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的宝物，除了现如今仍然传世的，还有很多是失踪不见了的，也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去了哪里，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了，毕竟在历史的洪流中，越是珍贵的宝物越可能留不住。那么，我国古代有多少无价之宝?这些无价之宝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又分别是什么来历呢?
1.随侯珠
它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随国的珍宝，也称为“随珠”，与“和氏璧”并称为“春秋二宝”，不过和氏璧因“完璧归赵”的典故名声大噪，随侯珠就显得格外“低调”了，而据《淮南子》记载：“随侯之珠，卞和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
随国是西周初在湖北分封的一个姬姓诸侯国，还有一个名字是“曾国”，但史籍记载了“随国”一名，不曾写有“曾国”，直到曾侯乙墓出土，考古学家认为“曾国”即是随国。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伐随，随国兵败，后随侯珠流落在了楚国，楚国被秦国灭亡，秦始皇获得了随侯珠，此后便再无记载，至于随侯珠去了哪里，是不是成了秦始皇的陪葬品，无从得知。
随侯珠的流失同随国的衰亡是相联系的。早在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开始伐随。随国经过几次顽强抵抗最终败于楚国。随侯珠是什么时候落入楚王之手，尚未见史料记载。直到公元前350年左右，楚宣王得知秦派使者观看楚国的宝器，便召令尹子西问道：“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由此可见随侯珠确实流落楚国。
楚被秦灭后，秦始皇拥有了随侯珠及和氏璧。我们从李斯的《谏逐客书》中完全可证实这一点。他上书劝谏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意思是说，现在您陛下得到了昆仑山的美玉，拥有随侯珠、和氏璧，身上垂挂着明月之珠……而这些珍宝都不是秦国出产的，陛下却十分喜欢，这是何故呢?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意见，停止逐客令。秦始皇命李斯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工孙寿刻在和氏璧上，成为皇帝的“玉玺”。刘邦灭秦后，和氏璧成了汉诸帝王的“汉传国玺”。此后历时1600年，经历100多位帝王之手。可随侯珠从秦始皇以后便无下文。有人考证，随侯珠随秦始皇殉葬，在墓室“以代膏烛”。
2.秦始皇的传国玉玺
据秦朝丞相的《谏逐客书》，里面讲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意思是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获得了随侯珠、和氏璧。
后来李斯奉皇帝的命令，用和氏璧镌刻而成，上有“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是我国历代正统皇帝的凭证，若是登上了皇位，而没有传国玉玺，就会被讥称为“白版皇帝”，为世人所轻蔑。
但历代各朝，你争我抢，不少人想要登上皇位，使得传国玉玺在人世浮浮沉沉，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再不见踪迹。
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自宋代起，真假传国玺屡经发现。如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咸阳人段义称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的“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13名官员“考证”，认定是“真秦制传国玺”的玉印。然而，据后世人考证，这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而玩的把戏。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相传元末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曾被后金太宗皇太极访得，皇太极因而改国号“金”为“清”。但清初故宫藏玉玺39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玺者，却被乾隆皇帝看作赝品，可见传国玺的真真假假实难确定。据说真正的传国玺是明灭元时，被元将带到漠北了。真正的传国玺是否和氏璧所为?又流向哪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明清两朝人士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已经与以往时代有所不同。据《明史·舆服志·皇帝宝玺》载，礼部尚书傅瀚谈及地方送来的传国玺时评论道：“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已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清高宗御制《国朝传宝记》也说：“会典所不载者，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若论宝，无非秦玺，既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又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
《史记》记载有：“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防止人民反抗，因此尽收天下之兵，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像，一传是秦始皇防止金属流通，收集天下的金属所铸成，又一称是说秦始皇用大禹的九鼎铸造而成，然而秦朝被灭后，十二铜人并不知所踪了。
《三国志·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第六》载“(董卓)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九《孝灵皇帝下》：“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雒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铸之，由是货贱物贵，谷石至数万钱。”
《正义》引《关中记》云：“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徒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徒之邺，苻坚又徙之长安而毁之。”
《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略》曰“是岁，徙长安诸钟虡、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馀，置内殿前。”
《后汉书》也记载“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
正史《三国志》《后汉书》与《资治通鉴》均记载董卓毁铜人铸成铜钱应该可信，“悉椎破铜人 ”与“悉取雒阳及长安铜人”之“悉”是“尽、全部”的意思，也就是说十二铜人都毁于董卓之手，而 《关中记》非正史，其可信性本身是需要打折扣的，其记叙的内容也有探讨的地方。而《魏略》倒是说到了有2个铜人，不过是现铸的，并不是很多人说的董卓毁了十二铜人之十，留了2个被魏明帝带到了霸城。然而正史只说“铜人”而没有说“十二铜人”或“秦铜人”，这也留下了值得商榷的地方：董卓毁掉的铜人真的是秦始皇所铸的“十二铜人”吗?
关于十二铜人的迁移，只有在汉朝时从咸阳被搬迁到长安的记录，在董卓之前并没有从长安迁出的记录了。而董卓销铜人铸铜钱，别说如史书记载的“悉椎破铜人”了，就是只需要一部分铜人来铸钱的话，估计以十二铜人那么大的目标是很难从董卓这个"铜人破坏神"的手下幸免的。
4.永乐大典
它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先后命当时的文学家解缙和姚广孝主持编撰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其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我国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但世人也不清楚这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去了哪里。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这首七言绝句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诗中赞赏永乐皇帝编纂《永乐大典》的良苦用心，对《永乐大典》收集佛、道典籍进行了批评，感叹历尽沧桑的大典流传下来已经不完整了。短短四句话，昭示了乾隆皇帝对《永乐大典》的认识。乾隆朝对《永乐大典》的挖掘和利用也都由这四句话看出端倪。
经过明代的战乱，《永乐大典》副本已经有所散失了。在皇史宬发现大典的徐干学说过，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可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永乐大典》的缺失还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当时因要从大典中辑佚失传的典籍，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大典缺失了2，422卷。乾隆皇帝深为叹息，下令在全国寻找丢失的《大典》，特别要在书贾坊林间“留心体访”。有人猜测，最早发现大典的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等人经常利用此书，可能把一部分带回浙江老家去了。乾隆皇帝就给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下了密令，要他们去徐、高等人家中宣示，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回家，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概不追究。可是徐、高后人坚持说没有见过大典，最后只得无功而返。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个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盗去。事发之后，乾隆皇帝闻讯十分恼火，严令缉捕、找回大典。最后盗人丧胆，趁夜悄悄将大典放到御河桥边，终被追回。而黄寿龄也被处罚俸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