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钱办不好教育，有了钱不改革体制和机制问题，同样办不好教育
□“异地高考”不是无条件放开，而是着眼于推进教育公平，维护外来就业人员子女的合法教育权益
□素质教育不是无路可走，我们的实践证明，“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
□“异地高考”不是无条件放开，而是着眼于推进教育公平，维护外来就业人员子女的合法教育权益
□素质教育不是无路可走，我们的实践证明，“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
□当前的教育改革，远远超出了教育自身改革、局部教育改革、教育思想变革的范畴
编者按：前不久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两则教育领域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一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2年教育支出要占GDP的4%，呼吁了20多年的4%目标有望首次实现。二是很多家长关心呼吁的“异地高考”，终于打开了半扇窗——教育部长袁贵仁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正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迎接拐点，敢碰难点，教育领域正处于新的改革方位。地方教育部门该如何把握时机，寻找改革支点，使教育改革有新的突破？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还需要“上”与“下”的什么配套支持？这些问题无疑需要认真思考，积极探索。
作为全国率先以省为单位整体推进素质教育的地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以及率先试点推出“异地高考”方案的地区，山东的教改思路，体现了先行者的特点，也积累了先试者的感受。分享山东省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思考，也许更能帮助大家了解当前教改的痛点、难点与支点。
异地高考，希望推进教育公平
本报评论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2年教育支出要占GDP的4%，很多人据此认为，教育发展正在迎来“4%时代”。您对此乐观吗？
张志勇：当前，大家对教育的发展持有乐观的态度，感觉4%的指标落实了，中国教育发展就能进入快车道，其实远远不是如此。
没有钱办不好教育，有了钱不改革体制和机制问题，同样办不好教育。政府加大了教育投入，但如果我们不加快改革体制问题，教育经费的投入产出率会更低，中国的教育顽疾不仅难以治愈，恐怕还会更加令人担忧，老百姓也会更加不满意。
本报评论部：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教育改革的难点与两个词有关，一是“公平”，一是“效率”。“公平”是指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教育政策的统一化，最典型的就是很多家长联名呼吁的“异地高考”问题。而“效率”则关乎教育改革的目标、方向、过程，具体涉及基础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问题。我们注意到，山东在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率先的、有益的探索，比如首吃螃蟹推出“异地高考”政策，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这一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教育公平？
张志勇：首先，我想匡正一个概念。山东从2014年起放开的不是“异地高考”，而是“凡在我省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我省就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我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允许所有外省非山东户籍考生可以自由地到山东参加高考，而是规定了相应的前置条件。
我们出台这一政策是希望从山东省的实际出发，着眼于推进教育公平，维护外来就业人员子女的合法教育权益，并不是像有些人猜测的什么“吸引外省考生到山东参加高考”。我们感到，许多外来就业人员子女随父母在城里接受教育，如果再返回原籍参加高考，其教育环境、使用的课程教材与户籍所在地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让这些孩子回原籍参加高考，不仅很难适应当地的考试，还要往返奔波，对这些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
本报评论部：教育的公平与服务，不仅体现在“异地高考”的政策破冰上，也体现在一个地区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作为教育管理部门，如何推动这项建设？
张志勇：过去大家关注的焦点多是生均公用公费、标准化学校建设等，其实，这只是最基本的教育公共服务。事实上，教师培养培训、教育教学研究、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测、日常教学需要的课程资源，甚至中小学生的课外辅导和实践活动等等，相关费用也应逐步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以广受诟病的有偿家教为例，可在加强对公办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管理的同时，以县（市、区）或学校为单位，建立课外学习辅导公共服务平台，所需费用均由国家财政提供经费保障。再如，针对教辅材料泛滥，可探索两种服务方式：一是与课堂教学同步、必须配备的教辅，由财政埋单；二是拓展性教辅由政府埋单，放在网上供学生共享。这可从根本上制止教辅市场的泛滥，有效减轻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学生的课业负担。
素质教育，并非无路可走
本报评论部：素质教育的实施是一个关系未来的重大课题，但一直面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行”的尴尬境地。自2008年以来，山东在全国率先以省为单位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因此有了“山东样本”之说。这个“样本”最大的经验或者体会是什么？
张志勇：的确，实施素质教育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促进教育转型、让教育回归其育人本质的一个重大课题。说它是一个“老问题”，因为改革开放前它就以课业负担过重的形式出现，改革开放后又以“应试教育”的形式呈愈演愈烈的趋势；说它是一个“大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涉及每个家庭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涉及国民素质和国家竞争力；说它是一个“难问题”，则因为它涉及全社会教育理念、教育价值观的转变，涉及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甚至教育利益格局的调整。
但是，素质教育不是无路可走。我们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2007年以来，山东省委、省政府要求把素质教育作为全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重点，努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重点抓了四个方面：一是规范办学，依法治教，坚决查处了各种违规办学行为；二是以课程改革为核心，保障每个孩子具备基本的公民素养，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三是抓住教育人才队伍建设这个关键，推动了“教育家办学”，使山东省成为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评选中，山东集体和个人获奖数量占了全国13%；四是咬住体制机制改革不放松。包括改革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机制、普通中小学办学水平评价机制、中小学教师考核机制、中考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对实施素质教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本报评论部：近年来，改革的“顶层设计”被反复提起。一方面，“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但必须要有自下而上的动力，并与社会各个群体保持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顶层设计”的落地，也需要与“基层探索”实现对接。从你们的教育之路来看，当前教育的“顶层设计”该如何更好对接地方实践？
张志勇：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在进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深水区”，改革呈现出几个鲜明特点：一是远远超出了教育自身改革的范畴，必须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进行统筹谋划。二是远远超出了局部教育改革的范畴，必须放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全局中进行整体设计。三是远远超出了教育思想变革的范畴，必须对教育管理和教育权益相关方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
从我们的实践看，这种“顶层设计”可以体现在四项改革上。其一，是教育政绩考核体制改革，尽快出台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以切实纠正“经济发展看GDP，教育发展看升学率”的错误的教育政绩观。其二，是教育人才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教育家办学，加快教育局长、学校校长专业化步伐，让懂教育的人管教育，办教育。其三，是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教育、审计部门围绕教育经费的责任与权利边界要清晰，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其四，是教育评价考试制度改革，建立政府对教育部门、教育部门对学校、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切实规范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减少对学校的各种行政干预，保障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等等。
当然，上述改革，都是涉及制度层面的重大问题，甚至涉及教育利益格局的调整，迫切希望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加大试点力度，逐步推进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