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故宫建院90年大庆，为此，特举办了“《石渠宝笈》特展”。展览一经推出，立即引发火爆场面，每天都有众多观众顶着北京秋天的烈日排队6小时，欲一睹国宝真容。而这万千观众的首要目标，则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
这幅享誉千年的名画，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唯一作品，因其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生活的面貌，向来有北宋社会“百科全书”之誉。在画卷上，人物繁多，场面浩大，盛世下的北宋宣和年间的繁盛之态一一毕现。因此，较之此画艺术手法的高妙，其所再现的天水一朝的城市人文样态，显然更引人瞩目。
众所周知，宋代是我国经济工商业发展的一大关键，尤其是新兴城市集镇的出现，初步形成了市民阶层，从而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起点。某种程度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正是这种城市化进程的应运而生。
以占据画卷中央的第二段落虹桥部分来说，忽而有满载货物的航船驶入虹桥，四下看客众多，忽而有骑马和坐轿的两班人在桥头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忽而又有赶毛驴的平民老汉，人声嘈杂，指手画脚，整个场面沸沸扬扬，即便远隔千年，我们似乎仍旧能依稀闻见北宋都城的市声喧腾。
而最能凸显北宋都市生活细节的，则是画面里鳞次栉比的各类店铺和街肆上的诸般热闹。
按唐制，唐朝的居民区分为大小不等的114个“坊”，“坊”与“坊”之间，“坊”与“市”之间，以高大的“坊墙”或“市墙”隔开。唐时每天早起鸣钟，各坊门闻声启，百姓行一日之事，待日落鼓响，各坊门亦随着城门同时关闭，实行宵禁，违者称为“犯夜”。而行贸易之事的“市”，也须依鼓钲而行，“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除了时间上的限制，唐代对集市贸易还有空间上的规定，换句话说，这种全面管理方式固然使城市商贸生活有序规范，但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城市生活的多元发展。
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的界限不复存在，也不再有钟鼓之声来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相反东京城的夜市日益兴旺，政府亦不加禁止，宋徽宗年间则臻鼎盛。据《梦华录》所述，北宋后期的开封城里，条件好些的市井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的，夜市要闹到夜半三更，而消歇一时，“才五更又复开张”，即便寒冬风雪抑或阴雨满天，也不停市。甚至《铁围山丛谈》卷四载，时人颇受蚊蚋之苦，但独独都城马行街无蚊蚋。因为此地酒楼繁盛，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天要待四更方歇，竟然连蚊蚋亦无滋生繁衍之地。
换言之，传统的“坊市”制度此时已彻底为“街市”制度所取代：城中居民区与商业区互为交叉，街衢互通，商业时限也被打破，日常生活与商业贸易更趋便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清明上河图》里已经可以看出当时城市生活的多元丰富了。譬如当时已有平民居所和贵族宅第的区分了，不少豪宅还租赁给赴京师游学的青年士子，并针对不同客户有不同的房屋租赁，用今天的话说是细分市场;还有奢侈品商店，如画中的“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铺”，卖的就是海运进口的高级化妆品和香料;气派豪华的高级饭店，如“孙记正店”，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门前屋顶上都搭建了华贵的欢门彩楼，在这里，你能喝到东京最好、最贵的酒，八十文一角的羊羔酒和七十二文一角的银瓶酒;开封城里的知名饭馆很多，菜品亦丰，顾客可“任意索唤”，店内的小二也十分专业，“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上菜速度也快得惊人，“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此外还可见到市场里大胡子说书人正兴致勃勃地说书，四下围观者颇不乏人。
据统计，北宋税收最高达1.6亿贯，换算成今日的美元，则当时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由此使得12世纪初的开封城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造成一种现代经济形态和物质文化生活的出现，但赵宋王朝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并不同体趋时，尤其是在整个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自然也就产生了日后种种矛盾之事。
因此，在感慨《清明上河图》的一纸写尽千年繁华的同时，我们其实更该留心的是张择端在繁华背后的省思和担忧，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极其卓越的国家，如何最终在民物富庶中走向衰落荒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