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的法国巴黎，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议：再给凯旋归来的孟托班将军五万法郎作为奖赏，以表彰其卓越战功。话音刚落，议员们嘘声一片，脸上纷纷露出不屑的表情，他们觉得封孟托班为“八里桥伯爵”，又让他当上参议员已经够意思了，实在没必要再给他这么高的奖赏，“那只是一场令人发笑的战争”，因为整个八里桥之战，英军和法军加在一起……才阵亡了五个人。
百年过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影院，人们被一部叫《火烧圆明园》的作品吸引，其中清帝国骑兵被洋枪洋炮虐的体无完肤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许久难以忘怀。
八里桥位于北京郊区，始建于明朝，原名永通桥，因为距离通州八里，又称八里桥，跟举世闻名的卢沟桥一样，八里桥是拱卫京城的要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第二次攻破大沽，继而又占领天津，兵锋直指天朝的心脏帝都北京，八里桥是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关乎社稷存亡，只有守住此地，才能挡住洋人的军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日后此地一失守，咸丰马上就跑路了。
既然这个地方这么重要，守军的指挥官必然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此人叫僧格林沁，蒙古科尔沁郡王，咸丰皇帝的王牌。僧格林沁在道光朝并没有打过什么仗，四十多岁才首次上战场，但还是有比较高的军事水平。几年前太平天国北伐军突破临洺关，进入河北，京城岌岌可危。咸丰皇帝便派僧王出战，临行前特赐讷库尼素光刀，刀的名字虽怪，可来头不小，想当年“野猪皮”太祖皇帝就是配着这把宝刀，统一女真各部、血洗明朝军队，奠定了满清兴盛的基础。所以说这是清朝皇帝的祖传宝刀，自然轻易给人。如今形势危急，授予僧格林沁，自然是一种信任。
僧王不负众望，打败了太平军名将林凤祥、李开芳，剿灭北伐军，让咸丰喘了口气，被视为大救星。孰料内乱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又来犯境。第一次大沽之战后，天津失守，签订条约方退，因为怕列强卷土重来，咸丰派僧格林沁去整顿大沽炮台，僧王苦心经营，恢复元气，不久的第二次大沽之战，清军竟然取胜，联军被击伤击沉十三艘军舰，死伤数百人。可随后的第三战就没这么幸运了，英法联军改从北塘登陆，包抄大沽炮台后路，使大沽腹背受敌。战事不顺，咸丰生怕失去僧格林沁，特地给他下旨：“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于炮台，切要切要！”意思就是说打不过就跑，爱卿可千万不要做傻事跟洋人拼命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又说明了咸丰对僧格林沁的看重。
打过内战，又曾打赢过洋人，当年道光的葬礼也是他操办的。僧格林沁并非等闲之辈，靠本事获得信任，是咸丰拿得出手的将军了。而在麾下的军队中，蒙古铁骑是其最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从哲里木盟、乌木达盟、察哈尔调来的蒙古骑兵，还有从吉林、黑龙江调来的马队，他们的武器主要是弓箭、马刀，人数在一万人左右。剩下的一万多人步兵用的主要是鸟枪、抬枪、大刀、长矛等。在天朝，绿营基层士兵的命就是低贱，工资低，长官还克扣，饭都吃不饱，有的人晚上当兵，清晨集合完还要去捕鱼、务农，赚点外快。打仗的时候这些人冲在最前面当炮灰，死了以后官府送个头衔，给点钱了事，僧格林沁就曾多次上疏要求给士兵提高待遇，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官府发的武器就更不敢恭维，别说跟洋人比了，就算跟明朝的军队比，都不一定能够占优，明朝还是两百年前的朝代呢。如此糟糕的装备甚至让法国人都无力吐槽，曾有如下记载：
有些人在我们攻占炮台前没能来得及逃跑，他们都聚集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地站者着。他们把自己的武器都扔了出来，堆成一堆。我的天啊！那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武器呀！有一些是弯把子的火绳枪，样子古里古怪，式样老透了，使用既不方便，又没杀伤力，其中大多数都涂上了一层红颜色；还有一些则是弓、弩、标枪和几把坏刀。
战端即开，僧格林沁没有必胜的把握，感于咸丰皇帝的信任，悄悄上了个密折，劝皇帝溜到避暑山庄躲躲，刀剑无情啊。九月十八日中午，英法联军步步紧逼，僧格林沁指挥军队开枪还击，之后又调集骑兵从左右两路包抄，幻想和洋人肉搏。洋人哪有这么傻呢，直接开枪射击，在密集的步枪围攻下，骑兵纷纷落马倒地，不少马匹受惊回跑，反而冲乱了清军的队列，最终溃败。
见状，僧格林沁束手无策，只好在八里桥周围筑造土垒、战壕，把军队分布在东西南三路，准备做最后的挣扎。这一战清政府无论如何都输不起，大清国建立以来，什么时候首都失守过，这让天朝皇帝的脸往哪放？可实力摆在这里，又能如何呢？知道胜算渺茫，僧格林沁依然照会英国公使，其中有一句这样说：“如欲决战，本爵马步官兵，勇气未消，仍能拼死一战。”
二十一日，英军逼近八里桥，兵分三路。同时，联军统帅用望远镜观察战场，只见桥口处站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人，手上拿着面黑色大旗，那是僧格林沁的令旗，所有部队的长官都盯着这面旗帜，伺机而动。不久，令旗挥动。僧格林沁下令蒙古铁骑迎敌。蒙古骑兵向英法联军右侧猛冲，他们挥舞着弓箭、马刀，喊杀声震天，此时此刻，他们也只剩下勇气能用了。在距敌五十码的地方遭到密集又准确的火力射击，攻势受挫，又转而向左侧冲击，有骑兵一度冲至敌军指挥所附近，明知道是死，可蒙古骑兵还是一队一队地送人头，勇气可嘉。这时，法军第二旅向八里桥开炮，顿时桥上血肉横飞，清军伤亡惨重，尽管桥上堆满了同伴的尸体，可那个举旗的蒙古人岿然不动，炮弹落到了他的附近，溅起层层水花，但他始终屹立，直到被霰弹击中。僧格林沁亲自指挥马队在南路与西路的敌军之间穿插，企图将联军分割，各个击破。可清军将领胜保突然受伤，部队溃退，僧王孤军奋战，英军趁机抄清兵后路，清军只好且战且退，接受失败的现实。
打扫战场，遍地都是清军的尸体，他们阵亡超过1200人，而英法联军只有5人阵亡，明显的一边倒。先进的国家用科技打仗，落后的国家用人命打仗。因为消耗了大量弹药，北京城又近在咫尺，所以联军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稍作休整。
这一场战争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清政府一直认为他们的军队非常好，尤其是满蒙骑兵，只要准备充分，打野战应该是天下无敌的，可八里桥一战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告诉他们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洋炮有多强。满清统治者借此充分认识到西方火器的威力，为了使政权延续下去，也为了更好的镇压汉人的反抗。这批人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向洋老师求教，乖乖当学生，开展洋务运动。
其实翻开中国厚厚的历史书，不禁发现有一股力量始终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其时间很长，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那便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的中原汉地相比较，他们的经济比较脆弱，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便难以自救，需要南下抢掠谋生；文化水平也比较低，容易被汉化。但他们有一个难以企及的长处，那便是铁骑。晁错曾给汉文帝上《言兵事疏》，提到匈奴对汉朝有三大优势：“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匈奴人的马更优，骑射本领强，单兵耐力好。中原王朝与这些铁骑打仗，难免会力不从心，政权鼎盛的时候还好说，如果是王朝建立之初或者走下坡路时，就被动了。
所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被杀；汉初刘邦被围困于白登山七日，西晋永嘉之乱，长安洛阳沦陷，怀帝、愍帝受辱遇害。唐朝初年，玄武门之变不久，颉利可汗兵临渭水便桥，唐太宗不得已会盟。又过了几百年，北宋靖康之变，宋朝两位皇帝被金人掳走，崖山之战，南宋彻底被蒙古人消灭。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身陷敌手，崇祯二年，八旗兵在北京城下耀武扬威。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游牧民族不仅仅只是抢点东西那么简单，他们学习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渴求控制中原汉地。观察中国历代疆域图，细心思考便会发现，少数民族政权的南方疆界离海南岛越来越近。匈奴的疆域南到长城，北魏、金国的疆域南至秦岭、淮河，元、清则是全国，康熙曾经自豪地说他们大清朝不用修一寸长城，甚是得意，这是当然的，因为长城修起来本就是为了防他们的，现在满人进来了，难道防自己嘛？
满人、蒙古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全国，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蒙古铁骑和八旗铁骑，骑兵固有的优势被他们发挥的淋漓尽致，其鼎盛时期足以让人闻风丧胆，在欧洲人看来，铁木真和努尔哈赤这两个名字简直就是死神的代名词，虽然并未与后者交过手，至于中国人，对他们的感情则比较复杂。不过骑兵也有局限，当军队抵达河网密布的江南便难以展开，湿热的天气也使他们难以忍受，面对大江大海更是无能为力，这也正是完颜亮无法统一，蒙古人的江山不包括印度、东南亚、日本的原因。到这份上，就需要汉人的投诚部队帮忙了，于是吴三桂、孔有德、洪承畴应运而生。
元和清的建立是游牧人最辉煌的时期，俗话说：“水满则溢，月圆则缺，物极必反。”局势正悄然变化，世界步入热兵器时代。八里桥之战恰好能够反映这一点，满蒙骑兵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敲响了北方游牧铁骑的丧钟，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骑兵这个兵种正走向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机枪、铁丝网大行其道，西线战场骑兵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英法德三国解散了很多骑兵部队，而坦克的出现，则使这一兵种进入死亡倒计时。中国因为工业化水平比较糟糕，军队的机械化程度较差，骑兵依然活跃在战场上，开国大典上也有骑兵部队的身影，最多时，解放军一度有十万骑兵。但进入八十年代，巨变终于到来，随着军委一声令下，百万人脱下军装，一起离开的，还有骑兵这个兵种。
如今蒙古草原上，天苍苍，野茫茫，那里的牧民像他们的祖辈一样，悠闲地放着牛羊，喝着羊奶。曾经的马刀已经锈迹斑斑，强弓更多地出现在博物馆里，无论什么铁骑，毕竟是血肉之躯，抵挡不住坦克的钢筋铁骨，那些年金戈铁马横扫天下的情景一去不复返。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游牧骑兵的时代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