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1年正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宋仁宗很烦，跟西夏交兵迟迟看不到捷报;辽兴宗很恼，借机敲宋的竹杠——割地和亲，却得到了三个字“不同意”;李元昊很急，和宋打仗，青盐无法出口，穷得快要当裤衩了。
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曾真实地在再现了这个时期的微妙局势，只不过将辽兴宗换成了他的儿子耶律洪基。辽兴宗一旦御驾亲征，宋王朝必将陷入两面作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倒霉蛋儿。实际上，真正使三国走向和解的，并非乔峰乔大侠，而是两位杰出的官员，一个是大宋的外交家富弼，一个是辽国的退休宰相张俭。
张俭(962-1053)，北京宛平人，辽圣宗在位时参加科举，中了状元，出为云州节度使僚属，由于他生性正直诚谨，不喜虚夸矫饰，被长官誉为“一代之宝”，推荐给了辽圣宗。据说辽圣宗先前做过一个梦，梦见有四人侍奉于侧，赐他们食物每人两口，如今正好应验了张俭的名字，于是重用了他。这个梦很容易让人想起曹操与杨修的“一人一口酥”，不太新鲜。总之，张俭由此扶摇于仕途，没几年工夫，就升任同知枢密院事。1026年，又任南院枢密使(乔峰曾做过南院大王，枢密使是其副手)。辽圣宗去世前，拜张俭为左丞相，封韩王，将太子(辽兴宗)托孤于他。
辽兴宗主政时期，辽王朝可谓“雾霾”重重，世风奢华，吏治腐败，大兴冤狱，剽悍好战，等等(见《辽史》)。作为顾命大臣，张俭面临抉择：是躺在功劳簿上睡觉，任由小皇帝胡来，还是切实地负起责任来？张俭选择了后者。有一年都城里频发盗窃案，许多达官贵人家里也遭遇窃贼，有司严打，很快抓了八个人，说是案犯。辽兴宗闻报，下令斩首示众。没想到不久之后，却抓到了真正的案犯。这下子朝廷糗大了，原先被冤杀的八个人的亲属开始到处告状伸冤，张俭也多次提出要重新审理，还人家清白，追究当事官员的责任。问题是，最终下达执行死刑命令的是皇帝，辽兴宗气急败坏：“难道让我给他们偿命吗？”
皇帝固然不能偿命，但张俭想到了折中之法，他说：“既然知道那八个人是冤枉的，对他们的家小就该进行抚恤，大汗不妨多拿出点钱来让人家殓尸下葬，死者入土为安，生者明白了您的恩德，就不会再闹了。”辽兴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用内帑(私房钱)向死者家属赎了罪。史料里说张俭“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一个封了王、又被皇帝加尚父衔的当朝宰相，能长期穿破旧的袍子，死磕陋俗，当然是不易的。他与辽兴宗的关系，有点像孔明与刘禅，但其清廉，却胜过孔明，如“食不重味”，即每餐一个菜;如“月俸有馀，给亲旧”，是说他家无余财。这在崇尚奢侈华丽的辽王朝官场中，显得格外难得。关于张俭的袍子，还有个有趣的故事。
在很长的一些日子里，辽兴宗都感到奇怪，为何尚父(张俭)的袍子那么破？且每次上朝下朝还总是这一件？于是就让内侍暗中用火夹穿个洞做上记号，后来果然证明他从未换过。辽兴宗就问了：“您的工资不够花吗？要不然给您涨涨？”张俭摇头说：“不，我的袍子穿30年了，舍不得换。”为官者直言进谏的精神是可贵的，但像张俭这种委婉的讽喻，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让皇帝明白“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的道理，因此更为可贵。说起来辽兴宗不能算个好皇帝，但在张俭的辅佐下，史家说“裨益为多”，当不是虚妄之语。
1039年，宋仁宗出兵西夏，李元昊因为娶了辽兴宗的一个妹妹，所以请大舅子帮忙。此时辽宋之间已然和平了40年，辽兴宗心里痒痒的，也想乘机跟宋王朝玩点手段，提出对晋阳地区和瓦桥关南十县的领土要求，还希望宋仁宗选一位公主嫁给耶律洪基做老婆。1041年正月，王拱辰(李清照的曾外祖)在宋仁宗的授意下，写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国书答复辽兴宗，大意是：想割地，没门儿;想要钱，可以商量;想和亲，那就不给钱;如果说服李元昊归顺大宋，可以给二十万，否则就只有十万，您瞧着办。
辽兴宗气得够呛，打算御驾亲征，此时张俭已经退休，按惯例，皇帝到臣子家，御膳房得派人先行准备膳食，此举被张俭婉拒，他仅给皇帝准备了一碗葵羹汤饭。葵，即葵菹，古代的一种蔬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菜汤泡饭，辽兴宗居然吃得津津有味。看来大鱼大肉吃多了，换换粗茶淡饭，也是一种享受。饭后，辽兴宗说宋朝如何如何不恭敬，想亲自上前线，张俭说这种事儿找个使者过来问问即可，何必劳驾皇上远征。一碗汤饭，让皇帝心情倍儿爽;一次劝谏，化刀兵于无形。就为官而言，张俭身上的闪光点确乎不少，毕生廉洁自不在话下，能够“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心系社稷，造福百姓，这种实干精神与实干意识，当得起一代贤相之名。
