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们就学习，中华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随着年纪增长，看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也会受到一些外界的质疑，很多怀疑的声音越来越大，认为中国其实根本就没有五千年，甚至夏朝也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一切，在良渚遗址中都得到了反驳，因为良渚遗址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的确有五千年，再加上良渚遗址成功申遗，更是世界对于我们文明史的认可。
7月6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提交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自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55处。
对于良渚申遗成功，中国国内许多业内人士的意见和积极推动良渚申遗的专家高蒙河先生一致。认为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此举标志着，国际上终于不再将其对中国文明史的起点锁定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而开始承认中国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说法是有依据的。
良渚文化是新时期晚期文化，根据最新碳十四断代测定并经校正，大体可以确定其生成年代在公元前2790年左右。
1936年良渚遗址首次被发现。其密集分布区集中在杭州余杭区瓶窑镇附近。以良渚为中心，散布于良渚、瓶窑、安溪三镇间。而其文化遗迹则遍布长江下游江浙皖三省的太湖流域。
良渚遗址于1959年正式定名，2012年总面积34平方公里的核心遗址区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今年1月26日正式申遗，如今终于如愿以偿。
根据目前的考古学成果，目前学界认为，中国有许多年代远早于殷商时代的遗址存在。如中国史学界普遍认同存在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以及比夏朝更古老的唐虞三代。
又如华北、东北部及东北、西南部的红山文化，陕西的半坡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等。
即便同在江南地区，也有余姚河姆渡文化等史前文化遗迹，足以证明中国土地上早已存在并发展着较高的史前文明。
然而唐虞三代和夏朝仅存在于后世文献记载中，迄今并没有一件文物、一处遗迹可确凿认定属于夏或夏以前的“王朝”。
据考古发现，年代相当于夏朝或更早一些的史前文化遗迹，虽然出土了大量文物、器具、农作物和牲畜残迹，足以证明生活在彼时彼地的古人已具备高度文化，但在那些遗迹中并未发现明显的王权痕迹、城池等防卫设施，无法证明当地已存在一个真正的古国，而不仅仅是一个聚落。
最初人们曾以为，良渚也是这样一个“聚落痕迹”。但是，在2007年，面积达300平方公里的“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重见天日，让人们对其的评价大大改观。古城出土，又辅以前后出土的玉琮、玉璧、玉钺等象征王权的玉器，复杂的水利系统和大量信仰用品，表明良渚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已存在一个王权清晰发达，拥有坚固城池和强大工具，存在明确阶级分化和统一文化信仰的真正国家。
国家的形成正是国际间公认的“文明起始标志”。
值得关注的是，大量玉器系从高级墓葬中出土，且基本可以用中国先秦文化的独特“语言”加以解读，如玉琮、玉璧、玉钺分别象征神权、政权、军权等。
良渚遗址发现的巨大水坝，需要至少一万人施工数年，测定年代(距今约5100年)甚至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得多。
这也充分证明了“良渚王国”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后勤、管理能力，彰显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也再度表明中华文化的起源，不仅仅在黄河流域。
良渚文化不应仅仅赢得国际间对“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正视，也应促使国内研究者和普通民众重新认识历史和文化。
长期以来，我们有意无意地将研究先秦乃至殷商文化史的目光紧盯在黄河流域和中国北方。
围绕着夏、商、周的“正史链”向上追根溯源，试图按图索骥地“重新发现历史”，而忽视了“中华文明早期未必只有一个起源”、“中华早期文明不同起源间存在渊源和相互影响”等等，这些被良渚和其它同期文化遗迹多次、反复证明的事实。
这种“为古人争正统”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影响了对中华文化起源的研究、发掘，也让“上下五千年”这一国内对中华文明史的认定，长期得不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令人鼓舞，也给人启迪、发人深思，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正确、全面、深入地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
正如一些清醒的学者所指出的，“不信者恒不信”。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仍会有许多国内外“疑古者”会以“未发现文字”、“不知国号”、“于史无稽”等形形色色的理由，拒绝将良渚文化列为中华文明正源之一，继续不承认中华文明的传承有五千年之久。
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能从中获得更多正确、科学的早期中华文明知识，得以更好、更深刻地理清自己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脉络和知识体系，这已是最大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