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汤恩伯将军的评价，有些宣传是不客观的。
汤恩伯能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获迅速提升并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主要靠的是其过人的统兵能力和不菲的战绩。
在抗战期间，汤恩伯将军是少数令日军最畏惧的国军将领之一;汤恩伯部是令日军畏惧的抗日劲旅，被日军华北方面军视为头号大敌和心腹之患。在数次大会战中，日军均以寻歼汤恩伯部为主要作战目标。汤恩伯第31集团军被日军称为“精锐的中核兵团”。
汤恩伯部南口血战闻名全国，而后在多次大会战(徐州会战[含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和豫南会战)中与日军精锐决战，重创日军，鲜有败绩。即使是在豫中会战(日军倾力发动的其历史上空前的、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号作战” [豫湘桂会战] 之强力首攻，其首要目的就是歼灭国军汤恩伯部主力)中，汤恩伯部不仅能在登封痛击日军，且能巧妙及时地突破日军重兵封锁而将主力完整撤出，粉碎了日军的围歼企图，令日军豫中会战之首要目的未能达成。在蒋介石称之为 “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的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其时日军直逼重庆的南大门贵阳，震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时，汤恩伯部则成为御敌中坚。
抗战期间，汤恩伯部常被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管辖的机动兵团，担当重要作战任务。
抗战后期，汤恩伯将军还率部参加湘西会战和桂柳反攻战役，痛歼日寇。
据说日本人曾高度评价两位中国将领：一位是被誉为“活关公”的张自忠将军，另一位就是汤恩伯将军。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视汤恩伯将军为“蒋介石麾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
此外，长期以来媒体依据与汤恩伯将军有隙的李宗仁将军的说辞，宣传所谓汤恩伯将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消极避战(实际上在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将军指挥第20军团相机运动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及媒体对豫中会战中所谓豫西民变(实际上主要是豫西民团武装及土匪武装趁战乱伏击、抢夺离散的国军部队。民国时期河南战乱频繁，故匪患猖獗，而豫西尤甚。豫西民团武装及土匪武装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战力之强悍，存在时间之长，全国罕见;而趁战乱伏击、抢夺离散部队以获取枪械及物资则是其拿手好戏，统治河南的吴佩孚、冯玉祥等大军阀的离散部队路过豫西时，亦常被缴械，豫西民团武装及土匪武装也伏击、抢夺中共领导的部队)的过分渲染，老朽认为有失公允。
老朽认为汤恩伯将军的主要过错有二：一是在河南治理不善，引起民怨;二是强调派系，对非黄埔系、非中央军的部队和人员歧视、利用和打击。这些都是事实。
汤恩伯将军在中原大力扩军，征收税赋，陡增民众负担。虽然是扩大抗日队伍，但也有扩张个人势力的因素。且由于广收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使部队良莠不齐。如有些收编的河南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军纪败坏，公然打着汤恩伯部的旗号扰民。本来当时河南已连续2年大灾(旱灾、蝗灾)，加之战乱，社会动乱，民生极其艰难，自然激起民怨(应当指出的是，主政中原的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汤恩伯将军焉能不被河南一些民众责骂。但也需指出，抗战期间国家经济财政极度困难(尤其是抗战中后期)，而作战养兵必然增加民众负担，汤恩伯将军被责骂亦有一定的客观因素。
国民党讲派系，令非嫡系的抗日将士心寒，造成国军内部离心离德，内战一开，对国军的负面影响立现。而汤恩伯将军尤其强调派系。冯占海第91师的遭遇，师长冯占海、旅长赵维斌和团长范广禄的遭遇，以及老朽自己在中央军的遭遇，使老朽对讲派系深恶痛绝。
评价汤恩伯将军，不宜强调党派立场，也不能从个人恩怨出发，应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考虑。在国家民族存亡之秋，在坚苦卓绝的抗战中，汤恩伯将军率部英勇杀敌，战功卓著，并成为令日军畏惧的一方大员，对国家民族是有功的。其过不掩功。“中国抗日名将” 的称号对汤恩伯将军是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