为太子，这一点很不合万历皇帝的意愿，加之郑贵妃不断地吹枕边风，万历皇帝曾下决定立朱常洵为太子，甚至还曾给郑贵妃写过保证，却受到朝中大臣与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的极力反对。
万历皇帝迟迟不立太子，看似是皇帝的家事，其实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大问题。朝中大臣为此争论达十五年之久，派系林立，党争不断，内耗可想而知，历史上称之为“国本之争”。直到一六○一年，万历皇帝迫于压力，终于封朱常洛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他和郑贵妃都始终不甘心。
直到有一天，郑贵妃决定铤而走险，刺杀皇太子朱常洛，于是爆发了明末三大谜案之一的“梃击案”，朱常洛脱险后，马上向万历皇帝汇报了这件事，并将矛头指向郑贵妃，朝中不少大臣本来对于朱常洛就是较为同情的，形势开始对郑贵妃不利，福王的支持率瞬间下降，朝廷大臣纷纷站到了皇太子那边，福王这才离京就藩，也有人认为，“梃击案”是朱常洛所用的“苦肉计”，他想通过这个方式，陷害郑贵妃和福王，从而达到逼福王离京就藩，稳固太子地位的目的，此时的万历皇帝，不得不放弃立福王为皇太子，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宠幸郑贵妃直接导致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也导致了“梃击案”，使得朝局变得异常复杂，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内耗极其严重，毫无公义可言，在混乱的局势下，整个大明王朝开始摇摇欲坠了。
万历皇帝对于这场“国本之争”其实是很反感的，他的意愿没有实现，而且还受到了道德的指责，在这场争论中，万历皇帝是一个失败者，他没有使朱常洵获得太子之位，从家长的角度来说，他败家，从皇帝的角度来说，他败国，这也就产生了关于万历皇帝“懒散”的第二个设想，那就是他根本不想参与这种争论，他更没有兴趣和朝廷大臣长时间地讨论所谓的国家大事，他只想自己乾纲独断，自己说了算！这种无休止的争斗实在是让他烦恼，特别是对于万历皇帝的心理来说，他更是厌恶，这是在挑战他作为皇帝的权威，于是，他反感，厌倦，到了最后就是灰心、绝望、放弃。然而，“国本之争”只不过是党争内耗之中的一件事情而已。
其实万历皇帝在位期间也曾做过很多大事，比如万历援朝战争，播州之战等，这些都是万历皇帝乾纲独断所做的重大决策，事实证明，这些决策都非常英明，可见，这是一个喜欢自己拿主意，不喜欢听别人指导的人，确实遗传了朱元璋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